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青年时代

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东光的两派斗争的相当激烈。大字报大辩论，从城里各机关到工厂学校及全县农村都搞起了两派斗争，由辩论升级到打架斗殴，由文斗升级到武斗，由斗到致死。1968年成立县革委会，是一天晚上在东光县大礼堂召开的，我也参加了并收到会议内容档案。我看见革委会常委中有东光中学王立国，有名无人。我不认识他，当时人们议论说他被联总造反派给打死了，听说是在县粮库用铁丝给绑起来打的，并藏在装冰棍的大箱子里。当时我心里就比较难过和不平，不管怎么说他是个在校学生。主席台上坐的有朱兆林（他是县革委会主任）还有其他人员，我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良知。后来听说县里因王立国的死，处分了一个参加了工作的造反派学生叫孙玉田，判了8年刑。其实我也不认识孙玉田，我认为朱兆林应该负有重要责任，文化大革命就东光县而言，两个学生成了牺牲品。不管是走资派还是被结合的干部，以后都站了起来，成了好干部，就是没有替两个牺牲品说公道话的。县革委会成立后，站上也成立了革委会，由于我站错了队，1968年8月份被解雇回家。几年以后我坐火车上出差见到了红色造反派头头王恩堂（他和王立国是红色派的重要头头），我们不熟，我认识他但他不一定认识我。我问及王立国的事他一点表情也没有，更没说什么。我心里又是一楞，我认为不管怎么样，不管对与错，他们在一起相处几年多少得有点人情味，我看到他的麻木不仁和联想着梁耀林的作为心想：“中国人为什么都这样呢？无情无义和忘恩负义的太多了，知恩图报的太少了。”另外东光县文革期间，刘大翁支部书记杨保珍至今没弄清为什么死在井里、小龙王支部乔书记被打死，碱郭村大队长马廷延的媳妇抱着孩子还怀着孕跳井而死。我和杨保珍打过一次交道。我在拖拉机站工作时刘大翁是个大村，是县里的工作典型村，杨保珍是个积极能干的回乡干部，给他村耕地得及时耕好但他还有时还欠钱，去要帐都不愿意接待。拖拉机站的人们很怵头和他打交道，有一次正赶上我包灯明寺和大单两个公社，给他耕完地去要帐，我没有胆小的想法，认为人都是人，没什么大了不起。去时正赶上他吃饭，通过一段对话就给了。现在看中央领袖及省市县国家干部当时被文革打倒的和不打倒的都恢复了名誉，但最基层的农村党支部书记和受害学生都没有个公道的说法。东光县工业局马荣辉也因想不开跳井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