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经常使用工具是基本能力问题，有没有开发新工具是创新能力问题，培养使用和开发工具的意识与习惯至关重要。我们可以对照这两条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就会发现的确是如此的情形。那些动手能力强的人，往往点子比较多。他们的动手，其实就是动脑。聪明人总是会借力——太极拳的精髓就是“借力打力”，总是要寻求借助工具来解决问题。这样的人创新能力强。我想，原始人之间发生争斗，起初一定是用手脚，后来有人用了木棍，对方吃亏后也会想到要拿木棍，于是便会去找更长的木棍来报复。武器的创新就是这么开始的。从木棍到大炮，再到细菌战、化学战，据说未来战争的武器是“非致命武器”。真是越来越“人道”了。我看可以研制人脑波武器，自己的军队佩戴上防护产品，专门干扰敌军士兵的脑波活动，岂不快哉！人脑是物质的，人脑的运行就是物质的运行，完全可以用物质来干预。
经济学产生得比较晚，但不幼稚，很成熟，并且经济学理论的淘汰速度很快。基本上十几年、二十几年就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管理学的发展也是如此。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活动、经济实践、经济行为千变万化，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两门学问都更好地吸收和借鉴了其他诸如数学、统计学、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可以说，没有高等数学，就没有经济学，高等数学成了经济学的拐杖和工具。数学是最能体现人类思维方式的一门学问，所以数学在很多领域成为应用性很强的通用工具。可以计算的才是科学。哲学就不是科学，因为它不可计算。什么叫错误？什么叫正确？经济学给出的含义是：“错误”是证明出来的，“正确”是计算出来的。譬如我们讲要做规模经济，那么多大规模才算规模？不是大规模的经济就叫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适度规模的经济”之意，这个“度”是计算出来的。
质量管理、目标管理、标准化管理、全面预算管理、项目管理、岗位管理等等，其实就是大量地借助分析工具和管理模型进行的管理。西方式的管理离不开这些。工具就是智慧，就是理念，就是分析能力，就是动手能力。所以，使用工具就是基本能力，开发工具就是创新能力。西方的项目管理理论是个应用工具的宝库。比如质量工具有七种：第一种是调查表，取得原始数据，发现问题；第二种是排列图，对质量问题的严重程度或发生频率进行排序；第三种是因果图，对排序第一的问题进行因果分析；第四种是对策表，对应原因一一提出应对措施；第五种是控制图，对关注指标的示值进行控制；第六种是验证表，对实施效果进行验证；第七种是流程图，对行之有效的路径加以固化。我们能看到，这七种工具其实就是一个思想性很强的连贯套路，是非常简单而管用的。
西方在运用矩阵式结构分析、平衡计分卡以及一些分析模型方面，是很有成效的。但我们国企切不可照搬，这里有一个切合实际的问题，一定要创造性地应用。经济学中经常应用的是数轴。一个简单的横轴和纵轴能演化出万千变化，让人一目了然，使复杂问题变得简单、清晰。这就是工具的力量。横轴若代表需求量，纵轴则可以代表供给量，我们可以分析出市场价格走势。另外，横轴若代表市场需求，纵轴可以代表市场价格，我们可以分析出行业态势。横轴若代表产量，纵轴则可以代表成本，我们可以分析出生产规模控制程度。用人——干部管理也能用上这个工具：横轴若代表品德，纵轴则可以代表能力，企业的员工都可以分别放在数轴所划分的四个区块当中，就会很清晰地得出“德才兼备者重用，有才无德者慎用，无才无德者不用，有德无才者培养使用”的结论。横轴若代表重要程度，纵轴则可以代表紧迫程度，这是时间管理的简便分析方法，能够使我们在那些重要而不紧迫的事情上多下功夫。如果从数轴的中心点划两条以上的曲线，那么这个图就能表达更多的内涵。如果划上七条曲线，就是当今的“显学”了，分别代表总成本、总可变成本、总固定成本、平均成本、边际成本、平均可变成本、平均固定成本。举这个例子，就是为了说明工具的强大作用。
创新需要抽象。数学、逻辑学等就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比如《易经》，就是从大量的现象当中总结出来规律，再从大量的规律当中进行抽象的。将规律抽象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形式。这个形式可不得了，看上去简单，其实很复杂，是“化繁为简”，是“大道至简”。所以，我称《易经》是“代数哲学”。人大的一位教授同意我的说法，但他加了一个限定词：“中国”，即“中国代数哲学”。都说用《易经》可以算卦，其实不过是逻辑学、数学、统计学、哲学之应用罢了。这样推算出来的结果，不可能没有正确的，也不可能都是正确的。现在，有人提出“审美经济”、“体验经济”等概念，都是学科之间的、学科与百姓生活之间互动的结果。
搞管理的，要多掌握一些模型，多掌握一些分析工具，这是很有必要的。还有一些简单实用的表格，也是很好的工具。西方用得比较多，直观上很清晰。西方对工具的运用很主动、很广泛，这几乎成为他们的一种思维方式。比如，德国人在家里挂一幅画，通常他会先找来尺子、钉子、锤子、胶带、铅笔、水平仪，用尺子量出墙壁的中心点，用铅笔画上，再用胶带粘上（以防墙皮掉灰），然后以向上倾斜20度的角度钉钉子（因为钉子在钉入的过程中通常会有一个向下倾斜的移动，20度的角度不会使这种移动移至水平，钉子会始终保持一个向上的倾斜，这样即使画受到震动也不会脱落），画挂好了之后，用水平仪找出画的平衡点。德国人认真竟至于此！连挂个画都这样科学地操作，他们的产品质量可想而知。西方人使用工具的意识是如此浓厚，以至成为一种很好的思维习惯。我想我们在家里挂个画，凭感觉，找个钉子一钉，差不多就行了。当然，我们中国人的感觉很准。这是我们的文化特征。德国人洗衣服，怎么洗？先用秤（天平在德国是每家必备的东西）称一下衣服的重量，再找出一张表，看一看什么材料的衣服用多少洗衣粉，然后用专用量具盛出洗衣粉，再用尺子刮掉高出量具平面的部分。精细至极！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国际上德国制造就是质量的标志。我们中国人炒菜，从来是“食盐少许”，“少许”究竟是多少？凭感觉。所以不同的厨师炒出来的菜虽然各有风味，但难以标准化，难以批量生产，中餐也就难以国际化。“差不多”、“基本上”、“大概”，是我们的文化特征。再比如说，我们东方人对合作企业信用的评价，往往是感觉出来的，而西方却是计算出来的。如果说“信用是可计算的”，人们可能还会不大理解。但在西方，事实就是如此，是一个完整的、数字化的信用社会。
有一个居住在德国的中国人，孩子学费晚交了一个星期，结果不断地有物业公司、电话公司、煤气公司的人找上门来，要求预先支付若干费用以防不测。原来是按照他们国家的标准，“计算出”这个人的社会信用等级出了问题，所以这个人才麻烦不断。有一个中国留学生有过两次逃票记录，结果到哪里都找不到工作。前些年据说有个留学生，把硬币打个孔，穿上小绳儿，打公用电话。一般来讲，中国人比西方人聪明，但思维方式截然不同。这个留学生后来被警方通过监控录像抓获了，很丢中国人的“面子”。我有个朋友的表弟在国外，买了一辆自行车，骑了三年要求退货，商家还真给退了。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相信你的陈述是真的”，我们这位中国同胞就“聪明”地利用了这一点。其实，且不说人格问题，从利益上讲，损失也是巨大的。
西方经济学讲，欺诈与遵约相比得出的结论是：不值得欺诈。于是西方出现了诚信社会。这几乎是个必然的结果。所以，诚信在那里不是靠觉悟，而是靠利益驱动的。这是符合理性人假设的。德国人从不把遵守规则当作奉献或负担，而是很自然地当作利己，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味地讲奉献，反倒是有问题的。不得不讲诚信，才是确实的诚信。中国人到欧洲去看到这种“无为而治”的现象感到很惊讶，百思不得其解，那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在那里，诚信只是利己的手段。问题是，最后一次的博弈是最危险的。但是，好在谁都不知道哪次是最后一次，也就相安无事了。美国有一次发大水，很多人“趁水打劫”，间接证明了“最后一次”有多么可怕。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他用力最多的一部书，可惜几百年来并不受重视，那是因为他的《国富论》的光辉太过耀眼了。《道德情操论》讲的就是市场经济需要高度文明的、高素质的人来支撑——有人说这是“第三只手”（“第一只手”是市场经济，“第二只手”是国家法律）。如果这一思想早一点加以研究运用的话，也许今天的世界会是另一番景象。
前面讲数学是最好的工具之一，其实数学的本质不是计算，而是方法，是哲学。共产主义是什么？是马克思几大本厚厚的大部头著作推导出来的。共产主义应该是个数字化的信念，值得去追求、去奋斗，但要通过努力才能达到，放任自流是达不到的。西方的推导思维、数学思维、理性思维、实证思维、逻辑思维的力量是很强大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但我们的模糊思维、直觉思维、空灵思维和写意思维，也值得他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