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后凯恩斯主义形成了两大主要支派：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詹姆士·托宾和罗伯特·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Neo Classical Synthesis）或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Post Keynes Main Stream Economics），另一支则是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庇罗·斯拉法和尼克拉·卡尔多等人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New Cambridge School）”或称“后凯恩斯经济学”（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所谓新古典综合实质上是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综合在一起，这一综合的核心思想是，只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活动，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能避免过度的繁荣或萧条而趋于稳定的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如均衡价格理论，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等等）将再度适用。20世纪70年代中叶，该学派在面对经济中的滞胀问题时，无法提出有效的治理对策，就连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缪尔森也自叹无能为力，逐渐失去了统治地位。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完全取代新古典综合派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的经济学流派的出现，因此新古典综合派在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在经济学界还将处于一个极为重要地位{1}。
1956年，琼·罗宾逊发表了她的《资本积累论》一书；同一年，卡尔多发表了《可供选择的收入分配理论》一文（英国《经济研究评论》1955—1956年第23卷第85～100页）。两人都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增长理论，这两个文献标志着新剑桥学派的诞生。他们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之间就资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促进了新剑桥学派的资本理论、分配理论和增长理论的形成。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滞胀”现象，主流经济学也随之陷入危机，促使后凯恩斯货币理论、就业理论和通货膨胀理论的形成。90年代后，在前苏联解体、金融市场自由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公共政策、经验分享和经济全球化的效应等问题开始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家主要关注的问题。
3.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ism）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国新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是相对于原凯恩斯主义（Original Keynesianism）而言的，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相对应的是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Original Keynesian Economics）。
新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成员有：哈佛大学的格里高利·曼昆、斯坦福大学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普林斯顿大学的本·伯南克等。尽管凯恩斯主义的衰落使得经济自由主义一时风起，但是这些新凯恩斯主义者认真考虑各个学派对原凯恩斯主义的批判，对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进行深刻的反省，同时积极吸纳和融合其他各学派的精华与有用的概念、论点。通过将大量最新的分析方法引入到经济研究中，并对各种有用的经济观点兼收并蓄，提出很多新颖的观点，新凯恩斯主义极大地推动了凯恩斯主义的发展。
（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是西方经济学界公认的博学多闻、兼收并蓄的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外，自成体系，他推崇经济学家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但摒弃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静态与比较静态分析的理论模式，创立了动态均衡论，建立了一套从经济体系内部因素来说明经济动态现象的“动态的经济发展理论”，并将历史分析、理论分析和统计分析相结合，系统阐释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1}。在对传统理论的辨析中，熊彼特清晰勾画出静态运行和动态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生活图景，解释了利润、资本、信贷、利息等重要的发展现象，完成了对经济周期的考察。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
在1912年出版的早期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熊彼特开创性地提出“经济发展理论和创新思想”。在他看来，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个概念包括5种情况：
（1）采用一种新的产品。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
（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
（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
（5）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
所谓“经济发展”，从根本上讲，不是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所认为的基于人口、财富的累积性增加而造成的规模扩大或简单量变，而是经济生活内部蕴涵的实质上的自发性突破。它是由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所引发的经济生活内部的一种创造性变动，需要通过引进“新组合”，进行创新来实现。因此，“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实质，“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现象。
2. 企业家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灵魂
在熊彼特创新理论中，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实质，而领导和发起创新的创新者——企业家，则是“创新”、生产要素“新组合”以及“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灵魂。
熊彼特不接受大多数人认可的马歇尔的企业家定义，即将企业家的职能看成是最广义的“管理”，他也抛弃了把企业家看成是风险承担人或资本所有人的观点。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不同于普通的企业经营者和资本家。企业家必须富于创新意识，具有先见之明。企业家的职能在于用不同于以往的全新方法把生产诸要素组合、集中起来，进行经营，继而使其增值。而且，也只有在他将这些新组合起来的要素按照新的方法付诸运行的特定阶段，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反之，一旦这种方法在某一天落于陈旧，企业经营停步不前，他也就变得与静态经济里的普通管理者毫无两样。因此，企业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态。
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是大量重要现象的动力。”企业家的行为以“创新”为特有目的，而创新需要改变循环流转的渠道，需要打破固有的生产环流，需要面临不确定的前景，需要克服习惯的阻力……这些都依仗企业家坚强的意志和巨大的心智努力。企业家的意志和行为是创新活动的关键、灵魂所在。
3. 经济周期是经济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构建了以企业家、创新和信用创造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理论之后，熊彼特又将目光转向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历史进程，得出了以创新活动来解释的经济周期理论。
熊彼特运用创新理论分析经济周期的形成和特点。在他看来，“创新”改变了原本均衡静止的经济过程中固有的生产环流，新组合在生产和经营上更加富有效率，它可以使进行创新的企业和个人获取高额利润。利润又进一步诱导了追随和模仿。当社会一旦了解到“创新”活动有利可图，就会趋之若鹜。新企业不断出现，行业改组随之到来，整个经济领域出现了应用这些创新的热潮。热潮又随之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经济的期待，投机开始出现，信用扩张，最终繁荣遍及整个经济体系。当创新活动一旦被社会消化，新产品大量上市，价格下跌，利润消失，不再有利可图，新的创新活动又尚未出现时，整个经济就进入了清理状态：新企业需要经受考验以加入生产环流，老企业需要面对被创新改变的市场状况做出调整，部分经营失误企业会倒闭或破产，从而造成商业不振，经济不景气。经济不景气持续一段时间之后，新的“创新”活动再次出现……如此周而复始。创新不断从内部革新着经济结构，不断地破坏旧的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进而形成了资本主义风起云涌的发展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打破均衡的“创新”活动并不连续均匀地分布在时间序列之上，而是“如果一旦出现，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地出现”。创新的性质不同，影响有大有小，大小各异的“创新”活动则引起长短不一的经济周期。熊彼特曾提出长、中、短三种周期并存的复合模式：长周期（康德拉季耶夫波，历时50年或略长一点）、中周期（尤格拉波，平均约为1～9年）和短周期（基钦波，平均约为40个月）。熊彼特宣称，从历史统计资料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周期变动，特别是“长周期”的变动，与各个周期内的生产技术革新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它对应着历史上重要的技术革新，把资本主义百余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长波”，每个“长波”的标志是各个时期的主要技术发明和它们的应用，以及生产技术的突出发展。第一波大约从1783年到1842年，是所谓的“产业革命时期”。第二波从1842年到1897年，是所谓的“蒸汽机和钢铁时代”。第三波从1897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是所谓的“电气、化学和汽车时代”。在他看来，几种周期并存且相互交织的情况（一个“长波”大约包括6个“中程周期”，一个“中程周期”大概包括3个“短波”），正好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创新理论”的正确性。
（三）凯恩斯、熊彼特之争
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念马克思逝世周年，凯恩斯与熊彼特诞辰周年，留给凯恩斯的篇幅是熊彼特的3倍。然而，美国《福布斯》杂志却使用熊彼特的头像作为封面，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撰文《现代预言家：熊彼特还是凯恩斯》，对两人做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类比，“在某种方式上，凯恩斯和熊彼特重演了西方传统中最著名的哲学家的对抗——最有光彩、最聪明、最难以击败的诡辩者巴门尼德和反应缓慢、丑陋但却富有智慧的苏格拉底之间的柏拉图式的辩论。在两次大战期间，没有人比凯恩斯更有光彩、更聪明；而熊彼特则相反，似乎平平常常——但他有智慧。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可见，对于凯恩斯与熊彼特的学术之争，众人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尽管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一直为人所称道，但数十年来，真正风行的却是宣称应由政府主导和控制秩序的凯恩斯主义，比起熊彼特理论所带来的“创造性的破坏”，人们更愿意选择巨型企业主导下的有序社会，即使这样会带来僵化的体制和官僚主义的盛行。
2009年新年伊始，华尔街日报便喊出了“我们又成了凯恩斯”。确实如此，在这次金融海啸的巨大冲击面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由自主地成了凯恩斯主义者，都在积极采取凯恩斯所建议的策略应对危机{1}。
在高失业率时期，信誉良好的政府应该通过赤字开支扩大需求；在低失业率时期，政府应该归还因此欠下的债务。通过这样一个表面上看来非常微小的程序变动，资本主义体系就可以保持稳定，而无需彻底的“外科手术”。这便是于20世纪大萧条期间出版的凯恩斯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中的一个核心思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甚至认为，20世纪大萧条之所以持续长达10年之久，是因为罗斯福的新政支出不够。但他似乎忘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巨额开支没有任何收获，除了留下沉重的债务及伴随近乎零增长的经济外。
凯恩斯有一个很著名的看法，他认为：“经济学的思想，无论其正确与否，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的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者，也就是具有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干家自以为不接受任何观念形态的影响，却往往早已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对于社会最有威胁的并非经济既得利益，而是错误的经济思想。”由此可见，指导实践的经济思想多么重要，而事实也正是如此。
推动经济增长、进而增加居民收入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而劳动力是最革命的生产要素。处于金融危机漩涡中的美国，为什么没有出现资本的大规模外流？为什么美元相对于其他货币没有大幅贬值？答案就是，美国有强大的以人力资本为支撑的军事科技实力，还有时刻求新求变、能迅速适应外部冲击的体制机制，绝不仅仅是表面以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为标志的金融霸权。
与凯恩斯同年出生的熊彼特则强调企业家精神和创新，认为市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职能是把生产要素带到一起并将之组合起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把各项生产要素转向新用途、把生产引向新方向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因而资本的主要社会功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手段。
在2008年开始的经济寒冬中，大量公司倒闭、企业裁员，凯恩斯主义也越来越不那么管用，这时候，人们再次想起了熊彼特，“创新”、“企业家精神”、“创业”，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热门话题。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2009年3月中旬推出Entrepreneurship专辑，讨论当前经济萧条期的全球创业问题，提到在许多国家，政府部门对创业尤其重视，认为是打破目前经济不景气下的恶性循环，提高就业率和恢复经济活力的一剂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