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平兆：心中珍藏的这盏灯照亮了我的叙述
谢志强朱平兆
本期特别关注特推出朱平兆的长篇小说《一佳灯火》小说最初发表时名《一佳灯火》，附录所收两篇文章发表于小说修改前，文中的小说名称仍保留原《一佳灯火》之名。——作者注。原稿十二万字，几经修改，成了读者面前的小长篇。我把它界定为长篇传记小说。因为这部小说有现实的原型。同名同姓的人物陈亮确实要求朱平兆写一部传记，因此本书算是小人物的传记吧。当然，朱平兆加大“虚构”的份额，由此表达对陈亮这一生命之灯的怀念。面对死亡，每一盏灯都那么温暖那么明亮。陈亮这盏灯执着地亮着。因为，我们正在阅读这本书。陈亮在故事里活着。
主持人谢志强
谢志强：我先谈阅读直感吧。陈亮的故事，是一个中国式的圆，从出生地出发，回归的则是故乡。总体上感到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有力量。当然，这前后不可分割，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之上。只不过将前者的散状凝聚，又推向高潮。平兆，你能够把握住情感的流动，感动读者，引起共鸣。
阅读的直接反应，有三处细节。一是黄莲怀孕时的喜悦，由儿子、丈夫去摸肚子里的“妹妹”来表达；二是主人公与大女儿的约谈，所谓的“交代”，是中国式的表达；三是夫妻关于双穴墓的交流，已是开放型的伦理观。
这三处的感动，有着温暖的底子。小说是写关系，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就这部小说而言，我给个主题词：亲情——中国式的亲情。上边提到的三个细节，正是贴着“亲情”的叙述。阅读的反应如此，那么，你在创作的过程中，你意识到了哪几处情感的穴位呢？因为，创作总是由阅读的效果来检验。朱平兆：能感动读者，引起共鸣，这是作家最大的欣慰。要说写作过程中的感动之处，除了您谈到的三处，还有很多。陈亮发现疾病后，黄莲说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我不会让你走的；陈亮拉着我的手要我写以他为原型的小说；陈亮死亡时，黄莲说你放心去吧，我会给你带一些书和稿子，做你喜欢的事；等等。有好几处，写作过程中我被陈亮感动得稀里哗啦的。
您把感动之处说成是情感的穴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小说是通过叙述方式架构起来的，通过人物线索和具体细节，获得了血肉。长篇小说是一个完整的心灵世界了，这像一个完整的人。人有十二经脉，全身遍布了大大小小的穴位。长篇小说的穴位长在哪儿呢？我想应该在结构、线索和细节叙述的间隙中。穴位有大有小，大如丹田命门，读者容易发现并感动；小如风池合谷，只有慢读的细心的读者才能发现并感动。作家是期待读者在那些穴位停一下的，让这种感动沿着经脉做个巡回。
穴位不是作家刻意挖的，它与作品一起生长，浑然天成是理想的形态。谢志强：伟大的乔布斯是改变世界走向的人，但在死亡面前，他与你这部小说里的人物陈亮都处在平等的位置，都是人。记得乔布斯说死亡是生命最大的发明。在死亡面前，许多我们认为“重要”的事儿都不那么重要了，陈亮“发现”了亲情的重要性。你这部疑似传记小说（为普通人立传）的主人公陈亮，有创业史，有情爱史，有疾病史，这部小说其实是写陈亮对病的反应。故事由这种反应构成，他的反应，牵扯出各种人际关系的反应，而他是反应的漩涡中心。生意、情爱，都并入疾病这条主线上了。生与死、爱与恨、真与假、财与情，这一系列矛盾，都集合、纠结一起，人生、命运、商场、情场，考验着陈亮的选择，他的形象在这种关系的漩涡中表现、展示。你写出了宁波普通商人的生意经，但小说着力点不在生意经上。文学创作也是发现，你是如何进行这次文学的发现的呢？朱平兆：乔布斯死了，苹果会不会烂？乔布斯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通常被人们符号化。所以乔布斯死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伟人要走到人们的心中，需要把架子放下，带上他们那颗热的心及内心的喜怒哀乐。陈亮是我心中的朋友，是个小人物，小人物要走出去，需要自己抬起来。陈亮发现了“亲情”的重要性，维护“亲情”的一系列行动，使得本来普通的陈亮有那么一点崇高了。
文学创作是一种发现。《一佳灯火》的创作，我是先发现灯，后发现陈亮的。几年前近距离目睹了几位亲人的死亡，包括父亲、朋友、亲戚。我注意到他们或要求给他们做总结，或把仇恨放下了，或费尽心机地为子女安排一番。灵堂里都设了一盏灯，悲痛之余我感觉到一股温暖流遍了全身。于是我想，人在死亡时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生命的最后绽放。生命之灯虽然微弱，但很珍贵，它似黑夜里远方若隐若现的光亮。就这样，我的心中珍藏着这盏灯，这盏灯温暖着我，也给了我叙述的欲望。
后来陈亮走近了我。陈亮这样的人生经历在现实中具有普遍性。陈亮面对生与死、爱与恨、真与假、财与情的矛盾的时候，自然会在人生、命运、商场、情场中纠结。陈亮是个灯具商人，我不可避讳地写了普通商人的生意经，但小说着力点并不在生意经上。先发现“灯”后发现陈亮，这是其中的原因吧。谢志强：长篇小说讲究结构感。显然，它与短篇小说不同，短篇小说讲究趣味性，即有味道。我把结构感换个说法，摆架子。长篇小说得有架子，那就是结构感。通常，我们说官架子，其实官大了，有意无意地会摆架子（不是贬义），那架子引出了尊严。可是，小孩如果摆架子，那就可爱了，就像短篇小说，根本摆不起架子，还来不及摆，就该收摊了，否则就有形式主义之嫌。
《一佳灯火》的架子，是由“我”（受委托的传记执笔者）摆出来。陈亮故事的顺时展开与“我”搜集陈亮的故事同步进行，而“我”是选择故事表达方式、结构方式的介入者，主线是三个女人三个孩子与一个男人的关系。叙述的详略取决于“我”这个见证人，叙述者。你（我把“我”视为现实的你吧）为什么选择了这个较为妥帖的结构、叙事方式？
这个方式还达到了一个目的，即主人公以另一种方式活着。陈亮的第一位妻子和大女儿，起初都恨他，这种恨的表达是：“他在我的心里早死了”，“我爸早就死了”。死其实有两种形式，一是灵魂之死，没人记得才算真正的死；二是肉体之死，他确实被癌夺去了生命。“我”的叙述，陈亮活着，活得开阔、豁达，这个意义上，他活着，灵魂活着。你把主人公放在生与死的临界线上来表现，他对现实放下了。朱平兆：把文学创作看简单了，就是发现和表现的问题。前面我们谈了发现，结构是表现层面上的事情，是一种技巧。
《一佳灯火》是我尝试的第一部长篇，如何摆好架子，曾经困惑过我。第一次动笔写的时候，写了两万字，觉得并不适合《一佳灯火》的叙述，放下了，一放好几年。这放着的几年中，陈亮一直在跟我对话，一直在与我聊。这个聊，不是实体的陈亮，是心灵的陈亮。有一次陈亮和我聊到了写以他为原型的小说，我怦然心动，感觉找到了叙述那盏灯或者说陈亮故事的表达方式。就以“我”摆出《一佳灯火》的架子，开始讲述陈亮的故事。摆好这个架子以后，写作就顺利了。我的写作是业余的，写《一佳灯火》用的只能是周末，初稿写了大半年。即使这样，写作中也没有发生过续不下去的困难。所以，回过头想，我选择“我”摆架子是妥帖的。
死有两种形式，我完全同意。那么，活着的形态不只两种了，活着的肉体，活着的灵魂，除此以外还有有灵魂的肉体。暂不顾陈亮是虚构的还是曾经存在过的一个实体，陈亮的灵魂在我心中是活着的。写以陈亮为原型的小说是陈亮要求的，由此可以说，从“我”摆架子不是我的选择，是陈亮自己的选择。在这里我还得感谢我这位心中的朋友。谢志强：小说要塑造人物。写长篇小说，作家要经受群体鲜明的考验。你知道其中的奥秘，就是为每个人物配备一两个细节。例如，陈亮第二位妻子的嗑瓜子，乡村亲戚的说话响亮，阿强的墨镜，第一位妻子的倔。记住了细节就容易记住了人物，哪怕是个次要的角色。主人公陈亮，你配置了痒的细节，数处出现，但我觉得不够有力，不够结实，这个痒的细节还没弥散到他的处境，还可往情感深处去潜入。否则，仅是个表面化的细节，与人物隔着，像隔靴搔痒那样。你在构思中，如何设计人物的细节，即预先设计还是创作中闪现？朱平兆：我个人理解，塑造人物是最见作家功底之处。人物的细节写得好，虚构的人物就是真实的。反之，真实的人物就变虚假了。人物应该符合人物内在的变化规律，符合他的生存环境，个性特征。这其中有奥秘，我还没有完全参悟。在写作实践中，我觉得配角，或者说出场少的人物容易写，给他们配置一二符合他们性格的细节，就立起来了。如陈亮第二位妻子的嗑瓜子，乡村亲戚的说话响亮，阿强的墨镜，第一位妻子的倔。因为出场不多，可有特征性。主人公就不一样了，他反复地出场，在故事的漩涡中心，稍有不慎就会违背人物的感情变化逻辑，成为非自然人。我自感写作的功底还不够，还需不断地学习和练习。
您提到陈亮的痒。就本意上说，痒不是为了写陈亮的个性配置的，而是作为故事局部的推动力。我觉得故事的发展单纯交给时间是不够的，除了几条线索外，还需要多个内在的推动力，这样故事发展起来更加自然些。陈亮的痒是安排推动陈亮与家乡、与生意关系的局部性动力。当然，写作的结果并不一定能实现作家的初始愿望。
在我的写作中，人物细节预先设计和创作中闪现都有，自我感觉闪现更多一些。人物的性格设计好了，人物在故事内部各种动力的推动下，遇到事件或进入不同环境中，按各自性格反应表达应对，反而能增强人物的真实性。谢志强：我对长篇小说的期待，除了人物的命运，结构的稳健，还有一个重要元素，就是，最好有个形而上意味的东西。
记得有人问海明威《老人与海》的象征。海明威答：那里边没有象征，只有一个老人和一条大鱼。其实，《老人与海》有象征意味，那就是形而上意味的东西。但是，创作过程中，海明威当然不刻意去表现什么象征什么寓意，他仅仅是贴近老人与大鱼的搏斗写，写着写着写出了“形而上”，读者也就品味出了。
这就引出了创作问题，作家怎么把细节写好，写得无意中有了容量、内涵，于是有了象征、寓意。《一佳灯火》里，有个明与暗的关系，只是你的笔力没掘进去。暗就是死亡的阴影，而明，是一佳灯火的灯。我在阅读中想，是不是将“灯”（亮）这个物质层面的意象，弥漫开去叙述，建立在扎实、浩瀚的叙述基础之上，让“灯”的意象凝聚、照亮你的人物。关键是“我”的心中有没有那盏“灯”去升华“素材”？
你在创作时，发现过“灯”的意象吗？陈亮是灯具的经营者，生意的灯、故乡的灯、生命的灯，我是不是想过头了？朱平兆：形而上意味的东西是作品走向伟大的重要因素，您跟我谈这个问题，显然高看了我，我非常感激。
在《一佳灯火》写作过程中，想到过融入点象征或者寓意，还企图把“灯”作为照亮陈亮和黄莲爱情的道具。从您阅读的结果看，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我的笔力所不能及导致的。
此前，我总称自己为文学爱好者或者业余作者。对“作家”这个称谓，一直心怀敬畏。今天谈话中我自称了作家，这其中有下决心的过程。这个决心就是今后的生命中我要让文学占据更大的分量，也就是说，写了《一佳灯火》以后，还想写第二部、第三部作品。那时候，我会将形而上意味的东西加以更加认真的思索。
不想成为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成就伟大作品的作家也成不了好作家。有个形而上意味的东西不是想写就能写出来的，不但关乎作家的功底，并且还是可遇不可求的。想成为将军的士兵绝大多数成不了将军，但想成为将军的士兵多数会是好士兵，还多了一些快乐。作家也一样，有成就伟大作品想法的写作也多了一些快乐，这就够了。
本文原发表于2012年第一期《文学港》
同情确认着我们的情感归属——关于朱平兆长篇小说《一佳灯火》的联想
任茹文对于宁波人来说，商帮传统不仅表现为我们的过去，更沉淀和活跃为我们的现在，商人的生存方式和精神状态凝结为我们一部分的集体无意识。朱平兆的《一佳灯火》以小说的方式塑造了一个本土商人形象，在纪实与虚构的模糊边界中，主人公陈亮的形象鲜明准确，精神含混复杂，这部小说和这个形象至少体现了作家朱平兆捕捉现实的能力、关注当下的态度和探究时代精神本质的努力。
让我们先回到小说内部看看作者是如何叙述商人陈亮的故事的。《一佳灯火》有个残忍的故事外壳，灯具商人陈亮一出场就被推到了生命的极端状态：他生了肺癌，等待死亡的随时来临。作者成功地切入主人公的心灵世界，他在叙述这个故事时巧妙地寻找到一个合理的叙述者：朱医生。朱医生是主人公陈亮多年的朋友，他不仅了解陈亮的历史，在接受陈亮要求为他写传记的任务后，陈亮向朱医生完全敞开了心灵世界的流程。朱医生不仅是知情者，也是陈亮精神世界最后的闯入者和窥视者。陈亮的心灵在生病之前是遮掩的，在生病之后逐渐敞亮，直至完全向叙述者“我”敞开。故事围绕陈亮如何安排其死后他的亲人生活而展开。在陈亮的周围有一张复杂的情感网络：父母、前后三任妻子、三个孩子、生意伙伴、朋友、伙计……陈亮最后的人生命题是平衡情感与金钱的关系，他试图通过金钱去弥补情感上的愧疚，达到情感与理智、失落与获取的微妙平衡，这既是作为商人的陈亮精神上的先天性缺失，也是作为商人的陈亮精神上残存的珍贵，这种缺失与残存的复杂关系，显示了作者已比较敏锐地触及到商人群体的集体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一佳灯火》这部小说的外壳是残忍与冷漠，内核是温暖、回归和坚守。在慌乱的生命奔袭中，陈亮曾经丢弃了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女儿，临死前他又费劲地将与她们的联系找寻回来。小说通过双关语“灯火”呈现了死亡与生存、浮躁与宁静、寒冷与温暖、暗与明、死与生等人生命题的二律背反。陈亮最终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临死一搏使他比活着时更紧密地活在亲人们心中。
让我们再绕到小说的外部看看商人陈亮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联系。小说围绕主人公陈亮应该至少存在三种人物关系：陈亮与亲人的关系；陈亮与自我的关系；叙述者朱医生与陈亮的关系。从现实生活的层面来说，小说十分细腻准确地处理了陈亮与亲人的关系，陈亮与现任妻子黄莲的情谊超越生死，临死前，陈亮果断地取消了黄莲为他俩预定的双穴墓，他不愿意他的死成为生者的负担和拖累。应该指出的是，本来小说还应以更为细腻的笔触展开陈亮如何看待和审视他的过去，他的喜乐与痛苦，他的荣誉与羞耻，他在商场上的欺诈、他在情场上的游荡……无疑，疾病让陈亮有时间有空间有可能重新审视他生命中的“痛”。坦率地说，我认为，这样的痛感在小说中显得过于轻描淡写。这只能说，小说还未能更深入地处理主人公与他自我的关系。这种轻描淡写的生命状态或许正是主人公的麻木所致，甚至将曾经的无耻当作洒脱，把曾经的背叛随意地误解作了自由的同义词。如果痛感的分量再重一些，那么陈亮临死前挣扎与救赎的意义就会更明确一些。
小说有一些细节的处理实际是很动人的：陈亮和朱医生长途跋涉到了陈亮当年做生意结识第二任妻子马燕娜的地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见马燕娜的现任丈夫，将陈亮的儿子陈阳托付给他抚养成人。当那个人高马大、言语粗俗的出租车司机出现的时候，陈亮甚至根本就没有将他此行跋涉千里的目的说出口，因为谁都看得出此人的品性难当托孤之责。无疑，此刻，陈亮的内心是痛苦的，他死前这么沉重的痛苦之源头在何处？这里本应有个对生命道德感的追问，仅从小说来看，主人公陈亮是麻木的，他没有追问，他只在行动，但他无意识的行动似乎反而证明了追问是无法逃脱、不可逃避的。陈亮的问题叩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神经。
一直作为陪伴者和记录者的朱医生又是如何对待朋友陈亮的人生呢？朱医生对朋友生存状态的追问在小说中似乎被搁置了，也可能是被隐藏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在阅读中思考，对读者来说，经验层的故事永远只是自我发现的通道，对待故事的情感立场才能最终连接起我们的价值归宿。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人类“同情”的来源时这样说：正是通过在想象中与受伤害者变换位置，我们才能设想出他的感受或受到他的感受的影响。这就是我们对他人的痛苦产生同情的来源。在特定的典型描述里，商人陈亮的人生是个缩影，是个模型，他临死前的费力挣扎提醒我们每个人的存在状态，陈亮所费力寻找的正是他一路丢失的：温暖、善良、关爱、同情和仁慈……如果我们能同情陈亮，同情他的生大于同情他的死，那么，我们应该就算读懂了这个故事，读懂这个故事与我们时代血脉深处的某种精神联系。
本文原发表于2012年4月29日《宁波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