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许多人都是依靠朋友的支持，从困难中走过，获得成功的。很多古今中外的名人们都用自己的心灵追随挚友，患难与共。
北宋时，当秦观一听到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立刻渡江赶到吴兴去问讯。苏轼被贬黄州，秦观托人带去书信及自己的诗作，苏轼立即写了回信。后来秦观受苏轼连累，也遭贬斥。两人就在各自的贬地诗书往来，互相劝勉。这期间，两人在海康相会过一次，秦观拿出自作的挽词给苏轼看，苏轼抚着秦观的背，万分感慨地说：“我常担心你未能参尽生死之理，现在叫我怎么说呢？！”秦观拿出自作的挽词，分明是说自己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看破了生死大关，再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对此，苏轼怎能不感慨万千。苏轼告诉秦观，自己也已写好了墓志铭，交给随从带着，没让儿子知道。当他们在一起谈笑歌咏，泰然作别的时候，他们在精神上已共同经历了一次生死的洗礼，而能以最坦然的心境去面对一切困厄，他们的友谊也由患难之交而上升为生死之交。
张学良晚年在对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时，记者问他：“您一生最佩服的人物是谁？”张学良不假思索地脱口答道：“是周恩来！”记者又问：“您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张学良答道：“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和周恩来再见一面。”古今人物中，不论一个人多么英明、伟大，人们对其褒扬时，贬低之声总是也相伴不绝，但只有一个人例外，他便是周恩来。
早在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周恩来就通过各方面杰出的表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驻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代表廖仲恺曾指着26岁的周恩来对他自己年仅16岁的儿子廖承志说：“他就是共产党的大将周恩来。”当时黄埔军校一期中，有一位来自浙江的“狂生”胡宗南，在他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人能超过自己，但遇见周恩来后，这位后来的国民党上将、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见人就说，周恩来是最了不起的，他是中国的希望。
在“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与张学良一见如故。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后，周恩来时刻牵挂着他的安危，并千方百计与他联系。1959年，蒋介石在台湾宣布解除对张的“管束”时，海峡两岸封闭阻隔，经周恩来多方努力，由香港的郭增恺夫人秘密托信给张学良。那时张学良伉俪被允许每周三到台北的士林凯歌教堂做礼拜，郭增恺夫人也是基督教徒，在教堂内把周恩来的信亲手交给张学良夫人。周恩来的信装在一只口红盒中，信中周恩来用毛笔亲书：“擅自珍摄，修身养性，前途有望，后会有期。”当时的张学良看着信潸然泪下。张学良多次说：“在半个世纪的秘密幽禁生活中，心中一盏不灭的希望之灯，就是周恩来。”事实上，不仅仅是张学良一个人，冯玉祥见到周恩来后，也折服于周恩来的渊博学识和坦诚人格，并写下了自己“吃饭太多，读书太少”的感慨。
正如生铁只有在烈火中才能锤炼成钢一样，最坚实的友谊是在共患难中结成的。
幸福顿悟：
烈火识真金，患难之中方显真情。记住英国诗人拜伦的名言吧：“趋炎附势的人，不可与其共患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