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形文字的形成
16世纪欧洲旅行家探索波斯和米索不达米亚（今天伊朗和伊拉克）的古代民居遗址时，发现许多用奇形怪状楔形文字拼写的铭刻，这些书写符号有的刻在泥板和圆柱形陶器上，有的刻在记载古帝国光荣事迹的石刻浮雕旁边。当时那些欧洲人对这些铭刻（后来称为楔形文字）甚感惊奇，不懂得到底只是一些装饰，还是一种文字？如果是文字，那又是什么文字呢？
这些问题花了几百年时间才找到答案，但光阴并没虚耗，因为这些楔形书写符号证实是具有意义的文字。后来加以解释辨识，所得结果不但增加我们对亚述和巴比伦等文化的认识，同时揭示一个我们以前对此一无所知的古文化：苏默文化。这个发现更使人类所知最古的英雄史诗重见天日，原来这是比荷马《伊利亚特》早约1500年的《吉尔迦麦西史诗》。
楔形文字实际上要到1830年左右才得以破译。这时期有一个名叫罗林森的年轻英国军官正好随军驻在波斯，对那些楔形雕刻简直着了迷。当时在古波斯帝国首都波塞普利斯发现的泥板，大都经人研究，一般认为泥板上的楔形文字代表三种死语言，因此便称为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文字，以作分辨。由于第三类文字的泥板最多，而辨认出的符号又最多变化，19世纪语言学家就假设这是三种中最古的一种。这个想法正确无误，因为文字演变的过程中，从象形文字（需要千百个符号）演变成拼音文字（只需要较少代表声音的符号），是正常的模式。第一类泥板只有32个符号，显然是凭字母拼音的，因而比其他两种晚出。学者于是假定这是公元前6、7世纪波塞普利斯所用的古波斯语。由于这种死语言的部分意义那时还有人懂，学者就有了研究的基础。但是当时不少学者仍在年代考证、文字含义方面议论纷纭，罗林森由于此时取得军方同意暂时卸下军职，专心于破译这三类文字，后来证实他成就非凡。
罗林森知道要破译这三类文字，必须先找到一篇同时用三种楔形文字写的范本，且其中词汇要比任何既知的范本为多才管用。这样的范本近似同一时代法国语言学家向波昂用来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罗塞达碑。于是罗林森全力搜寻，最后在波斯西部比西顿山崖找到这样的铭文。比西顿村附近山崖上一处峭壁刻有文字，约有400行第一类文字的刻痕，旁边则为第二类和第三类文字，看起来似乎是同一篇文章。罗林森站在这山崖旁的梯子上，下临100米的深壑，艰辛地以湿纸盖在石面上，将这些文字拓了下来。罗林森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工作了两年，白昼气温有时高达摄氏49℃，晚上他在一间小茅屋内费心研究怎样破译这些文字，屋里太热便由波斯助手往屋顶浇水降温。
罗林森的研究工作，因重新应召回伍而中断9年。但1844年罗林森重临峭壁，终于完成了第一类文字的破译工作。原来这篇雕刻于峭壁上的文章，是以古波斯文记述大流斯王在位期间（公元前521～486年）的业绩。于是罗林森有了破译第二类和第三类文字的基础，但他仍然要多费几年功夫才能大功告成。原来第二类文字是以拦人的语文，以拦人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曾经昌盛一时，后来被波斯征服而且同化了。第三类文字历史最悠久，原来是巴比伦及巴比伦以前的亚述文字，我们今天称这种文字为阿卡德语文。在罗林森的时代，除比西顿山崖和波塞普利斯发现的石刻文字外，更发现了好几千块刻有阿卡德语文的泥板。
阿卡德语是闪族语言。但罗林森和其他学者研究现存大量的主要是尼尼微城阿叔巴尼帕王图书馆废墟出土的泥板，有一件事使他们百思不解，满腹疑团，原来其中有许多文字，尤其是专有名词，并非闪族语文，而且与巴比伦或亚述语都拉不上关系。最特别的是这些泥板经常提到一位“苏默王”。后来学者深入研究，越来越明显觉得过去很可能有一个早于亚述的米索不达米亚社会存在。
这个假设于1870年终获证实。当年考古学家在巴比伦以东160千米的地方发掘拉革施城遗址，发现大量证据，证明确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文化存在。这个文化的语言与阿卡德语言极为不同，事实上这种文字就是学者曾经加以研究，夹杂在阿卡德语中间令人猜来猜去的语文。问题终于迎刃而解，楔形文字原来是苏默人发明的，要不就是苏默人首先将它刻到泥板上。苏默文化约于公元前3000年发展至高峰，苏默语文不属于任何已知的语系，晦涩难明，不易解读，但当时的考古学者不久即能拼合各项材料，对照贯通，逐渐看出这个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文化的大致面貌。
大部分苏默文所记均与日常事务有关，例如存货清单、农事记录等，也有少数属文学作品，如叙述苏默人世界观的诗篇，不过最重要的是《吉尔迦麦西史诗》。这部史诗许多断片已经出土，内容为苏默首都乌鲁克城传说中人神参半（“其壮硕如蛮牛”）的国王吉尔迦麦西及其友恩基杜的英雄事迹。诗中有一段提到大洪水，极像圣经中所叙述诺亚方舟的故事。这个发现挑起了不少人搜寻此类洪水遗迹的好奇心，但是至今并无结果。不过最重要的是这部史诗在许多方面揭示了苏默人的宗教和生活方式。
五千年前苏默人的聚居地，似乎不适宜社会文化发展。这地方平坦、干燥、矿藏稀少，看来只能提供起码的生存条件，正如今日居于此地少数人面对的一样。但苏默人善于随机应变，极具创造才能，建造了复杂精密的灌溉系统，将两河河水引入农田，使土地肥沃起来。苏默人合力建立城邦，制定法律，使社会井然有序。
尽管苏默人组织力极强，却知道所享繁荣富贵朝不保夕，因为洪水及气候反常因素随时可摧毁赖以活命的种种建设。苏默人觉得一切唯神灵是赖，这种感觉终导致他们相信每个城市都有一位神统管（人间统治者的权力更由人民集合授予，但被认为是替神行事）。据称神居住在庙塔之顶，这些庙宇通常建于有巨型长阶可登的金字塔形建筑物顶上。由于米索不达米亚南部可用做建庙的石材不多，苏默人建造居所和庙塔及神殿，都用晒干的泥砖。
晒制泥砖所用砖模为苏默人众多创造之一，其他还有陶轮、犁、帆船、水漏时针、红铜和青铜的铸模、雕刻、镶嵌工艺等。苏默首饰匠能打造精美的金饰、银饰和镶嵌次等宝石；雕刻师可用木头和象牙雕出美丽的装饰品。圆柱形图章用石雕成，上刻人物、鸟兽及其他图案。图章在写上各种记录的湿泥板上滚过即造成浅浮雕效果。
黏土的特性决定了苏默人最杰出的成就：文字定型。苏默人最初刻象形文字在石片上，但黏土远比石片多和容易刻写，晒干后即可保存。
唯一的问题是用硬苇秆在黏土上很难刻出让人“看得懂”的象形文字曲线，所以文字逐渐过于公式化，以致再也难以辨识，于是只好创造一套笔画短而直，形如楔子的文字，正是今天所称楔形文字。
路易·大卫构思名画《马拉之死》
法国新古典主义绘画大师雅克·路易·大卫（1748~1825年）的不朽画作《马拉之死》，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马拉被刺后在浴缸中死去的情景：死难者的脸上是濒于死亡的表情，那表情平静而又坚毅。他的上半身赤裸着，鲜血正从胸前的伤口汨汨流出，染红了身下的浴巾。下半身浸在浴缸内，左手拿着凶手递给他的便条搁在浴缸边的方形木墩上，便条上写着：“1793年7月13日，安娜——玛丽·科尔德致马拉公民。兹因惨遭不幸，恳请惠予怜助。”右手则握着鹅毛笔无力地垂落在浴缸外。木墩上，还摆着一个墨水壶、一支羽毛笔和死者写的一张纸条，纸条上是这么两句话：“请见字付给这位有5个孩子的母亲5个法郎，她的丈夫为保卫祖国而死”。地上则丢着一把置马拉于死地的匕首。整个画面强调了马拉的善良和好施乐助，集中反映了马拉死在为人民工作岗位上的悲壮形象，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
众所周知，让·保尔·马拉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的重要领导人，是该派舆论喉舌《人民之声》报的主办人。由于他常常身处反动密探和暗杀者的重重包围之中，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只得四处躲藏，最后迁至巴黎圣·奥诺雷大街一位厨师家中居住。在那儿马拉得到了房东亲戚西蒙娜无微不至的关怀。为防止那些不速之客来打扰马拉的日常工作，西蒙娜天天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家门。1793年7月13日，一位来自卡恩的美貌女子——科尔德前来求见马拉。西蒙娜坚决不让其入门，最后马拉得知消息后吩咐让陌生人进去。可是，不一会儿就传来了马拉的惨叫声。原来该女子是右翼吉伦特派分子，此次受命前来行刺马拉。
马拉被害使法国人民感到震惊和愤慨，国民公会立即召集会议。公民希罗在会上高声呼吁：“大卫，你在哪里？你给后代留下了为祖国献身的勒佩蒂埃的形象，现在你应该再画一幅！……拿起你的画笔，为马拉报仇。要让敌人看到马拉被刺的情景时发抖，这是人民的要求。”“对，我一定再画一幅！”这时已成为雅各宾派重要一员的画家大卫在人群中大声回答。在接受了为马拉画像的任务后，大卫即赶赴被刺现场，为死者画了头像。不久，一幅名为《马拉之死》的画作就问世了，人们看后交口称誉，公认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传世之作。但是，人们对路易·大卫为什么如此构图，则有着各自不同的见解。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大卫以马拉在浴缸中工作的情景入画面，是按照马拉的日常工作状况构思的，主要与马拉所患病症有关。法国大革命初期，为了及时出版《人民之声》报，马拉有时被迫躲在地窖里埋头写作，有时则栖身于蒙马特尔采石场的洞穴中。由于长期在阴暗潮湿的地下从事艰苦的工作，马拉染上了令人讨厌的皮肤病——湿疹。失眠、贫困，再加上内心的焦虑，使这种脱皮性皮炎很快从下身蔓延到身体其他各部位。为了减轻疾病所带来的痛苦，马拉每天不得不在特制的浴缸中水疗几个小时。又由于工作繁忙，马拉常常在浴缸中进行写作、办公。画家就是艺术地再现了马拉这种平凡又伟大的形象。持此种意见的人还引用画家自己的话作为重要证据。大卫说：“在马拉被刺前不久，雅各宾俱乐部曾派我和摩罗去访问他。我见到的情形，使我惊奇，他在浴盆中，身旁有个木墩，上面放着墨水瓶和纸。露在木盆外面的手，正在书写关于人民福利事业的许多设想……我认为，把马拉在为人民的幸福辛勤操劳时的情景在人民大众面前展现，将是有益的”。但同时也有学者从纯艺术的角度提出看法。他们认为大卫既是新古典主义画派的创始者，又是现实主义画派的开山祖，这种兼二任于一身的特殊性决定了《马拉之死》的艺术构思。大卫曾于1774年赴意大利，在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等地观摩古典艺术作品，对希腊、罗马古典艺术规范有着深刻的理解，是古典遗产的崇拜者。而古希腊、罗马艺术的重要特点就是裸体处理，并且提倡崇高、庄重、单纯的形式，强调素描。所以《马拉之死》中主人公以裸体形象出现，而且整个画面非常简单明了，没有繁复琐碎感，聊聊数笔就勾画出马拉那种殉难者的高大形象。另一方面大卫又是现实主义的，他主张：“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宣传某种政治概念，为了援助某种政治概念的胜利。”因此，大卫在画面上大胆运用了真实而具体的细节，以马拉被刺时的真实情景入画，力图揭示敌人的卑鄙、残酷，同时传达出这位革命家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的精神面貌。此外，还有人指出，大卫创作构思该画，与马拉所患病症无关，因为据负责为马拉遗体做防腐手术的医生断定，马拉得的是麻风病，而不是湿疹，画家在这里主要是模仿并借鉴了他不久前所作一幅画的做法。原来，在处决前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前一夜，一位曾投票赞成处决国王的国民公会代表勒佩蒂埃亦惨遭反动分子谋杀。大卫参加了勒佩蒂埃葬礼的组织工作，并为死者画了像。画像中死者躺在床上，半裸露着带有明伤的身体，既逼真，又庄重，像个英勇的殉道者。所以大卫决定将马拉的肖像画画成为勒佩蒂埃肖像的“姐妹篇”，只不过这次是马拉死在浴缸中罢了。
《马拉之死》享誉画坛巳近两个世纪，尽管后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路易·大卫为何作如此构图提出了种种解释，但由于迄今未发现画家生前就此问题所作的任何具体说明，所以凡此种种毕竟只是后人的揣测而已。真相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探讨。
复活节岛上的神秘图案是象形文字吗
人类在20世纪发现了地球上所有的岛屿，探测过一切极地，实现了能绘制出完整无缺世界地图的宏愿，然而世界每个角落居住过什么人，他们曾有过怎样的文化，却远未搞清。地球上最神秘的地方，莫过于散布在大洋中的岛屿，那里因为闭塞，有着别处不可能有的事物——位于南纬27度的太平洋上的一座小岛便是其中之一。
1722年4月22日，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杰文第一个驾船来到此地，在他留给后人的航海日志中，记载着当时许多惊异的发现：当地的土著居民称这里为拉帕努伊，这些人赤裸的躯体上，密密麻麻纹有各种各样的小鸟以及数不清的蜥蜴、鱼等小动物图案；在小岛的尽头，高耸陡峭的海岸斜坡上站立着一排用巨石凿刻成的人头像，每个重量都在30吨以上。他们都有长长的耳朵，大大的鼻子，表情庄重肃穆，令人望而生畏，俨然一副小岛卫士的神态。雅各布看见土人正匍匐在地，顶礼膜拜。
这样的头像在全岛少说也有数百个。人们还没来得及搞清如此庞然大物是怎样矗立起来的，近年来又发现这些巨像的后脑勺上刻有和土人身上一样的小动物花纹，一个紧挨一个。当年，雅各布和他的荷兰船队水手只住一天便吓跑了。由于这天刚好是复活节，他便在地图上以复活节岛标明该处，一直沿用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