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院里把票统计了，范晓敏是第九名。这让我有点高兴，可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但我在心里给她灭了灯，还有更多的人也灭了灯。群众把她选下去了，我们就有的交代了。让她当了军训的领队，又评了她为军训标兵，还是这个结果，那就没有办法了。可这结果让小董很着急，说：“怎么办呢？”在头上拍了三下，又说：“怎么办呢？”又拍了三下，额头上的汗都渗出来了。我说：“小董啊，票又不是你投的，你急什么？”他说：“领导那里不好说啊！”我说：“一个麓城师大这么大，这毛细的事情，简直一个麻雀屁，领导哪里会记得？再说真要急也轮不到你着急，学校领导知道历史学院有个小董，董老师？你不要把自己看得那么明显。”他说：“领导今天的确不知道我，可怕就怕有人一说就知道了，心里有个阴影，说不定哪天就起作用了。你说我们这么小的小人物，禁得起折腾一下吗？今天我不该过去的，让你去搞定就好了，你们是当老师的，你们不怕。”我说：“你怕谁说？”他说：“那还有谁？”我生气说：“你是老师，哪有老师怕学生的？一个刚进校的女生你怕她？”他叹气说：“应该是不怕，也可以说应该是他们怕我。可这都只是应该而已。金书记说过，世界上应该却应该不了的事太多了。你是老师，你腰可以硬一点，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苦衷。”
他们的苦衷我知道，就是前途渺茫。这么多学生辅导员，哪会有那么多好位置等着他们？将来能够提拔上去的，几乎是百里挑一。大家都积极努力，小心谨慎，想成为那个“一”。我说：“是每个班都有这个问题，还是我特别倒霉？”他说：“只有你们三班。”我说：“那还好点，倒霉的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每个班都这样搞起来，我们当老师的那课就不要上了。人文精神，不讲不行，讲又怎么讲？是阴阳人吗？”他说：“该怎么讲就怎么讲，难道不讲？可该怎么做那也只能怎么做，难道不做？这都是没办法的事情。”小董他说的也是实情，可是这个实情让我心里很堵。大家都这样“没办法”起来，学生他们看不见吗？看见了不会想吗？见多了想多了还会有信念吗？都没了信念，将来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当然，我也可以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一推了之。可谁都这么想，都一推了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我觉得自己应该有一点坚守，就从这看不见的小地方开始。
小董要我去找金书记，看怎么办。我说：“我们一起去。”他说：“我就不去了，我不在你们好说话一点。”我去了金书记办公室，把事情说了。金书记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办？那就是前七名啊，那还能怎么办？”他说：“三班同学看着挺老实的，怎么有这么多调皮的人？”我说：“那肯定是范晓敏自己有问题吧，她居然跟别人说家里是个什么官，别人心里能没想法？那到底是个什么官呢？”金书记说：“她的档案我特地看了一下，她爸爸是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处长。”我说：“那他爸爸应该更加懂得选举算数的道理。”他说：“世界上应该却应该不了的事太多了。”我说：“难道范晓敏她爸爸打了招呼？”他说：“没有。”我说：“那难道孟书记有什么特别交代？”他说：“怎么交代你都听到了，你那天在那里。”我说：“那算交代吗？”金书记笑了说：“锻炼锻炼，那不算交代，还要怎样才算交代？如果还要他明说，我这顶不算乌纱帽的乌纱帽就直接摘掉算了。”我说：“那怎么办呢？不能把情况直接跟孟书记汇报一下吗？”他“哧”地笑了一下，说：“平时大事都找不上，这个事找他？找到了你要他怎么说？你去将领导的军？”
他盯着名单看了一下，把范晓敏的名字圈起来，箭头一划，放到了第三位，说：“做一点技术处理。”把名单推到我眼前：“理解一下我们工作的难处。你以为我当这个书记又能怎么样？”我说：“我心里挺难受的。”他说：“难道我就那么坏，一点不难受？”我说：“有几个学生对这件事有很重的疑心，我都跟他们拍了胸保证了公平公正的。”他说：“这个你可放心，没有谁会来往根上刨。再说学生有个态度，院里也可以有个态度。”我知道事情无可挽回，叹气说：“真的不知道以后怎么跟学生说话，上课就更不好上了，讲的都是圣人之言，真讲不出口，那不是骗人吗？”金书记说：“小聂，你该怎么讲就怎么讲，轰轰烈烈地讲，理直气壮地讲，这点小事就让你失去了教育学生的自信了吗？太小的一件事了。我天天对学生训话，按你的想法，我们就不要说话了。”我说：“院里定了，那就定了吧。”他说：“谢谢聂老师支持我的工作。”
出了办公室我心里很难受。一个班干部，算最小的资源，简直算不上资源，也要操作一下，由潜规则来确定结局。大一点的事，又怎么可能公平公正？学生也在观察，在感受，在思考，他们并不傻。有些道理怎么讲他们都听不进去，也不能怪他们，生活经验给他们的教育更加有力。有些话谁信谁傻，另一些话则是谁不信谁傻，总之价值观是被颠倒了扭曲了。这事真的像金书记说的那样，是太小的一件事，可这事情体现的生活法则，却让我感到恐慌，感到悲观。赵平平没有得力的人顶她，这么多年搞不到一个编制，真的是太正常了，搞到了反而不正常。想起自己的孩子去医院流掉了，真的是白白地流掉，太可惜了，唉，太可惜了。我眼泪一涌，感到了眼眶的潮湿，鼻子酸酸地抽了几下。我一只手掌捂着鼻子，慢慢地推上去，转过来，似乎是不经意地，用手背在眼眶上擦了一下。
第二天范晓敏发信息给我，说有重要事情向我汇报。我想冷落她一下，就回信息说：“今天有点事，是不是过两天再说？”她马上打电话来说：“聂老师，您在哪里？我过来找您吧，就耽误您五分钟。”我只好同意她下午到教研室见面。下午我去了，她在楼道等我，手里提着什么东西，开门的一瞬间，借着亮光我瞥见是茶叶。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聂老师您从家里跑过来，我真的好愧疚的，又很感动。难怪大家都说聂老师当我们的班导师，是我们班大家的幸运。”我听了心里还挺舒服的，想着自己的好同学还是看见了的。我说：“大家是谁？是范晓敏吧？”她说：“我一个人怎么能代表大家？大家就是大家，全班同学。”
我知道她也没做统计，可听着还是舒服，说：“我没觉得自己有什么好！”她说：“聂老师的好是本真的，平易近人，热心，认真，负责。”我觉得她讲得很到位，如果她不是范晓敏，我真的愿意为她创造更多的机会。又想着她没有说我公平公正，那是她体谅我的难处，聪明啊！我说：“你打电话给我，就是为了来表扬我？”她一只手摸了摸鼻子，笑一笑说：“还想汇报一下活思想。听说班上投票我不是第一名，前面还有两个别的同学？”我说：“有的，有别的同学。有的，有的，有有有。”她说：“我知道有几个女同学嫉妒我。”我说：“你有什么让人嫉妒的？”她犹豫了一下说：“可能是军训表现还可以吧。也可能我自己还有什么别的缺点。”我说：“那你得好好考虑一下，自己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她说：“我自己看不清楚，希望老师给我指出来。”我说：“你们都是刚进大学的新生，做什么都要低调一点。”她说：“老师，我明白了。自己不低调别人就会有想法，有嫉妒。”
她执着地认为自己超级优秀，别人有想法都是出于嫉妒，这让我心里非常恼火。我说：“说到底你们都是刚入校的新生，有什么东西拿来让人嫉妒？我的话你明白没有？”她说：“老师，我明白了，老师说得对，做什么都要低调一点。”我说：“我前面讲的又对又不对。说一个人低调，那是他有东西支撑能高调而不高调。你们是大一的新生呢。”她低了头说：“老师，我明白了。”我说：“这一次应该是真的明白了。还有什么事吗？”她沉默了一下说：“有些话可能就不该讲了。”我说：“你说，没关系，说。”她望着我，犹豫着，终于鼓起勇气说：“我知道自己不是第一名，可还是想竞争班长这个岗位。”我心里简直产生了一种仇恨，这人太执着，太自恋，太猖狂。我说：“有那么重要吗？”她说：“我家里想要我锻炼一下，我不想让他们失望。我自己也不想让自己失望。”她提到家里让我火气更大，我尽量温和地说：“你家里对你期望很高。”她说：“我本来是想考北大至少武大的，没有发挥好，只好报了麓城师大。好多天我都不想理睬我自己，也不敢看我爸爸的眼睛，如果我再不努力，我真的都不敢回家了。”她这番话，让我对她有了一种理解，一点同情。我说：“你的想法我知道了，我再跟院里商量一下。”她说：“院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她刚说到家里，现在又说到院里，都是绵里藏针的话。院里没问题，这等于说，如果有问题，那就是我的问题。这又让我愤怒起来，难道天下就算定了是你们的？我说：“谁告诉你院里没问题？”她马上用力摇头说：“没人告诉，我猜想的。”我都不知道这里面的水有多深了，含糊着说：“如果没问题，那就没问题。”她说：“谢谢聂老师。”好像文章已经写完，画个句号似的。我说：“你的想法，我跟董老师、金书记沟通一下。”又说：“接下来要评助学金了，你不会申请吧？”她说：“不会的，老师。我们班上来自农村的有那么多。”我说：“那我们就不考虑你了。”她说：“那我也不能什么都要组织上考虑吧。”我又成了“组织上”，心里有着找不着落实的感觉。她出门时我叫住她：“这里有点什么东西？你拿回去。”她说：“这是一点小茶叶，希望聂老师不要送人了，好呢，送人就可惜了。”我说：“那你更加要拿回去。”她跑远了说：“谢谢聂老师。”我提起茶叶看看，自言自语说：“蒙顶茶，来得远啊！”
我下楼去找金书记，他不在办公室。我掏出手机想打电话，又舍不得那些话费，就到教务办去打座机。我把事情跟金书记说了，他说：“是我要她去找你汇报的。”我说：“那院里的意思是要安排她当班长？”他说：“有这个考虑。”我说：“真的不合适，别的同学会怎么想？”他说：“班长是个服务性的工作，又没报酬，会有那么多想法吗？”我说：“想法肯定会有的，大家都知道她家里有点背景。”他说：“个别同学想怎么想，那也只好让他去想，作为组织上要综合考虑。你也要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一下吧。”
这样一来我就没话说了，站在他的角度，领导的意愿是绝对要贯彻的，他又有什么办法。唉，说真的他又有什么办法？领导的想法，他能不执行吗？我很理解金书记，还有孟书记，还有范晓敏，还有她的父母。每个人都可以理解，因此对与错的分野是不存在的，都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可理解了这一切之后，公平就没有了，真相也没有了。分野似乎有些模糊，但实际上是存在的，而且清晰。说它模糊，是因为人们内心的标准模糊了。我说：“金书记，唉，金书记。”金书记说：“聂老师，你刚从学校出来，有些事情可能还不太理解。”我说：“我理解，我很理解，您有您的难处。唉，我的想法请金书记再考虑一下。”他说：“那你还是不太理解。你们班导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学生的思想，稳定和谐，不要闹出什么事情来，这是学生工作的底线。其他的吧，心情可以放宽一点。”又说：“说来说去还是一件小事。”
出了历史学院，我漫无目标到处乱走。前面是校图书馆，国歌声传来，不知哪个学院的学生在举行升旗仪式。我在草地上坐下，想着自己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是我管的事吗？心情放宽一点，这话很轻，是给我的劝慰；又很重，几乎就是严重警告了。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这渺小让我感到屈辱，难怪有那么多人拼了命想获得更大的权力，屈辱感就是最大的动力。金书记说，这是一件小事。事情是小事情，可问题不是小问题。一件小事就能够动摇学生们对公正和诚信的信念，这还是一件小事吗？真的叫人心痛。
这样想着，我以一种不顾后果的心态给金书记发了信息，把这个意思讲了，希望他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过一会金书记回信说：“同意你的意见，那就让她当团支部书记吧。”看了这条信息我有了一点点欣慰，细小，脆弱，像小荷初露的那个尖尖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