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詹姆士的“淑世主义”（Meliorism）的挑战书。詹姆士自己是要我们大着胆子接受这个哀的米敦书的。他很嘲笑那些退缩的懦夫，那些静坐派的懦夫。他说，“我晓得有些人有不愿去的。他们觉得那个世界里须要用奋斗去换平安，这是很没有道理的事。他们不敢相信机会。他们想寻一个世界，要可以歇肩，可以抱住爹爹的头颈，就此被吹到那无穷无极的生命里面，好像一滴水滴在大海里。这种平安清福，不过只是免去了人世经验的种种烦恼。佛家的涅臜，其实只不过免去了尘世的无穷冒险。那些印度人，那些佛教徒，其实只是一班懦夫。他们怕经验，怕生活。他们听见了多元的淑世主义，牙齿都打战了，胸中的心也骇得冰冷了。”詹姆士自己说，“我吗？我愿意承认这个世界是真正危险的，是须要冒险的；我决不退缩，我决不说‘我不干了’！”
詹姆士的哲学确有他的精彩之处，但终不免太偏向意志的方面，带的意志主义（Voluntarisrri）的色彩太浓重了，不免容易被一般宗教家利用去做宗教的辩护。实验主义本来是一种方法，一种评判观念与信仰的方法；到了詹姆士手里，方法变松了，有时不免成了一种辩护信仰的方法了。即如他说，
依实验主义的道德看来，如果“上帝”那个假设有满意的功用，——此所谓满意，乃广义的，——那假设便是真的。
皮尔士的方法，这样活用了，就很有危险了。所以皮尔士很不以为然，觉得Pragmatism 这个名字被詹姆士用糟了，他想把那个名词完全让给詹姆士一派带有意志主义色彩的“实际主义”，而他自己另造一个字Pragmaticism 来表明他的“实验态度”。杜威也不赞成詹姆士的意志主义，所以他不用Pragmatism 的名称，自称为“工具主义”（Instrumentalism），又称为“试验主义”（Experimentalism）。只有英国的失勒（F.C.S.Schiller）一派的“人本主义”（Humanism），名称上虽有不同，精神上却和詹姆士最接近。
现在单说杜威的工具主义。杜威始终只认实验主义是一种方法论，故他最初只专力发挥实验主义的逻辑一方面，这种逻辑他叫做“工具的逻辑”，后来也叫做“试验的逻辑”。1907年，詹姆士出了一部书，叫做《实验主义》，他想把皮尔士，杜威，失勒，以及欧洲学者倭斯韈B（Ostwald），马赫（Mach）的学说都贯串在一块，看作一个哲学大运动。这书也谈玄学，也谈知识论，也谈常识，也论真理，也论宇宙，也论宗教。杜威觉得他这种大规模的综合是有危险的，所以他做了一篇最恳切的批评，叫做《实验主义所谓‘实际的’ 是什么》，后来成为他的《试验的逻辑杂论》（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的一篇。杜威把詹姆士论实验主义的话，总括起来，作为实验主义的三个意义：第一，实验主义是一种方法；第二，是一种真理论；第三，是一种实在论。杜威引詹姆士的话来说明这 三项如下：
一、方法论 詹姆士总论实验主义的方法是“要把注意之点从最先的物事移到最后的物事；从通则移到事实，从范畴移到效果。”
二、真理论 “凡真理都是我们能消化受用的；能考验的，能用旁证证明的，能稽核查实的。凡假的都是不能如此的。”“如果一个观念能把我们一部分的经验引渡到别一部分的经验，连贯的满意，办理的妥贴，把复杂的变简单了，把烦难的变容易了。——如果这个观念能做到这步田地，他便‘真’ 到这步田地，便含有那么多的真理。”
三、实在论 “理性主义以为实在（Reality）是现成的，永远完全的；实验主义以为实在还在制造之中，将来造到什么样子便是什么样子。”“实在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
但杜威指出实验主义虽有这三种意义，其实还只是一种方法论。他把方法论再分析出来，指出他的三种应用。（一）用来规定事物（Objects）的意义，（二）用来规定观念（Ideas）的意义，（三）用来规定一切信仰的意义。
甲、事物的意义 詹姆士引德国化学大家倭斯韈（Ostwald）的话，“一切实物能影响人生行为；那种影响便是那些事物的意义。”他自己也说，“若要使我们心中所起事物的感想明白清楚，只须问这个物事能生何种实际的影响，——只须问他发生什么感觉，我们对于他起何种反动。”譬如说“闷空气”，他的意义在于他对于呼吸的关系和我们开窗换空气的反动。
乙、观念的意义 我们如要规定一个观念的意义，只须使这观念在我们经验以内发生作用。把这个观念当作一种工具用，看他在自然界能发生什么变化，什么影响。一个观念（意思）就像一张支票，上面写明可支若干效果；如果这个自然银行见了这张支票即刻如数现兑，那支票便是真的，——那观念便是真的。
丙、信仰的意义 信仰包括事物与观念两种，不过信仰所包事物观念的意义是平常公认为已确定了的。若要决定这种观念或学说的意义，只须问，“如果这种学说是真的，那种学说是假的，于人生实际上可有什么分别吗？如果无论那一种是真是假都没有实验上的区别，那就可证明这种表面不同的学说其实是一样的，一切争执都是废话。”
以上是杜威就詹姆士书里搜括出来的方法论。杜威自己着的书，如《我们如何思想》，如《试验的逻辑杂论》，都特别注重思想的工具的作用。怎样是“工具的作用”呢？杜威说：我们人，手里的大问题是：怎样对付外面的变迁才可以使这些变迁朝着那于我们将来的活动有益的方向走。生活的进行全在能管理环境。生活的活动必须把周围的变迁一一变换过；必须使有害的势力变成无害的势力；必须使无害的势力变成帮助我们的势力。
这种生活就是经验。经验全是一种“应付的行为”；思想知识就是应付未来的重要工具。向来的哲学家不明白经验的真性质，所以有些人特别注重感觉，只认那细碎散漫的感觉为经验的要义；有些人特别注重理性，以为细碎的感觉之上还应该有一个综合组织的理性。前者属于经验主义，后者属于理性主义。近代生物学和心理学发达的结果，使我们明白这种纷争是不必有的。杜威指出感觉和推理都是经验（生活）的一部分。平常的习惯式的动作，例如散步，读小说，睡觉，本没有什么段落可分；假如散步到一个三叉路口，不知道那一条是归路，那就不能不用思想了；又如读书读到一处忽然上下不相接了，读不下去了，那就又不能不用思考的功夫了。这种疑难的境地便是思想的境地，困难的感觉便是思想的动机，“便是思想的挑战书”。感觉了困难之后，我们便去搜求解决困难之法，这便是思想。思想是解决困难的工具。当搜求解决的方法之时，我们的经验知识便都成了供给资料的库藏。从这库藏里涌出来了几个暗示的主意，我们一一选择过，斥退那些不适用的，单留下那最适用的一个主意。这个主意在此时还只是一种假设的解决法；必须他确能解决那当前的困难，必须实验过，方才成为证实的解决。解决之后，动作继续进行；散步的继续散步，读书的继续读书，又回到顺适的境地了。
我们可以把思想的层次画一个略图：
仔细分析起来，凡是有条理的思想，大概都可以分作五步：一、感觉困难；二、寻出疑难所在；三、暗示的涌现；四、评判各种暗示的解决，假定一个最适用的解决；五、证实（就是困难的解决）。——在这五步里，究竟何尝单是细碎的感觉？又何尝有什么超于经验的理性？从第一步感觉困难起，到最后一步解决困难止，步步都是一段经验的一个小部分，都是一个“适应作用”的一个小段落。
杜威在他的新着《哲学的改造》（1920）里说：我们现在且看从古代生活到近代生活，“经验”本身遭遇的变化。在柏拉图眼里，经验只是服从过去，服从习惯。经验差不多等于习俗，——不是理性造的，也不是用心造成的，只是从很无意识的惯例相习成风的。所以在柏拉图眼里，只有“理性”可以解放我们，使我们不做盲从习俗的奴隶。
到了培根和他那一派的哲学家，我们就可以看出一个奇怪的翻案。理性和他手下的许多抽象观念倒变成守旧拘迂的分子了，经验却变成解放的动力了。在倍根一派的眼里，经验指那新的分子，使我们不要拘守旧习惯，替我们发见新的事实与真理。对于经验的信仰，并不产生顽固，却产生了谋进步的 努力。
这个古今的不同，正因为大家都不知不觉的承认了，所以是格外可注意的。这一定是因为人生实在的经验上起了一种具体的重大的变化了。因为人们对于“经验”的见解究竟是跟着实际经验来的，而且是仿照那实际的经验的。
当希腊的数学和其他理性的科学（Rational Science）发达的时候，科学的学理不曾影响到平常的经验。科学只是孤立的，离开人事的，从外面加入的。医术总算是含有最多量的实证知识了，但医术还只是一种技术，不曾成为科学。况且当日各种实用的技术里也没有有意的发明与有目的的改良。匠人只知道模仿遗传下来的模型；不依老样式做去，往往退步了。技术的进步，或者是慢慢的无意的逐渐衍变出来的，或者是一时兴到，偶然创出的一种新式。既然没有自觉的方法，只好归功于神助了。在社会政术的方面，像柏拉图那样的彻底改革家，只觉现有的弊病都是因为缺乏可以仿效的型范。匠人制器，尚有型范可以依据，而社会国家里反没有这种型范。哲学家应该供给这种法象；法象成立之后，应该得宗教的尊崇，艺术的装点，教育的灌输，行政官的执行，总要使他们一成不变。
试验的科学的发达，使人们能制裁他们的环境：这本是不用再详说的了。但这种制裁是和那旧日的经验观不相容的，然而人们常常忽略了这一层，所以我们不能不指出：经验从“经验的”（Empirical）变为“试验的”（Experimental）的时候，有一件根本重要的事就发生了。从前人们用过去经验的结果，只不过造成一些习惯，供后人来盲目的服从或盲目的废弃。现在人们从旧经验里寻出目的和方法来发展那新而且更好的经验。所以经验竟积极的自己制裁自己了。诗人沙士比亚曾说“没有法子可以改善‘自然’，但‘自然’自己供给那种法子”。我们也可拿他说“自然”的话来说经验。我们不用专抄老文章，也不须坐待事变来逼迫我们变化。我们用过去经验来创造新而更好的将来经验。经验的本身就含有他用来改善自己的手续了。
所以智识——所谓“理性”——并不是外加在经验上的东西。他固是经验所暗示的，固须靠经验来证实的；但他又可以从种种发明里用来扩充经验，使经验格外丰富。……康德哲学里的“理性”，是用来介绍普遍性与秩序条理到经验里去的：那种“理性”，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很可以用不着了；那不过是一班中了古代形式主义和烦琐术语的毒的人捏造出来的。我们只要那过去经验里出来的一些具体的意思，——依据现在的需要，渐渐发展成熟，用来做具体改造的目的与方法；并且用适应的事业的成败来试验过，——就尽够了。这些从经验出来，积极的用在新的目的上的种种意思，我们就叫做“智慧”（Intelligence）。
杜威在这几段里指出古今人对于“经验”的态度所以不同，正因为古今人实际的经验确已大不相同了。古人的经验是被动的，守旧的，盲目的，所以古哲学崇拜理性而轻视经验。今人的经验，因为受了试验科学的影响，是主动的支配自然，是进取的求革新，是有意识的计划与试验，所以培根以来有许多哲学家推崇经验而攻击理性和他的附属物。但人们究竟不肯轻易打破他们磕头膜拜过的偶像，所以总想保存一个超于经验之上而主持经验的“理性”。这是两千年欧洲哲学史的一个总纲领。杜威指出，我们正用不着康德们捏造出来的那个理性。经验的活用，就是理性，就是智慧，此外更没有什么别的理性。人遇困难时，他自然要寻求应付的方法；当此时候，他的过去的经验知识里，应需要的征召，涌出一些暗示的意思来。经验好像一个检察官，用当前的需要做标准，一项一项的把这些暗示都审查过，把那些不相干的都发放回去，单留下一个最中用的；再用当前的需要做试金石，叫那个留下的假设去实地试验，用试验的成败定他的价值。这一长串连贯的作用，——从感觉困难到解决困难，——都只是经验的活用。若说“既有作用，必还有一个作用者”，于是去建立一个主持经验的理性：那就是为宇宙建立一个主宰宇宙的上帝的故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