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我去沧州办事找到孙晔专员问给省长写信的批复意见，孙晔专员很高兴地说：“你的信我给了张省长，张省长并亲自签了字，你可以去找省长看看”，她又说：“省长现在在承德开小麦播种会议，咱地区李志强副专员也去参加会议”。我听了后非常高兴，想立即赴承德去找省长，孙晔专员很赞成，并亲笔给李志强副专员写了信，并说：“会已经开上了你得赶快去”。接过信后我立即回厂带着有关人员，为了不停地赶路，安排两个司机能倒班驾驶，早饭后开着吉普车直奔承德。为了节省时间，中午没有吃饭。到了兴隆县，天就黑了，还下起大雨来，又没吃饭直奔盘山道，一上山我就告诉司机和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命大造化大什么都不怕，但司机必须一个多小时一换，不要劳累要集中精神。大家都要振奋精神斗志昂扬，就这样我们一边走一边鼓劲。风雨越来越大，因为路生又不好走，再加天气不好有时迷失方向，我们走到村庄时下车去敲老百姓的门，喊大爷大娘问路。我们一喊就引起狗叫，再加口音不对有时问老长时间也听不太清楚，车开着开着突然开到了一个山体滑坡的地方，有几吨重的几个大石头拦住去路。我们就下车看了一下，实在过不去了，又去问附近百姓，他们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绕过去，我们就掉头向另一个方向行驶。一路暴风骤雨一路盘山危道一路问大爷大娘，我们当时都很乐观，我说：“咱们就是象抗日战争打鬼子一样，晚上出来摸据点”。就这样一直开到夜间十二点多，才赶到承德一个郊区的小旅馆里住下，饭店里没有任何吃的了，只有酒和一盘花生米，我们这五个人就这么简单地喝了点酒吃了些花生米，就睡觉了。旅馆很脏很潮湿，大家都累了，还盼着明天见省长。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把大家叫起来，没吃早饭就去找省长开会的地方，一连找了几个宾馆，最后才问到，我到了会场找到了张博英秘书说明来意，他和省长汇报后回来告诉我说：“你别走，省长叫你汇报”。我听了后十分高兴，我就跟着秘书进了会场坐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听候省长的安排，这时已经八点多了，我也没感觉饿更不敢离开会场去吃饭，只好让大家去吃饭。省长一直讲到十一点多才讲完，秘书通知我去台上向参会的各地区主管农业的副专员和农业局长汇报。我到了主席台上，秘书把麦克风推到我的面前，我就兴奋激动地将我们研制生产的2BF—2型棉花玉米点播覆膜机的性能和白色革命──地膜棉技术推广的重大意义讲了半个小时，并亲自将宣传资料发到参加会议的人员手中，这时已经十二点多了。散会后，张秘书高兴地说：“任厂长，你真行，守着这么多领导讲得很透彻、很精彩，一点也没怯意，就象领导给下级讲话，省长给你签的那封信我转到了农业厅那里，意思是派农业厅考察是否推广，回石家庄再说吧”。我说：“谢谢省长和秘书给我机会”。散会后，伙伴们还给我留着早晨买的肉馅合子，我高兴得也不觉饿了，一想到自己一个老百姓，一个普通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一个普通的村办集体企业厂长在全省由省、地、县级领导组织参加的秋收秋种大会上，向大家讲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也感到很欣慰，也是我人生第一次。中午吃过饭听说沧州行署李志强专员不走，我们就找了旅馆住下来。晚上准备请请专员再汇报汇报工作，专员答应后，晚上我们就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喝的茅台酒。这酒是我们自己从家里带过去的，我们这些年出差都是自己买烟买酒装在车上，因为自己买的都是在国营烟酒批发来的，一是真，二是省钱。在酒桌上我和专员畅所欲言，交流得很好，说说工作，谈谈家常，论论岁数，我们年龄都一样属兔的，我的生日比他大。酒场闹的很热闹，气氛很高，感情融洽，彼此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饭后，我回到房间，考虑专员去北京，我写了一封信并带着一千元叫助手李连营给他送去。不是送礼的意思，一是感情谈的融洽从内心里愿意交朋友，二是考虑他去北京，捎点费用也不算见外，他也高兴的留下了。半年后他又将这封信和一千元钱给我退了回来，还写了几句客气话。当时我想，就是因为在沧州地区推广那五百台铺膜机遭到各县市的不理解、不支持、有反对意见所引起的，同时我也联想到岳秘书长积极支持我的工作，挨了他的批评是有关系的。事实上我给他这一千元纯属酒场的气氛和情感，又赶上他去北京，别无他意。但岳秘书长那我没有给他送钱，他对我工作的理解和支持是完全站在取信于民和推广地膜棉这项新技术而努力的，对专员的批评是受了委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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