我没费多大的工夫就找到了他，这个在棋局结束后慌忙离开的人此刻正躺在上层甲板的椅子上看书。趁此机会，我开始细细地打量他。他瘦削的脑袋下枕着枕头，神情看起来有些疲惫。我突然发觉他并没有多大的年纪，但那张脸却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两边的头发也都花白了。我心里腾起一个奇怪的想法，连我自己也很惊讶，但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他的衰老似乎是一夜间出现的。观察完后我朝他走去，才走到他身边，他就恭敬地站起来迎接我，向我简单介绍了自己。他的姓氏听起来很耳熟，我想起这是一家奥地利贵族的姓氏，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据我所知，这个家族中有一人和著名作曲家舒伯特是非常好的朋友，还有一人则是奥地利宫廷御医。我称呼这个陌生男人为B博士，并和他说了明天下午比赛的事情，请他无论如何也要答应下来，而他在听说了之后表现得很吃惊。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是在和世界象棋冠军对弈，居然还取得不错的成绩。我觉得他对这件事情相当在意。因为他在得知对手是世界冠军后，疑虑地问了我好几次，是不是真的确定那位棋手就是名扬天下的国际冠军。我恍然大悟，明白了他的意思，心里不禁感到一阵轻松，看来他已经决定和琴多维克比赛了。不过B博士是一位有修养、做事一丝不苟的人，关于失败后麦克柯诺尔将支付酬劳的事情，我私自决定还是不和他说比较好。B博士思考良久，终于答应了明天的比赛，不过他对我说，希望我和其他几位先生不要对他抱有过多的信心，他不想让大家失望。
“要知道，”他脸上浮现出一丝神秘的笑容，对我说，“我对象棋的规则了解得并不全面，关于这一点，我没有欺瞒的意思。自我读中学后，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我确实没再下过棋，这不是我过分的谦虚。并且那时候我只是个低级棋手，没有多少高超的水平。”
他神情自若，一点也不像在骗人，我也就相信了他的话。但他能记住每个象棋高手下过的棋，记得每一步是怎么走的，我不得不说这是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我对他说，就算几十年没碰过棋盘，肯定也曾深入地研究过象棋吧。
那丝神秘的笑容再次出现在他的脸上。
“深入地研究？谁知道呢！也许是有过吧。我确实了解很多象棋方面的知识。但我的研究是在一个不同寻常的环境下发生的，这个环境算得上是独一无二了。其中的过程很复杂也很冗长，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故事来看，正好可以对这个美好的世界进行一番解说。把它说出来大概会耽误您半小时的时间，要是您想听的话。”
他用手示意了下另一张放在旁边的椅子，我坐下去，算是对他作出了回答。此刻甲板上只剩下我们俩。B博士看书时戴着老花镜，现在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旁边，然后开口说道：
“您说您对我家族的姓氏略有耳闻，因为您也是维也纳人。不过我猜您没听说过我和父亲一起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后来我便一人担起事务所的全部事情。事务所不为人知也是有原因的，那时我们从不受理公众熟知的案件，客户也是一些熟人，我们不和陌生人接触。到最后，我们的事务所已经抛掉了基本的法律业务，只为私人或企业担当法律顾问，另外就是替几个大规模的修道院管理财务。这些修道院和我父亲的关系很密切，他之前是天主教政党的参议员。现在虽然废除了皇帝制度，但那时还是存在的，因此我们还有一项工作，就是为一些皇亲贵族保管他们的财物。我的其中一个叔叔是宫廷御医，还有一个叔叔是寨滕希特顿修道院的院长，所以我家和皇族，以及教会的关系非同一般，早在两代之前就有联系，而我们只需维持这种联系即可。那些人从前一辈的人那里获得了信任和忠诚，也就不会对我们心怀戒备，我们必须肩负起祖宗留下来的事业和任务。这份工作必须要我们有绝对的忠心和谨慎的言行，我的父亲恰好就是这样的人。他凭借自身卓越的能力，在经济出现危机和朝代更换的时候很好地把客户们的财物保存下来。当希特勒掌控德国之后，便大肆搜刮教会和修道院的财物，这时我们则忙着和外国机构协商，通过外部势力把尽可能多的财产转移出去，以免纳入希特勒手里。皇族和梵蒂冈的天主教教廷在私下有过不少接触，多和政治有关，外界虽然也听说过其中的一些事情，但我和父亲知道的远比这些多很多。多亏我们行事低调，做事小心谨慎，事务所门口连块牌子也没挂，才让我们避开了那些怀着好奇或者恶意的势力的探究，那时我们和拥护皇帝的一派来往甚密，所幸没被人发觉。我们的事务所位于一栋五层大楼里，很不起眼，想来奥地利政府这些年肯定不会知道，皇室的联络员会在这样一间小小的事务所里进行消息传递。”
“很久以前，在纳粹党对其他国家发起大肆侵略之前，他们召集了很多底层百姓，这些人都经受过伤害和屈辱，就在德国周边的每个国家里，纳粹党人把他们训练成跟军队一样精练和恐怖的队伍。然后把这些人安插进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些人就是纳粹党的眼线和间谍，甚至两位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和舒什尼格的私人宅院里都有他们的人。我们那间不起眼的事务所也不能幸免，等我有所察觉之后，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这个间谍外表看上去可怜兮兮的，当时我想让事务所看上去显得和普通事务所没什么两样，正好一位神父推荐了他，我就把他留了下来；他的工作无非是外出跑跑腿、接电话和收拾文档，重要的事情我从不会差遣他去做，那些文档也是无关紧要的。来信他也不能拆阅。每一份机密文件都是我亲手打出来，只打一份，以免产生后患。那些重要的文件我都小心翼翼带回了家，若需要讨论事情，地点通常是在修道院院长和御医的办公室里。正因为我们保护工作做得十分严密，那个间谍找不到任何他想要的东西。可是，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那个狡猾、充满欲望的人发现我们派给他的工作都是些杂活，又注意到我们某些时候的行动神神秘秘的。他也许是趁我们不注意的时候拆看了信件，也可能是某位联络员不小心说漏了嘴，没有依照规定用‘贝恩男爵’代替‘陛下’这个称呼——总之，我还没发觉他的可疑之处，他却已经把我们的情况报告给上级，然后接到从柏林还是慕尼黑传来的消息，让他对我们实施监控。我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后，才记起他的突然转变，以前他做事总爱偷懒，漫不经心，在我被抓的前几个月里，他却变得热心主动起来，有几次他说的奉承话真让人感到恶心，还非要帮我去寄信。我承认没有及时发现这些令人起疑的事情，但是那时期里最有能力的官员和军人在希特勒的残害下都不能幸免，我又能如何抵抗呢？那些罪恶的人已经把魔爪伸向了我，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实了这一点。舒什尼格刚宣布辞去总理职位的那天晚上，也是希特勒进军维也纳的时候，而我就是在那时被纳粹党人抓捕了。当收音机里传出舒什尼格宣布辞职的声音的时候，我感到大事不妙，立刻把一些极为机密的资料烧掉，剩下的资料，还有几个修道院和两位公爵放在外国的财产保管书，都被我秘密放在一个竹篮里，用几件脏衣服作掩护，然后让老女管家把篮子带去叔父家，这位老人忠心耿耿，值得托付。我刚做完最后一件事，纳粹党人就冲进我家，真的只差一点点。”
说到这儿，B博士停顿了一下，点燃一支雪茄抽起来。在火光下，我看到他右边的嘴角不自主地抽动了几次。早在下棋时我就有所察觉。这样的抽搐每隔一会儿就会出现。虽然时间很短，动作幅度也不大，不注意根本看不见，但让他的脸看起来时刻挂着忧虑的神情。
“可能您认为我接下来要说那些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奥地利人吧，那些人热爱祖国，坚决不向列强屈服，为此受到不少折磨、侮辱和鞭打。这种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我属于另一种类型的俘虏。我没有和他们关在一起，那些人遭受了希特勒惨无人道的折磨，他把所有的愤恨和不满都发泄在他们身上，可怜的百姓们身心俱碎。我属于的那一种俘虏并没有太多的人，但却是有价值的人，纳粹党企图从这些人嘴里得到重要情报，比如财富和其他机密消息。我没有那么多利用价值，希特勒的人本不会注意到我，但是有消息告诉他们，我是维也纳王公贵族和教会的财产委托人、保管人，还是他们的重要联络人员。若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一点线索，就能控告教会和修道院掩盖财务拒不上交；还可以借此污蔑皇室，所有拥护皇室的人也将被逮捕。他们预感到从我们事务所转移出去的财物仍旧好好地保管在某处，有消息能证实这件事，同时他们也知道得到这些财富并非易事。于是他们把我抓了进去，准备用他们对付别人的那一招来对付我，已经有很多人被迫屈服在他们的淫威下。我们都是些有利用价值的人，因此不会被关在集中营里，相反还能得到优待。您一定听说过，舒什尼格和罗特希尔德男爵（纳粹企图利用他从他的亲戚手里骗取几百万元）没有被囚禁在高高的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而是住在‘大都市酒店’——那是纳粹党总部的所在之处——他们一人一个房间。甚至是我，也得到了如此优待。
“能住在酒店的房间里——是不是觉得很不错？但是希望您能明白，他们之所以没把我们关进几十个人的简陋木屋，反而让我们舒适地住在酒店房间里，根本不是仁慈的表现，这么做只能证明他的狠毒心肠。我们身上有他们需要的情报，他们不靠暴力来得到情报，他们所用的手段要比暴力更加阴险、恶毒，也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能想得到的最残酷的办法——让一个人和外界永远失去联系。他们没有折磨我们的身体——我们和外面的世界失去了联系，周围一片死寂，相信人们对这种感觉并不陌生，当身边没有任何人、任何事物、任何响动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多么惶恐不安。他们让我们待在真空环境的房间里，一个无法触碰到外面世界的房间，不需要鞭打或者虐待，等我们忍受不了无边的寂寞，自然会求他们放了自己，那时他们就能得到想要的情报。第一眼看上去，我住的房间和别的地方没什么不同：一扇房门，一张床，还有一个小沙发，一个脸盆，一扇装有木栏的窗户。门不管白天黑夜都不会打开；没有书，也没有纸笔；窗外不是风景，而是一面砖墙，用来防火的；整个房间都是空荡荡的。所有的私人物品都要收缴：手表没了，不让我知道时间；笔收走了，不能写字；小刀也收走了，怕我自杀；连雪茄都要没收，这可是最后一点能安慰人的东西了。门外有人值班，这也是进房间后唯一能看见的一个人，但是他不能和我说话，不管我怎么问怎么说，他都不会吐露一个字。整个大楼都静得可怕，从没听见有别的声音。从早到晚，循环往复，我看不见新鲜的人和物，听不到一丝声音。我就像一个游魂，形单影只，周围是几个死气沉沉的物件——脸盆、桌子、床和窗户；恐怕待在海底潜水舱里的潜水员也不过如此吧，只有寂静陪伴左右，甚至舱外那条连接到岸边的绳索也不见了，只能永远待在黑暗又压抑的海底深处。我无事可做，没有东西给我看，没有声音让我听。我仿佛漂浮在一个外太空，失去了时间和空间，将一直如此活下去。无聊的我在房间来回走动，大脑已经一片空白，只能机械性地跟着身体走动，来来回回。按理说，思想是不受控制的，没有形状没有实体，但它也需要一个能让它集中起来的东西，否则它们就会四处游荡，毫无意义地到处乱闯，总有一天它们会因为空虚和寂寞而变得疯狂起来。也许你在早上祈祷这一天能发生点事情，你等啊盼啊，一天过去了，什么都没有。你不甘心，仍旧存有希望，可是你等到头痛欲裂，也盼不来一个微小的变化。你还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一个人。一直一个人。
“这种日子持续了两周，我简直就是在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地方生存着。如果恰好在我被关押的时候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比如战争，我绝不会知晓；这个房间就是我的整个世界，门以内，窗户以内，墙壁以内，加上床、脸盆、沙发和桌子。我经常盯着一面墙上的壁纸，也不知看了多少次，看了多长时间，以至于壁纸上的图案已经烙在我的脑子里，不可磨灭。然而，这种生活结束了，对我的审判即将来临。毫无预兆的，也不知是在白天还是晚上，我被人带出了房间。走过几个走廊，前面是我不认识的地方；在陌生的地方停下来等待了片刻；然后被带到一张桌子旁，几个军官已经坐在了那里。桌上摆着不少资料，我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随后他们开始询问我：真的假的问题穿插在一起，有些答案显而易见，有些则令人不知所措，有些问题是在暗中试探，有些则是为下面的问题做铺垫，还有些问题就是一个陷阱，等着我栽进去；我在那儿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却忙碌地翻看这桌上的资料，我不清楚上面究竟是什么内容，他们还不停地在纸上写着什么，我也一无所知。在我被审讯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纳粹党对我的事务所掌握了多少情况，还有哪些是他们不知道，并且想从我这里得到的。之前我便告诉了您，我把一些重要的可能会成为证据的文件都交由女管家，让她带给我的叔父，可是叔父有没有收到，收到后是否藏了起来，我不得而知。那个事务所里的间谍到底得到了多少证据，我也不知道。他们获得了多少信件？也许在我被关押的期间，他们已经从修道院的某位行事不谨慎的神父那里得到了些情报，但是有多少呢？他们反复逼问我。我为哪座修道院买了哪些证券？我的工作需要和哪些银行交涉？一位名叫某某的人我是否熟识？他们目前了解了多少情况，我不知道，因此我的回答将改变局势和很多人的命运。要是我把他们还没了解的情况说了出来，就会危及其他人的安全；要是我一件事也不承认的话，他们肯定会更加恶毒地对待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