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宪民
●营救西路红军片断回忆
●光绪二十一年海城回民起义
●海原县城史话
●天都西安州史话
●海原县一九六〇年的“双反”运动
1935年，我们祖国正处在一个危及存亡的关头，国民党对外执行投降政策，对内加紧镇压人民大众的步伐。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民族全体同胞书》，当时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共产党提出的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感召下，在全国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民众救国运动的推动下，于1936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时我正在故都西安，目睹了国民党残酷迫害和镇压爱国民主人士，打击救国运动，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同时也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便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想为抗日救亡工作略尽绵薄。
我过去结识张学良总部秘书、回族进步青年张穆同志，同他一起组织了“伊斯兰协会”，参加的还有林常盛、马述尧、薛文波、马子优、丁正熙等，并以“伊斯兰协会”的名义创办了一份《伊斯兰月刊》，主要内容是宣传民族救国运动的道理。西安事变后，“伊斯兰协会”的成员更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了。当时由吴鸿宾同志和我以“中国回族救亡联合会”的名义，负责召集了西安市回族知名人士座谈会，参加的有马德涵、韩勋蒸、丁子勋、马品章、马述尧、谷梦安等。座谈会上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二将军的政治主张。会后向全国回族人民发了通电，号召各地回族同胞予以响应。同时也另电当时回族军阀白崇禧、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锡武等，促其响应张、杨二将军的正义行动。并希派员速来西安参加救亡运动。当时只有马锡武响应呼吁，派代表毛耀庭携电文来西安联系。
1937年1月，马绍常同志来西安给我们介绍一位客人，乃是中共代表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张文彬同志，会面地点是我们下榻的旅社，马绍常介绍吴鸿宾和我是回族救亡联合会的人。张文彬同志向我们询问了回族同胞抗日救亡运动进展的情况和我们的宣传活动，我们一一作了汇报和说明。张文彬同志表示支持联合会的爱国主义行动，并约定经常与我们联系。过了几日，有天晚上约九时许，张文彬乘专车来接吴鸿宾同志和我到西安绥靖公署去会见周副主席。见面后，我们把西安地区的回族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运动作了汇报，并表示了我们今后的工作决心，周副主席听后表示赞同与支持。当时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让我们以回族的身份到甘肃河西迎救长征途中被马步青俘获的流散红军。并指定张文彬、吴鸿宾和我三人偕同前往，当时吴鸿宾说他在甘肃接触较少，推荐我去，我便接受了这一任务。临别时周副主席握着我的手，再三询问此行还有什么问题和困难，并说需要在这里解决的问题请直接告诉张文彬同志。我们回到旅社，张文彬详细介绍了红军在甘肃的情况后说：“这次我们营救的是被围困在张掖黄番寺的500名红军指战员”。我和张文彬同志分析了河西地区马匪的情况，一方面感到任务紧迫，刻不容缓；一方面又感到我人微言轻，恐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为此我与张文彬同志曾多次考虑研究方案。
后来我想起西安的一位好友马德涵先生，马先生是我的老相识，以前在甘肃教育厅工作时曾和我同事多年，以后他返回西安，在回族群众中有一定声望，已60多岁，他为人正派，政治上可以信赖，这几年赋闲在家，生活清贫，已卖画为生。我与他时有来往，我知道他与河湟诸马关心较深，与青海马麟有交往，与张掖马步青还有师生之谊，假若此人能与我们同行，对工作将有所裨益。于是我连夜拜访了马德涵先生，并与他来到周副主席住地。周副主席见到马先生非常高兴，经过交谈后，周副主席笑着对马德涵说：“看来马老先生身体很好，你能坐飞机去我很高兴”。马德涵也笑说：“我是第一次坐飞机”，并表示决心说：“去河西是虎口救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
1937年2月16日晨，周副主席派人送来银币1000元，我收到后立即交予马德涵先生，请他买三张飞机票，并给河西马步青等人准备些礼品。嘱咐张文彬同志，要抓紧办理，希望早日动身。马德涵先生提出回程路费尚恐不足的问题，后张文彬同志又送来银币500元。其中100元吴鸿宾爱人领去作为拍发电信用款。2月底，马德涵、张文彬和我3人坐飞机到达兰州，次日即去武威，由马德涵携礼品去会见马步青。因他们有师生情谊，所以见面后招待甚殷，当马德涵婉转地说明此行目的时，马步青颇感诧异，经喻以和平团结抗日救国的大义后，马步青答应可以解决。翌日晨，马德涵便引张文彬和我会见了马步青，见面后谈到了西安事变的形势和国内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马步青听后也为之动容，并且答应如数逐步释放红军。于是我们向马步青当面要求写两封介绍信，一由张文彬带去青海进行营救活动，一由我带往张掖去见张掖驻军韩启功，马步青当即答应办理。
我由武威乘汽车去张掖会见了韩启功副师长，韩见是上峰介绍，对我颇为客气。他告诉我：“黄番寺被围困的红军已解除武装。对指战员都未加伤害，不久前已运青海去了”。在张掖住了一周后，我又返回武威，与马德涵一起回到兰州，逗留了两日便返回西安。又三日，张文彬亦回西安，我们3人把此行情况写成材料交张文彬向周副主席作汇报。几日后，张文彬来向我们说，周副主席对这次远途跋涉表示感谢，对此行结果表示满意。因为这次西行对营救红军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以后，西安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古城，又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国民党又到处搜捕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及进步人士，在这种恐怖气氛中，我便离开西安回到甘肃故里。
今年已是西安事变50周年了，但当年波澜壮阔的群众救国运动记忆犹新，那时周副主席的指示和教导言犹在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指引，不但为工人、学生、知识分子所拥护，而且也受到了大部分民族工商界人士和一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党的政策成为群众运动的指南，它促进了国内民族的团结，也推动了抗日救国高潮的到来。
△马宪民：海原人，曾任甘肃省政协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