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着烈日酷暑，斯坦因沿着丝绸之路的南道，开始踏上漫长的旅程。沿途发掘了卡达里克、独木窟、拉瓦克、尼雅、米兰等5处遗迹之后，满载文物的运输队穿越罗布沙漠，前往楼兰。旅程崎岖难行，一天只能走14里路。走到第11天，还是不见楼兰遗址。别说运输队，就是斯坦因的助手，也渐渐泄气了。为了鼓劲，斯坦因悬赏奖励第一个看见楼兰遗址的人。于是，运输队加快步伐，不知又经过多少时间，一个爬上沙丘的驼夫指着东方地平线上的一个小小的斑点发出一阵欢呼声。斯坦因从望远镜里看出，那是一座废弃的印度塔。他们终于到达了楼兰遗址。到处是死亡、荒凉，令人难以置信，这里曾经“邑有城廓”。
斯坦因和他的雇工，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在被沙子埋没的废墟中，挖掘了12天。发掘是从一座倒塌的残败不堪的房屋开始的，还发掘了一座衙门的遗址和一个包罗万象的古代垃圾堆。发现是惊人的，除了发现大量的中国官方文件和其他有文字的纸张外，还发现了为数不多的怯卢文字书写的木简、纸片，斯坦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晴，居然找到古代印度西北部通用的文字，这种文字在公元4-5世纪为婆罗米文字取代。所发现的有年代的文书，大部分是公263-270年之间的东西，最晚的一件是公元330年。从发现的大量文物看，楼兰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卫戍城镇，为的是警卫中国的西陲，保卫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匈奴曾切断了楼兰与遥远的京城之间的所有交通联系，但楼兰并没有立即消亡，在军队的把守下支撑了若干岁月。有一份文书是公元330年写的，就写作晋元帝建武十四年，其实建武这个年号晋元帝仅用了两年。
这时，储存的冰块行将耗竭，又到了斯坦因转移的时候了。经过7天艰苦的跋涉，从冰封的塔里木河里补充到水源，最后回到若羌和磨朗。途中，斯坦因在米兰一座废弃的庙宇内发现了一系列壁画，有的带有鲜明的西方色彩，其中的一块护壁板上面着长有翅膀的安琪儿。斯坦因惊异得不知所措，西方的安琪儿怎么会出现在亚洲大地的心脏、荒凉寂寞的罗布泊边缘呢?在有的画上，签着台塔斯这样的名字，与公元79-81年间在位的罗马皇帝同名。斯坦因剥光了那些最优美的壁画，把它们连同以前所挖掘到的文物，包装在一起，用骆驼驮到喀什，然后运回英国。
1907年2月21日，斯坦因再次穿越冰冻的罗布沙漠，朝着东北方向的敦煌进发。
敦煌这个地方，远在两千多年前一本地理书《禹贡》上就有记载，不过那时不叫敦煌。汉武帝驱逐匈奴，经营河西，置敦煌郡，自此敦煌成为汉朝建置的河西四郡之一，成为中国通向西方的门户。凡是跋涉丝绸之路的行旅，都把敦煌作为在中国的最后一个停留站。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北道与南道的会合点，对所有经由陆路出人中国的旅客来说，这里是必经之路。
在敦煌县城东南20公里处，有一块小小的绿洲。在一道陡峭的灰色崖壁上，从南到北，密密层层，像土蜂窝一样地排列着480多个大大小小的石窟。石窟里，四壁大幅的佛经图像，和窟顶的藻井彩绘，五彩缤纷。莫高窟始建于公元290年，续建于366年，到唐代，已拥有1000多个石窟，故又称千佛洞。莫高窟历经1500多年的沧桑，不断遭受自然力与人为的破坏，但基本上保持着原状。不过，由于它地处沙漠的心脏，外人很少知道这里有莫高窟这样一个巨大的艺术宝库。本世纪初叶以前，很多西方旅行家认为它连看都不值得一看。
1907年3月12日清晨，斯坦因迎着刺骨的寒风，进入莫高窟。这次是初步勘察，但这些石窟壁画艺术价值之丰富，已使斯坦因惊心动魄了。尽管损坏之状触目皆是，但大部分保存完好。
5月中旬，斯坦因再探莫高窟，正遇上每年旧历四月初八日纪念佛诞的香会，成千上万的善男信女蜂拥到莫高窟烧香拜佛。斯坦因见状，不敢有所举动，以为“这里虽有丰富的机会，不少的遗物，可以为研究佛教艺术之用，然而开始还是以限于考古学方面的活动为妙，如此庶几不致激起民众的愤怒，酿成实际的危险。”
当斯坦因5月21日三探莫高窟时，香会已经散了。他扎下帐篷，准备长期留下来。那时，他已萌生劫掠敦煌古文物之念。初到敦煌，他就从一个土耳其商人那里听到传闻，说是几年前偶然之间在一座石窟寺里发现了秘密收藏在那里的许多古代写本。据说那些秘藏归一位道士保管。但这个名叫王圆篆的道士凑巧出门化缘去了，私藏锁在石室里。只有一个小和尚住在那里。从他的口中，斯坦因得知，石室秘藏是王道士等人在清除莫高窟北端七佛殿下第16号石窟甬道中的积沙时发现的。这个石窟是在崖壁的最底层，世世代代从山顶流泻下来的黄沙，已经把这个洞窟约7米长的甬道壅塞了：当这些流沙清除出去以后，两壁露出宋代壁画。忽进发巨响，甬道北壁中裂一缝。王道士用旱烟管在裂缝的壁上敲打了几下，墙壁发出咚咚咚的回音，像是空的。打开这面墙壁，出现一扇紧闭的小门。推开小门，是一个高约16米、宽约27米、略带长方形的密室，室内堆满了数不清的文书、经卷、绣画、法器等。王道土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这些东西的价值，以为是神的赐予，便取出几卷送给县令汪宗翰。甘学台叶昌炽通过汪宗翰，也得到不少私藏。他向藩台衙门建议，把这批文物运到省城保存起来，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银子。结果，他的建议没有采纳，只是得到一纸命令，叫他照旧封闭起来。从此就没人去过问了。
小和尚还把王道士借给他人的一卷手稿给斯坦因看过。那是一卷手写的中文佛经，高约03米，长约135米，无年代，但就纸张与字体看来，很了不起。这卷手稿刺激了斯坦因的贪欲，他急于窥探石室里的全部秘藏。无奈王道士仍未归来，只好暂时离开莫高窟，到附近的长城残迹去参观。
等到5月底，斯坦因重到莫高窟时，王道土已经在家里等候了。斯坦因对王圆篆的最初印象是：“他看来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极其狡猾机警：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他对于有关神同人的事充满了畏惧，因此一见面就知道这个人不易捉摸。”斯坦因对王道土只字不提石室秘藏，佯称来敦煌只是调查寺院庙宇和拍摄壁画照片。从此，斯坦因开始了“长时间奋斗”。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名叫蒋孝琬的中国译员，起了无人替代的作用。
正当斯坦因在王道士发现经卷文书的石窟旁的小神龛拍照时，他发现那间密室的门已经用砖块堵住了。同时，斯坦因听说，甘肃藩台衙门已经下令，将把整个书库迁往兰州。这使斯坦因大为失望，这样一来，连看一看的可能都没有了，更不要说搞到一些了。
斯坦因急忙打发蒋孝琬去找王道士探个究竟。过了很长一会儿，蒋才回来，并带来了多少令人放心的消息，原来王道士之所以封闭石室入口，只是为了不让好奇的善男信女们随便进人。至于藏书搬迁之事，也已作罢，决定留在原处保存，由王道土看管。
斯坦因如释重负，与蒋孝琬策划，采用双管齐下的策略，攻陷王道士把守的难关。他们认为，银子虽然有很大的诱惑力，尚不足以消除道士对神和人的畏惧，还要施以另一件法宝——玄奘。斯坦因发现王道士对唐僧充满了敬意，便从这个薄弱环节向他进攻。斯坦因装出一副十分崇奉玄奘的模样，还说他是怎样循着唐僧当年的足迹，从印度跋涉万里，经历艰险，来到莫高窟。果然，经斯坦因一提，王道士的眼睛蓦地发光了，两人很快有了共同的语言。王道士把这个说着半通不通的中国话的洋人看成传说中的一位神仙。这个矮小的道士当即带着骄傲的神情，领着斯坦因到外边一处新近构筑的走廊，走廊两边画着西游记的传说。其中有一幅，画的是玄奘站在河边，满载经卷的白龙马站在身旁，一头巨龟向他游来，显然是想帮助他把经卷运过河。斯坦因想借题发挥，使王从这个故事里得到启发，从石室里拿出几部佛教经卷，带回佛教的老家印度去。但他又觉得时机尚未成熟，只把蒋留在王那里，希望他能说服他的同胞：然而，斯坦因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了。王道士仍然犹豫不决，只是答应以后再说。
当天深夜，事情突然有了转机。蒋孝琬悄悄地来到斯坦因的帐篷，激动地从衣服底下取出几卷手写经文。斯坦因一眼看出，这些经卷的年代十分久远。接着，蒋又溜回王道士的住处，全神贯注地翻阅这些手写经卷，直到天亮。从题署看，这些佛经经卷是玄奘本人从印度带回的经典中翻译过来的。蒋连忙把这一发现告诉王，并使他相信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也就是说，玄奘在天之灵选择这个神圣的时刻，把这些神圣的经卷显示给斯坦因看，为的是让这位从遥远的印度来的信徒和追随者，把它们送回原处去。无须蒋孝琬再强调，王道士慷慨地允许他进人秘室。拆除堵门的砖墙，借着油灯的一丝毫光，斯坦因的眼前豁然开朗，文书经卷紧紧地一层层地乱堆在地上，所占的空间，据后来的测量，约有14立方米。
王道士将经卷一捆又一捆地抱出来，允许斯坦因与蒋孝琬到佛堂细细展观，还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窥见。斯坦因仔细检查堆积如山的经卷和写本，没有发现一丝损坏。除了用汉文、梵文、藏文、突厥文、维吾尔文以及陌生的文字书写的手稿外，还有用画布作包裹的一个大包袱，打开一看，全是古画，颜色调和，鲜艳如新。但大多数已经被经卷压缩成一叠，难以分开。斯坦因与蒋孝琬日复一日地把经过挑选的手稿与绘画搬进斯坦因的帐篷里，经过他们开导与劝谕以后，王道士再也不反对了。不久，斯坦因暗中观察到王对这些文物“竟看得很不算什么”，他甚至很为“惊异”。以后，王甚至同意，允许将某种类型的手稿，打上标记转让给大不列颠的一所专门研究佛教经典的寺院，借以换取一笔相当可观的功德钱。斯坦因则一再无耻地表示自己对玄奘的真诚信奉，以免王道士反悔。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文物到了斯坦因的手里，其中包括以前拒不拿出的汉文佛经。仅这一次，斯坦因就骗得装满24只箱子的写本，另外还有5只箱子装满了美术品。
1914年，斯坦因率领探险队重到敦煌行骗。这次，斯坦因以500两银子的布施，从王道士手中骗得570余卷佛经，装满5大箱。据统计，斯坦因两次盗购图书、经卷、写本有650余卷。16年后，斯坦因还想来敦煌盗劫余宝，由于中国学术界的一致反对，才没有敢再来。
继斯坦因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法国的伯希和与努奈特，而后是以古川小一郎和橘瑞超为首的日本探险队，第4个盗劫敦煌文物的是美国人华尔纳。伯希和盗购了文书经卷6千余卷，还有不少画卷；吉川小一郎从王道士那里骗得100多卷写经、两尊塑像；橘瑞超也得到360卷写经；华尔纳运用特殊的技术，剥离唐代壁画26方，还搬走了几尊最精美的唐代塑像。
西方冒险家在丝绸之路古道为所欲为、巧取豪夺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从赫定、斯坦因、范莱考克，到伯希和、吉川小一郎、橘瑞超、华尔纳等各国盗宝者却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谜。其中最大的一个谜是，那些被他们劫掠的古代文物、稀世珍宝，现今在何处?
丝绸之路上的古代财宝分布在12个国家的博物馆和文化机构里。最多的是在伦敦、柏林和德里。然而，很少有人看见过从丝绸之路盗取的壁画、塑像、手稿和其他古物。斯坦因盗取的大部分文物，深藏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的箱子里。人们不能不感到，这些盗宝者在中国把文物发掘出来，只是为了把它们重新埋人地下。范莱考克窃取的丝绸之路财宝，有相当一部分毁于战火。德方估计，约有60％免于破坏，幸存的部分陈列在西柏林的艺术博物馆。普遍认为，范莱考克在中国劫掠的所有珍宝，在盟军轰炸柏林时已全部被毁。日本远征队把所掠夺的古代文物运到京都大谷伯爵的别墅之后，即使是日本的学者也不知其下落。其中一部分的去向，至今仍是一个谜。来自敦煌秘室的经卷和写本，大部分一直深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现已移交给英国图书馆。除了著名的金刚经之外，其余都不对公众公开展览。
这便是那些被盗宝者从丝绸之路劫走的无价之宝的命运。依照国际公认的原则，那些被盗走的艺术瑰宝是中国人民的合法财产，理应归还给合法的主人。中国人民何时才能收回丝绸之路上被盗走的财宝呢！
东陵宝藏今何在
马兰峪在河北省遵化县境内，距北京仅120公里。那里有一处皇陵禁地。1635年，明朝末代皇帝朱由检最早选中这块风水宝地，拟筑皇陵，时值战乱四起，终末筑成。清顺治皇帝死后。康熙就将他葬于此地，定名孝陵。其后有康熙的景陵，乾隆的裕陵，咸丰的定陵，同治的惠陵等五座帝陵。此外，还有慈安、慈禧等4座后陵及5座妃嫔陵园，和一座公主墓。这大小不等的15座陵园，统称东陵。
这东陵气势果然不凡，层峦叠翠，白云缭绕的昌瑞山千姿百态，风采独具，从山顶俯视陵园，那270座金殿和牌楼熠熠生辉，方圆40余平方公里的马兰峪盆地恰似一只玲珑的翡翠盆。
清朝统治者生前耗费巨资修造工程浩大的地下宫殿，死后还将大批稀世珍宝一起陪葬：数百年来，这些被埋人地下的国宝令多少军阀豪绅、大盗巨匪垂涎欲滴、想入非非!曹锟、吴佩孚、孙传芳，都是些爱财如命的人，尽管他们对东陵国宝窥视已久，却始终未敢轻举妄动，其根本原因就是怕激起公愤。遭致全国民众的一致声讨，最后落得个“不肖子孙”的千古骂名。
然而，到了1928年6月，随着震天动地的一声巨响，皇陵被炸开，一只魔爪终于伸向慈禧的坟墓……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不肖子孙是谁?此人乃国民军第6兵团第13军军长孙殿英。
孙殿英在马兰峪驻防时，曾驱车去东陵一游。他身边的随员对他说：皇帝爷生前喜爱的玩物、珍宝，死后都陪葬了。这些陪葬品要算慈禧老太后和乾隆皇帝的陵墓最多。孙殿英听了，顿时贼心为之一动。
掘墓工程首先在慈禧陵寝动手。动工前，孙殿英将三师师长张宝昌、五师师长谭温江、六师师长柴荣陛以及工兵营营长颛孙子瑜叫去，在酒席上向他们布置了掘墓的任务。
第二天，马兰峪各街道路口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12军，从即日起在东陵进行军事演习，严禁黎民百姓入内的布告，并限令演习范围之内的居民即日内必须迅速撤出。孙殿英还派兵在东陵四周严加警戒，鸣枪示威，阻止居民接近警戒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