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年大幅度衰退，工厂由1958年的近800人，到1962年我最后一批下放时还有近百人，共下放15批700多人。由此可见，这四年中，由于经济困难给工厂和工人带来了巨大灾难。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几件事是：我挨饿的时候体重是108斤，粮食定量28斤，还叫节约4斤。好的时候是中午两个地瓜面窝头，早晚各两碗稀粥，最困难的时候中午窝头改成菜蛋子，实际上粮食不足2两。伙房白给半碗煮熟的马子菜，所以我浮肿了，腿上一按出了窝。领导照顾我每月六斤饭票，每天中午能买一个不掺菜的地瓜面窝头。那时喝粥后用水冲了连渣都喝掉，吃菜蛋子时偶尔遇上菜蛋子里面有一个手指肚大的不带菜的面子蛋，吃着特别香。有一天工厂用煤和河西某村换大白菜，拉菜车将菜帮子掉在了工厂门口，到了晚上供销科郭廷瑞科长怕丢面子，叫我和贾高庭去拾来白菜帮子，洗净后没放任何佑料煮熟了每人一碗分着吃了。工厂有时我组织小青年去车站义务劳动卸煤，两个人一个大抬筐从车站向煤场抬，饿的实在没办法就偷着买个大甜瓜吃。我带领大家修养鱼池，也是两个人抬一个大抬筐抬土。有一个女工友柳秀英，个头比较大，中午工厂送饭，她吃了七个掺棉种皮的大窝头。工厂还组织了去南皮方子送粮，两个人轮流抗四十斤一袋的豆子。当时正值夏季炎热，雨水特大，到处一片汪洋，送粮走的路是王莽河西河崖。下午五点吃饭，吃的还是掺了棉种皮的窝头，我有经验：饭后喝两大茶缸子放了红糖的水，以防路上渴。别人没这个经验，有的人渴的坚持不住了，到了五里就下河捧着喝河水，不长时间就有人闹肚子，跑着到地里拉稀。我们晚上住在大柴村桥河岸上，没铺没盖的就那样躺在地上休息。这时车间统计员李胜泉肚子疼的嗷嗷叫，我给他一摸，肚子胀的像个大鼓，硬棒棒的，我一看就是疖着了。我就叫他躺在河岸上头朝上脚朝下，我就慢慢的从肚子上用手掌向下扑拉，由小劲到大劲，再左右旋转的揉，最后剜肚子里的疙瘩，慢慢由疼的重到轻到好，有近一个半小时，中间他又放屁又大小便折腾了好多次。好了后他特别高兴说：“玉珊你救了我一命啊！”后来在城里见面多少年了提起此事，他很感激我。我说：“这个土方是和我奶奶母亲学的，也是你命大啊！”。早上我们又继续行军，一直到中午十二点多才送到方子。下午五点多才回到工厂，回来路上看到我村社员陈玉藏等人在河岸上劳动，寒暄几句就赶路了，没顾上回家看看。还有一次组织去找王粮所送粮，也是两个人一袋，送的是面子怕湿，但出了东光就是半人深的水，路非常难走，我们怕把面子弄湿了，特别小心翼翼。一直到找王也没遇见干路，全部是水，就是有深有浅，等送到后我们个个像落汤鸡，但面子一袋也没湿。
那时生活虽然这么艰苦，全厂干部职工除王干清书记在家吃饭外，其余领导干部都和大伙一样按点去食堂排队打饭，杨文保厂长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次数最多。饭厅没桌椅，人们一手拿干粮一手端菜，蹲在地上吃或站守着窗台吃。当时生产任务很少很少，秋天我领着青年们去地里砍菜，青青菜，独篓酸，马子菜，曲曲菜等除了蒿子什么都要，拉回来鲜吃、滚菜蛋子或煮着吃，其余晒干存放好冬春吃。中午工厂用大车送饭，有时改善也送包子，每个人4个是8两。还有一年中秋节，是在夏庄地里过的，每人还分了两块月饼，生活虽苦，但小青年们觉得苦中有乐。
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利用业余时间工厂允许开闲散地，种点作物，来弥补自己的生活。我在生产科和金科长、老耿和女同志小周四人干的比较好，在厂内收拾了原来试验58-3型牵引机的一块场地，种了地瓜和玉米。另外开了废旧机器占压的地方，开这个地方很费劲。我和金科长有力气，用大杠子栓上绳，抬着几百斤重的机器放到仓库里，他们做点零活，我们又种了地瓜和茄子。种地瓜的地是刚碱头（盐碱地），土质很硬，细土少，颗拉多，怕栽不活，我就想法把拔下来的杂草、乱柴禾沫掺在土里。当时金科长还问我这法行吗，我说行，下大雨一糟就把土颗垃给软化了。结果天逢我时，刚栽上秧不久就下大雨了，并连阴了几天，柴草烂在地里成了有机肥。我到地里一摸，刚碱头变成了松散的土壤，栽种的地瓜和茄子都长势很好。还在夏庄开了一块闲散地，种了大豆，胡萝卜，秋后都丰收了。全厂就是我们科开的好，收成多。我们科四人把果实平均分了，金科长认为我受的累大，要多分给我，我没同意。种的茄子由于收的多，吃不了的时候老耿拿到东光集上卖过几次。我每天中午将茄子切成块放在砂锅里，一下班就端着砂锅快步到翻砂车间，把锅蹲放在红废铁渣上煮，一会就熟。也没盐也没油，就将在伙房打来的菜蛋子或窝头一块吃下，一夏天烧坏了几个砂锅。秋后大约每人分的地瓜，玉米，胡萝卜，大豆各二三十斤，从此生活好了起来。上班饿的时候抓把生玉米粒吃，感觉特别甜。记的有一天炒料豆吃，我端着锅正要进办公室门，当时是冬天，雪冰很滑，摔的我仰面朝天，后脑勺摔的嗡嗡的响，疼的很厉害，料豆也洒了一地，也顾不上疼赶紧把料豆拾起来。还好没人看到，当时真是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