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县太爷升堂审案的县衙门在战火中化作了灰烬，这意味着古镇作为一县之首府的气数已尽。人民政府于公元1954年把县机关搬到了另一个镇。古镇就此结束了作为县城的历史。如果要给老县城开个追悼会，悼词该这样写：她诞生于唐长庆二年（公元822），历经唐、吴越、宋、元、明、清、民国等朝代。曾经阔过，但终究衰落。曾是全县政治经济和地理上的中心，又因闭塞而被边缘化。最终因年老色衰（城墙坍塌）、脉络不畅（水路阻滞、公路崎岖、铁路不通）、患心脏病（县衙被毁）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1132岁。
古镇是否是县城，对镇上的老百姓来说也无所谓，该吃饭的还是吃饭，该喝粥的照旧喝粥。直到几十年后，新县城撤县设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市区的繁华越发显得老县城闭塞落后，卖掉古镇的一个大宅院也换不来市区的一个车库，镇上的居民始如梦方醒有了切肤之痛。当然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镇政府成了古镇的最高权力机关。昔日祝和斋曾主政的镇政府大院始终没变，只是名称在变，本来叫镇公所，解放后变为初级社、高级社，到后来又变为人民公社。
古镇人民政府贺永昌副书记的案头摆放着一封信，就是祝和斋写给地委而后又退回来的那一封。他抽着烟，心里盘算该如何处置这事。信他已仔细看过，满纸的狡辩，为自己鸣冤叫屈。上级的批示却有些模棱两可，什么“酌情处理”，叫人摸不透是褒还是贬。可他想从中作些文章，“酌情”可由办理人说了算，“处理”是必须的。他想你祝和斋还想为自己翻案？太天真了。你是孙猴子总逃不过我如来佛的手掌心。你平反了那我岂不是错了？没这么便宜的事，非得给你点颜色看看，要不然下一步你还不闹得沸反盈天。不过这事还得借助于申彦书记之手。
镇里一把手申彦书记的办公室比贺永昌的要考究得多。办公桌是用厚重的红木制成，幽幽地发出暗红色的光，木质的清香很远就能闻到。座椅是一把老式太师椅，做工考究，雕刻精美，它的高大宽阔让坐在上面的人平添几分显赫和尊荣，就是牵一条狗坐上去也让人感觉威严得不敢仰视。贺永昌每次进来总要向宝座望上几眼。可是早先被祝和斋占据，现在申书记又四平八稳地坐在那里。
申书记四十来岁，比较讲究仪表和衣着，三七开的西洋发梳理的一丝不乱，脚上的皮鞋和身上的呢绒大衣使他显得与众不同。他年轻时读书不少，是干部队伍中少数几个有学问的人，学富五车必然才高八斗。在他看来，做个小镇的一把手就像是庞统做县令——大材小用，小试牛刀而已。他觉得自己做不到“治大国如烹小鲜”那般举重若轻，但当个县长，治理个把小县是绰绰有余的。
贺永昌进来，递上那封信的同时也丢出一支香烟，说：“申书记，祝和斋的信你看过没有？问题严重得很呢？”
申书记划着一根火柴，低头把烟点上，深深地吸一口，随即两道白烟从鼻孔中喷出。他拿烟的姿势也跟贺永昌不同。贺永昌跟别的烟鬼们拿烟，都是用大拇指和食指抓。而申彦不，他是用中指和食指尖轻轻地一夹，平添几分优雅。他伸手向前面的木凳一指，示意贺永昌坐下，漫不经心地回答：“看是看了，他也就是为自己叫屈，肉痛那几块断砖碎瓦，也没什么，泥鳅掀不起大浪。”
贺永昌不情不愿地坐下。那条凳子太小，跟太师椅不成比例。两人如此坐着往好处想，是小学生正在挨老师训斥，往坏处想，那是犯罪分子在接受审讯。贺永昌就是看不惯他的那种派头，一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的样子，自恃喝过一些墨水就目空一切，似乎古镇除了他都是傻子，世人皆醉唯他独醒。
贺永昌现在有求于他，也就顾不得这些。他说：“我看这事得往高处看，并不是保护文物那么简单，这是右派分子向无产阶级的疯狂进攻，是被打倒的地主剥削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向革命阵线反攻倒算。”
“有这么严重吗？”申彦不屑地望他一眼。他最看不惯贺永昌总拿着鸡毛当令箭，屁大的事也要上纲上线，太没有政策水平。他背地里就跟人讲，老贺这种大老粗只会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打打杀杀弄得鸡犬不宁，只施苛政不用仁政，没看过书，不懂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实足一个土八路，土老冒，做个占山为王的山大王还算凑合。
贺永昌意识到，要说服申彦，光讲些大道理没用，一定要把事情跟他个人的切身利益挂上钩才有效。他说：“申书记，这是谁是谁非的问题。如果他是对的，那反右运动不就错了？我们不就冤枉他了？如果我们镇政府搞错了，那是我们工作的失误。你可是镇里所有事情的把关人，不等于说你搞错了吗？你说对不对？”
“唔，照你这么说来，也有道理。政府怎么会错呢。”申彦想犯不着为这种小事跟老贺唱对台戏，还抹黑了自己的政绩。就算冤枉了祝和斋又怎么了？小小一个中学教员！反右是近期最重要的阶级斗争，连钱伟长、费孝通、刘海粟这样的大人物都可以成为右派，他一个中学教员当右派一点也没委屈他。平日两人里貌合神离、明争暗斗，但在对付祝和斋的事情上，申彦经贺永昌的提醒，双方保持了高度的一致。
“那你看怎么办？”申书记问。
“我看应该让他去农场待几年，给他点教训。”贺永昌见申彦已被说服，便开出了他的价码。
申彦不再提出异议，他们叫来文书，起草了一份报告。说右派分子祝和斋思想顽冥不化，对封建残余一套仍死抱不放，还写信攻击县社各级政府，为自己的反动思想鸣冤叫屈，为地主资产阶级翻案。是个典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个顽抗到底的极右派。要求上级对这种人给予严厉惩罚，劳动改造。
这样的请求，县委批准速度是很快的。贺永昌很快作好布置，派专人护送祝和斋到县里，跟别的右派汇合，一起遣送去农场劳动。
得知消息，祝和斋惊呆了，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但事已至此，天命难违。他不争辩了，他接受了，他想他对学校对家庭已没多大作为，他不愿意拖累别人，离开或许也是一种选择。
到县里与另外三个右派集中在一起，先乘火车到宁波，又被赶上一辆货车送到海边的一个农场。这里有当地农场的职工，也汇集了来自全省的许多右派分子。不管以前的身份是医生、记者、编辑，还是像祝和斋这样的老师，如今都是体力劳动者，每天挑着粪肥给作物施肥，然后挖土清沟排水，拔草松土。祝和斋到达时正是小麦成熟的季节，农场组织职工和右派分子开镰收割，收割来的麦子挑到晒场里脱粒扬晒，收割后的田里再播种上水稻。
他们就日复一日地用汗水冲洗着头脑中的右倾思想，每周还要集中学习并汇报思想认识，对照上级文件查找反动思想的根源之所在。
祝和斋来到这里，虽然离家乡并不遥远，却天各一方，讯息不通。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让他一歇下来就倒头便睡，容不得他牵肠挂肚地思念。他从小没做过体力活，连家务劳动都极少做，身体也长得文弱单薄，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没几步就双脚颤抖冷汗直冒，但只得咬牙坚持。几天下来，白皙的皮肤晒成了古铜色，英俊潇洒的秀才变成了瘦削的小老头。
小麦收起了，早稻种下去了，很累，浑身没有力气。一天他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他想也许是累的缘故吧，过几天会好的。可晚上突然发起高烧，一晚上高烧不止，直烧得他头晕目眩。早上同室右派将他送到农场医务室，经医生检查被诊断为肺炎，又是打针又是吃药，嘱咐他要卧床静养。一连三天痛苦难耐，疾病折磨得他气若游丝，奄奄一息。他孤独地躺在床上百感交集。人在病痛时最软弱，最需要亲人的关爱。右派们也只有在生病了才有休息的权力，有时间思念亲人。
他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沉睡。迷迷糊糊朦朦胧胧间，仿佛来到了一个地方，抬眼看到破败的城墙坍塌的城门，很熟悉，咦，这不就是老家古镇？他沿着街路上的青石板，越过石桥，穿过弄堂，来到自己家里。他见到妻子正背对着他低头切菜。熟悉的背影还是那样窈窕端庄，清丽可人，就像他当初在白岙湖畔所见。他想喊一句：“一心，我的一心，你还好吗？”她突然转过身来，脸上憔悴不堪愁容满面。一见到他，就怒气冲天，随手拿起菜刀指着他，边痛哭流涕边骂声连连：“你这个不讲信用的东西，当初承诺嫁给你会让我幸福美满，会让我快乐开心，现在又怎样？你叫我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如何过日子，家里没钱没米全家早晚都饿死！你害苦了我，我恨死你！”
他羞愧地跑出来，又被两个女儿拦住。皎月含泪说：“爹，我不嫁给那个癞蛤蟆，我的人生我自己作主。”他想说：“皎月新月呀，你们还是听你妈的话，找合适的人家嫁出去，也好跳出火坑谋条生路。”新月说：“爹我听你的，你自己多保重。”“嗯，好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新月年小但性格稳重无需太担心，该担忧的还是大女儿。皎月她自视甚高不肯低头喜欢异想天开，这样的性格处于顺境还好遇到挫折她将如何面对？
这时振华、兴华、盛世华兄弟来到了他的跟前。三个孩子面黄肌瘦饿得皮包骨头。盛华伸出芦苇杆似的双手，眼泪汪汪地说：“爹，我饿了，给我点吃的。”
兴华说：“爹，你上次的戏法真灵，我要你再变一次。这回我要你变出红烧肉、醋溜鱼、白斩鸡，还有桂花糕、豆酥糖很多很多，我要一口气吃得肚皮胀鼓鼓，而且要真的不能用蕃薯丝代替。”可他伸进口袋连蕃薯糕丝也拿不出一根来，只好双手一摊表示抱歉。
振华愤怒地瞪他一眼，说：“你没法养活我们干嘛生我们出来？从此我们不是你的儿子你不是我们的爹！”说着领着弟弟就要走开。他张开嘴巴喊：“振华，振华，你们别走，听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