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银两 垫款项 官累晋商
这些商人因为封建权利取得庇护而发财，又因承担了过多的封建业务而深受其害。晋商和政府走得近，付出的代价就是：向政府捐纳款项。政府表面上是让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政府把山西视为商贾之途，是财赋重要来源地。在清王朝为巩固权利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都得到了晋商在财政上的大力支持。为了报效朝廷，晋商在历次的平叛、“剿匪”用兵和防务、赈灾等活动中，他们都踊跃向朝廷捐钱，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佐四川的金川防务，太原等府州绅士孟赢等人共筹本钱110万两，并由郭继传等率伙商赴川办军需物资。乾隆年间，伊犁屯田，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20万两，以备屯饷。乾隆皇帝要驾临五台山，河东盐商进献30万两。乾隆五十一年（1786），皇帝巡幸五台山，河东商人献银20万两。乾隆五十三年（1788），打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河东盐商和长芦盐商捐输银50万两。乾隆五十七年（1792），后藏用兵，他们又捐输50万两。嘉庆年间川楚用兵，河东盐商和长芦商捐输银100万两。嘉庆五年（1800），山西捐输有一县摊派至10万两，勒令快速缴纳，有没能及时缴纳的，甚至锁到县衙班房里。山西巡抚当时说山西已经捐输一百四五十万两，约可以得银200万两。这种手段就连皇帝也担心会激起民变。咸丰二年至三年（1852-1853），一年中，山西商人就捐输白银近160万两，占全国捐输总数224万两的71.4%。政府借山西商人“急公好义”之名，要求山西商人再行捐输。咸丰六年（1856）又捐输白银201万两。数年中，山西商人先后共捐输白银“数千万”。咸丰年间，山西捐银占全国捐银的37%，为全国捐输之首。清代，晋商捐输次数的频繁、数额巨大已成为沉重的负担。
山西五台山那个时候捐钱，晋商捐出的银两可以在扩展的贸易中成倍地收回来，这样的买卖是越做越有赚头的。而在清末，晋商捐助饷款次数多、数额高，返还的利益开始越来越少。当时的捐银一种是用于军事方面，如雍正时，清兵出征西北，山西盐商范氏一次捐输银44万两，一次捐输262万两；另一种是恭迎皇帝巡视的，清朝皇帝经常去五台山，山西盐商提供皇帝的赏银。其他方面，诸如修路筑桥，祠庙义学、义行等。政府当时为筹措款项，派官员去各府州县劝导捐输，捐银一万、数万至数十万两者，分别等差给赏。不愿请奖者，给予借贷印帖，分年给还，分别建坊给匾。
清政府的信用在鸦片战争中受到了影响和打击，由政府出面向商人借贷，许以官职补偿或过几年还贷款，还可建坊立匾，昭示后人，这些都是手段，而急于筹饷是其最终的目的。咸丰十年（1860）十二月十八日，日昌总号给汉口分号写信时，提到“昨接成、重两处来信，军务甚是紧急，成都左近四面贼匪扰乱不堪，兼之省城勒逼捐输，以滞生意之家，实难存站。即着成（都）火速归重（庆）号，暂行躲避。至重地一二百里，亦是贼匪，搅乱人心，亦属惊慌。如再不妥，亦要迁动”。信中所说“勒逼捐输”，就是指政府无止境地向票号商人索取钱财，山西票商躲避不及，进退维谷。此时，政府有求于富商报效，与商人的关系随即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政府对捐款的商人，不时以宽慰、嘉奖的话语进行鼓励。此刻，政府方面表现得更主动一些，商人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借此机会也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清代，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常常向晋商要钱介休冀氏为晋中的八大商之一，冀氏在乾隆年间发迹，到十七世冀国定（字一斋）时，冀氏家业已相当可观，资本金在300万两左右。冀氏一家道光初年时的典当杂货铺就有70多家，冀家在平遥的谦盛亨布庄，咸丰年间改为票号，归家族共有财产，另外在平遥还设了德昌票号，同时兼营布匹，其余各店铺仍以典当、杂货为主。冀国定的商号，一半在南方，一半在北京与天津等地。冀国定生有五子，捐了二品、三品衔，封赠累及三世。太平军突进湖南时，马太夫人嘱咐儿子们说：“此吾家报国之时也，时势如此，守钱欲何为？”寄信各地分号，命令竭力捐输助饷。仅冀氏一家，捐银数十万金，山西票商捐资报效的情形，大体可见一斑。
可步入晚清，这出互相利用的好戏就不好演了。政府和官员还是需要大堆银子的，可回报与付出的比例颠倒了过来。但是，晋商的捐输却没有停止，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多了。鸦片战争后，晋商捐输白银200万两。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席卷江南，惊惶失措而饷项匮乏的清廷便又向晋商伸手要钱了。据当时记载：自咸丰二年（1852）二月起，至咸丰三年（1853）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1595300余两。同治三年（1864），清政府用兵新疆，生意早已不好做的山西商人又大量捐输。山西籍官员徐继畲在《复阳曲三绅士书》中感叹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捐输逾千万。”
慈禧太后像以上只是就几笔捐输而言，晋商到19世纪末到底捐输了几次，今天我们很难知道其中确切的数目，但毫无疑问的是总数应该不下五六千万两白银。捐输是一种短期完成的任务，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商业的运作，晋商纵然是富可敌国、做生意精明过人，也难以避开这种盘剥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更何况随着清朝的衰败，这种捐输得到的好处却越来越有限。晋商是清王朝的债主，而清王朝却是一个穷困的欠债人。晚清财政极为困难，借债是政府应对困难的一个办法，借债的重要对象就是那些腰缠万贯的商人。晋商是海内首富，清政府向祁县、太谷、平遥这些地方的商号、票号老板伸手借钱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无论多富的商民也是皇家的子民，朝廷还得了就还，还不了可以赏赐其他作为补偿。当年左宗棠用兵新疆，饷项匮乏，伸手就向晋商借了863万两白银。光绪二十年（1894）户部拮据，又伸手向京师、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庚子年间，八国联军一口气打进北京城，曾经不可一世的老佛爷慈禧带着光绪皇帝仓皇逃出京城。一路上颠沛流离，狼狈不堪，到了山西境内才稍稍恢复了些体面，那时老佛爷往乔家的大德通票号一坐，晋商立即就借给老佛爷大量的白银，仅乔氏一家就拿出白银40万两。
借钱给官府是晋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忠君思想影响的结果，但除了忠君外，这里还有拉关系赚大钱的商业考虑。晋商本来是深谙此道的，晋商是沾过不少的光，遗憾的是形势在变，晋商从官府中能得到的甜头少了，风险也在加大，往往可能是血本尽亏。票号的始祖日昌票号就由于放巨款给清皇室贵族，遇到辛亥革命，300万巨款因清王朝倒台无法收回而迅速走向倒闭的。
如果说向清政府捐输和借贷至少还能得到一些顶子和虚衔作安慰的话，那么繁重的课税使晋商不得不遭受损失。然而，令晋商头疼的事还不止于此，地方官吏的勒索也在窒息着晋商的生机。在地方官吏看来，腰缠万贯而地位很低的商人是他们搜刮致富的最佳对象。时至晚清，吏治腐败，官吏爪牙的盘剥勒索更是明目张胆。对于上面摊捐的银两，地方官吏更是大肆增加，以谋私利，所谓“上猎其一，下攘其十”。商人们的心中希望的是“架满圣贤书，门少吏胥扣”。
晋商，尤其是后期的票商对清朝政府依附过重，他们热衷于从官府中得到商机，票商们实在太满足清政府给予的特权了，以致一些票庄和清廷大员们几乎是建立了一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这样，当清政府倒台时，晋商票号必然受到牵连。清末，山西票号的主要业务也转向了汇兑和垫借公款，他们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汇兑不屑一顾，甚至规定500两以下概不办理汇兑。由于公款不计利息或利息极低，晋商一方面从官款汇兑业务中获得了大量利润，另一方面也为政府或官员们垫汇、垫借了大量款项。据统计从1862-1893年30年间，票号共汇兑各省关款项81407520两，平均每年汇兑2543985两。同期他们也为广东等省关垫汇公款达129998.03两，占到它汇兑总额的15.97%，平均每年垫汇43332676两，占每年汇兑公款总额的17.03%。甲午战争后，票号的赢利空前增加，但繁荣的背后且隐藏着衰败的危机，他们贷出的款项也逐渐超过了存款，而且政府对票号的透支大幅度提高，官员们私人的贷款也大大增多。随着贷款数额的增加，晋商的经营风险也越来越大。1911年12月，仅度支部欠京师各票号的款项达700余万两。
清末，晋商的票号更深地介入朝廷的财政之中，要代户部解缴税款，为各省关借垫京、协饷，为政府筹借和汇兑抵还外债，承借、承汇商款，承办四国借款还本付息等，山西票号实际上成了清政府的财政部。到了晚清时期，在清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败和灭亡的同时，晋商却在更加深入地渗入清政府的各个部分，向清朝官员大量借款。山西商人始终依靠交结封建政府，为政府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清朝灭亡后，山西票号垫借的政府公款便无人承担，各地政府的大量财政借款无法收回，放给京中王公大臣的款项很难清理。私人借款项或去职而逃避无踪，或卸差而亏空尚多，各家的损失严重，约计都在百万以外。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的资金大多散失。而清政府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应收银400万两，有应付银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许多票号都因呆账、坏账、死账而在挤兑潮中纷纷倒闭。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清末民初，山西票商多数血本无归，纷纷倒账歇业直至完全倒闭，在巨额的债务归还中，山西商人们也落得家产荡然无存，最终怆然退出商业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