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的人际交往
对经亨颐的叙写，好在有两本书可作参考，一本是1984年版的浙江古籍社的《经亨颐日记》，一本便是1993年版的《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张彬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论著里有观念观点，且能扬扬酒酒之展开。日记中有行踪和交往，虽是流水账，却是难得的史料。
日记中的经亨颐，完全是个真性情，应酬交往、日常起居，大事琐事，无一不记，由此也可看出民国时期一位名校校长的社会交际和人脉关系。在今天，如果一个银行行长能有记日记的习惯的话，只要记录每天晚上在跟谁吃饭，N年之后估计就是一份珍贵的社会史。
看经校长日记，最为多的就是他的应酬交际，而且有意思的是那个时候还专门有一个叫“善交社”的。1918年12月2日，经校长如此记道——即晚，陈柏园、周萍洄等约叙虞园，发起善交社，以联中外友谊。所下戥三再集议，推定鲍乃德、陈柏园为临时书记，合外国人四，商界、学界、议会各四，共十六人为基本（社）员。此举不特对外有所关系，即在杭各界联络，亦自此始。
经校长也记吃饭，应酬之多令人感慨。因为饭局实在太多，便有“素食会”之创议，但似乎执行得很一般，1919年3月5日便写道——四时，至律师公会善交社雅叙。余提议交际改善，宴会不可繁重，缶蔬斋之旨思由善交社发起。众赞成，即推余计划实行。
有饭局，便有喝酒醉酒之纪录，甚至也有招陪酒者的记录，如1917年3月13日在上海，前一场聚会“八时宴毕“接下去便又是一场——即晚，周湘舲邀叙于精勤坊素娥楼，为介绍刘翰怡，渠因小恙不至，甚怅然。入席已九时半，王绶珊代余催花（局笺上有催花二字），名浣青，住北民和总弄东第三家，年可十三四岁，澜漫风葩，灌以一樽。散归将夜半，时微雨。
1918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即晚，蔡谷清、金润泉宴汪叔明，席设饮马井巷，唤土妓侍酒，余初遇，亦不足骇。返寓已九时。
从日记看经亨颐，还真是工作生活两不误。工作就不用多说了，诸多的交往应酬好多就是为了办学，为了筹得经费，这便要跟官绅商士等打交道，其中也有给官员送礼的记载，只不过当时送的是书画之雅礼。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即经先生关于省教育会的记载甚至不亚于一师。有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去教育会一转。因为我们都知道，经亨颐是兼任浙江教育会的会长的，杭州平海路的省教育会，从筹款到房子造起来开始，可以说有着经亨颐的诸多心血的。而且最为可贵的是，省教育会的独立精神，不依附于官府，可以向官方募捐，但决不听从官府的指令。经亨颐指出：“教育会非官厅之佐治机关，会长非隶属于官厅之佐治员，故官厅不能以命令行政教育会，亦不能用命令行文教育会长。”（经亨颐教育论著选/张彬编/人民教育出版社）
前面说到经亨颐是个真性情的人，其中讲到亲情的两则，颇为感人。
一则是1918年6月4日游苏州时——“天气凉。余少带衣服，觉受寒，四肢酸软……余早睡，梦见亡母。游子有恙，慈魂不离，可感也夫！”
一则是记嫁女，时为1918年11月19日——“今日为次女于归之吉……十时开面，午席三，晚席九，亲迎而去，礼仪无缺。余亦欢欢喜喜。惟参家庙时，侍妇例谈以“小姐扰得十余年，告辞了”一语，对我拜别，不禁黯然。”
相比于训辞、工作和行程，经先生对亲情家事的记载是简之又简的。如1918年12月14日——“夜半梦闻呱呱醒，悉十二小姐已落地，即起，知稳婆已至，均无恙。”如1919年2月17日——“十女阿珍今日夭，已护养不善，深自痛疚。”
得女和失女均只是廖廖数笔。
日记中对游玩的记录可谓详也，不仅是赴日本和山西考察这样的出远门，即使在杭州，经先生也时不时地会抽空和朋友同事去西湖一游，印象中去得最多的当数孤山，尤是雪中的孤山——
1917年1月31日——三时，与姜敬庐（即姜丹书）约在西园会晤，买舟至孤山访梅，尚未见天地心，而游客已不少。
1917年2月6日——晴。今日省垣中等各校长，新年雅集于西泠印社。须各带交换品一件……宴毕，即由印社小径至孤山，有叶反声在林社宴客，熟人颇多，又饮数觥。未几，即与叶君等同归舟，领略吴仪臣暨何某合奏琵琶，颇佳。由西泠印桥绕平湖秋月，天色湖光，暗淡欲雪。四时返寓，微放雨点。
1918年3月17日——顺至孤山探梅，惜已凋落，惟犹有酸香耳。五时归，即晚，姜敬庐、林同庄、离成九三处招宴。如此酬应，诚吾国虚耗精神与金钱之大弊也！
玩中有兴致，玩中有自省，这便是经亨颐。关于孤山之记载，不下十次，这里除了西泠印社的因素之外，可见经先生在西湖山水中是独爱孤山的。当然关于自省的问题，即使在关于西湖山水中也有警语的，这一点倒是跟后来的鲁迅、郁达夫和徐志摩相似。经先生在1918年7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吾浙人近来萧率之气，甚至消极而思入山者，颇有其人。西湖之胜，误我浙人不少。中学毕业生之消磨、株守，虽有各原因，而少年老成、三思而行，实为根本之暮气。人生有进无退，得寸则寸。时事之刺激，戒我妄猛则可；因而隐避，实自杀也。
这里所写的“萧率之气”和“消极而思入山者”是不是有所指向呢，比如说指向李叔同先生。1918年7月10日果然写到这一点——
晴。九时赴校行终业式。反省此一学年间，校务无所起色。细察学生心理，尚无自律精神，宜稍加干涉。示范训谕之功，固不易见，以空洞人格之尊，转为躐等放任之弊。漫倡佛说，流毒亦非无因。故特于训辞表出李叔同入山之事，可敬而不可学，嗣后宜禁绝此风，以图积极整顿。
这就是做校长的思维，跟夏丏尊、姜丹书、丰子恺笔下的李叔同出家有所不同。一句“可敬而不可学”表明了校长的观点。
除应酬谢请客之外，庭球、拇战、麻雀、手谈等游戏也有记载，仅1919年3月，庭球运动的记载就有4次，而且关于学校运动会及全市学生运动会也多见日记，可见经先生是非常注重体育运动且做出表率的。
当然经亨颐日记中最多的还人际交往。用今天的话来说，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社会网络关系。如果用空间网络来考量，那几年他活动的地方当然就是杭州（浙江一师和浙江教育会），然后偶尔去上海，偶尔回老家上虞。日记中还有他的两次远行，一次赴日，一次赴山西考察，两次的远行皆为一月左右的时间。
交往中包括跟蔡元培、胡适、蒋梦麟，也包括跟杜威、费佩德等洋人，当然更多的还是本省本市的教育界、工商界和政府官员等人士。其中对于五四运动在杭州的记录，也是非常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这跟后人写回忆录，重新摆正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1919年5月28日日记载——晴。自八时至下午三时，在校。省长、督军有连署特别通告，措辞外和而内厉，因集全体学生，施临时训话：爱国与祸国不可分，适可而止，留以有待。
这就是经亨颐校长，像一只老母鸡护着一群小鸡，护着他的浙江一师，包括后来护着他的春晖中学，护着他的宁波的浙江四中。但是很多时候，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教育救国和人格教育的理想总是得不到实现，特别是1927年后，政局迷离、世事纷繁，经亨颐便醉心于书画，于1937年出版了自选的《颐渊诗集》。于右任先生在序中说——余尝谓颐渊先生矫然如岩不松柏，行者、过者皆仰其高，承其荫，而吧为不可企及。此其人非仅以文章学问照耀一世而已已。顾先生默默无所驰骛，铬自负其艺事曰：吾治印第一，画第二，书与诗又其次也。余诵先生诗，超逸冲淡，佳者上宗陶、孟，下亦出入倪云林、吴野人之间。大音希声……
江山要靠文人捧，同时文人也要相互捧，于老先生虽有溢美之辞，但以经先生之功力，其诗文是值得一品的。
他于社会人生的看法，对于立身处世的态度，对于学术思想的理解，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都是从读书、交朋友、面对现实得来的，换一句话说，都是从自学得来的。他没有创立系统的学说，没有建立伟大的功业，可是，他正直的过了一辈子，识与不识的人一致承认他有独立不倚的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