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项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工作现状，78%的上海白领表示压力较大，北京为53%，广州为47%。
分析认为：上海是精英云集的“高压所”，强大的经济实力、丰富的信息资源，以及国际化大都市的地位使身处其中的人不由自主地感受到了压力；其次，上海是一个工商社会，其一大特征就是分工明确，讲究细节的完美，在这种环境下生存需要很大的抗压能力；再次，虽然上海拥有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市场，但上海人的排外意识比较强，爱比较、看品牌，只要你行事言谈做派稍不注意，就可能引起周围人的异样目光，生存压力可见一斑。另外，上海的消费、就业环境等带给人们的物质压力更是明显。
虽然收入和对奢侈品的消费都遥遥领先，但在四地白领幸福度的比较中，上海白领所感受到的幸福度却是最低的。可锐职业顾问通过幸福指数的比较，比如友谊、健康、金钱、事业、时间等为重点进行综合调查，上海白领的幸福度最低，北京白领的幸福度最高，随后是广州、深圳。
说白了，上海白领的压力来自于对物质的追求，这种追求，有时主动，但绝大多数都是被动的——在上海生活的成本太昂贵，而置身于这个繁华大都市，贫富差距格外鲜明且刺眼，别人有的，为什么我不能有？
不如蜗牛
《解放日报》曾于2009年刊登了一篇对该市白领生活状况调查的文章。该文透露，上海白领生活中的住房开支在其总收入中的比重较高，给大部分白领带来压力。
在被调查者里，每个月挣3000元以下的员工中，住房开支几乎全部在10%以下，这些人都是有住处的上海本地人，因为如果需要支付租房或还房贷的费用，3000元以下的收入无法维持生活所需。而平均月收入在3000－5000元、5000－10000元，以及10000－30000元这三档收入水平的员工中，住房开支占收入的比重分别在10%、10%-30%、30%-50%这三个档次。
“在上海，买不起房，工作压力又大，生活成本又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如归去！”这是白领小于在离开上海前发的最后一个帖子。小于从上海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一家日资企业工作，和丈夫两人的月收入税后都有7000多元。然而，这样一对业绩可观的白领最近却考虑“出海”——“跟着老公回重庆”。小于说，她和丈夫的工作都不错，不仅待遇优厚，公司还经常会有去日本培训的计划。“如果我们有套房子的话，在上海的日子其实是很滋润的。”
然而，今年已经年过30的小于怀孕了，这让她和丈夫必须要考虑房子的问题：“我们两个的存款过日子绰绰有余，但是要买房却是望尘莫及。”小于说，自己和丈夫几年前就考虑过要买房，但是当时的房价已经很高了，无奈之下，丈夫在老家重庆的解放碑附近买了一个10平米不到的小商铺。
“当时我们想先投资买个商铺，租金可以存起来在上海买套房。”不过，几年下来，小于靠着重庆商铺出租赚来的租金远远抵不上上海楼市涨价的脚步。即将到来的小宝宝又需要住房，于是，小于和丈夫就考虑着要回老家了。
由于在上海有金融工作背景，小于的老公在重庆得到了一份外资公司客户经理的职务，月薪9000元。小于说，来到重庆，“钱赚得不比上海少，而生活质量却明显提高，我们现在的房子位于重庆的市中心。考虑到小宝宝马上要出世，我们刚买了一辆车，日子过得非常舒适。”
2010年，上海的房租在楼市的频频跳价中，不断攀升。年轻白领想要在上海落脚的梦想在高昂的房租面前日渐脆弱，房租所带来的生存压力让不少白领望楼兴叹。“我希望能够在上海拥有一个落脚的地方，不需要面朝大海，只要能放下我安居的梦即可！”27岁的童睿（化名）感叹说。
童睿说，虽然自己是外地人，但是凭借刻苦和努力，毕业时他以一人独得6个offer的成绩“笑傲”全班，在众多企业抛来的橄榄枝中，广告专业的童睿最终把一家大型公关公司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起点，当时这家公司给出的月薪是5000元。
“5000元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要知道，当时我们班不少同学都为找不到工作烦恼，而大部分同学得到的工资都在3000元至4000元左右，像我这样拿到5000元工资的毕业生真的可以算是佼佼者了。”
带着即将踏入社会的喜悦以及得到较高月薪的骄傲，童睿在自己公司所在的南京西路附近找到了一处一室一厅的房子租住。“当时的房租是1500元，我觉得相对于我5000元的工资来说绝对可以承受得起。”
可是，童睿的美梦并没有持续多久。正式工作后，他才发现，5000元的工资扣除税、养老金、公积金等费用后，真正拿到手的钱是3700元左右。“我一个月的房租是1500元，而水电煤等费用加在一起也要200元至300元左右，这样算下来，我可支配的金额只剩下2000元不到了。”
童睿说，由于自己一个人在上海生活，一日三餐即便都吃盒饭，一天至少也要花费30元，一个月的饮食成本少说就得900元。“再加上我的交通费、手机费，以及为了上班穿正装而必须花费的置装费用，我每个月还没有到月底就只能依靠信用卡透支过日子了。”
上海市政协十一届四十四次主席会议，曾公布一份关于上海市民幸福指数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市民的总体幸福指数为69.16，指数整体水平为中等偏上；其中，近五成受访者感到幸福，感觉到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一般、不太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上海市民分别为6.7%、41.7%、43.2%、6.8%和1.6%。
张玲认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调查结果，原因只有两个：一是造假，二是结果属实，但被调查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上海本地居民，有房有户籍。
“要是让我选，我肯定选‘不太幸福’那项的。干了四年多了，连个自己的窝还没有，天天在外面啃盒饭，我能幸福吗？”张玲是上海张江地区某台资企业的高级主管，福建人，大学毕业后留沪，目前住在单位给他们那些管理人员集中租借的白领公寓里。
张玲觉得，上海滩最火的周立波说对了一个事实：人不能和蜗牛比。蜗牛生来就背着父母给的房子了。而在上海，像张玲这样的“无房”白领，始终找不到归属感，“不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只是一个过客。”
挣扎在温饱线
除了房子，吃饭也是个大问题。
上海浦东大道与福山路的交叉路口上，一对从安徽来的农民工夫妇趁着夜色推出了卖小吃的摊位。他们没有卫生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但是仍然生意兴隆，因为价格低廉。来此吃饭的，除了一些与摊主同是外来打工的人之外，也不乏那些从附近高档写字楼走出来的看起来衣着光鲜的人。
这就是上海白领的“伙食生活”，这种生活让他们在美味营养与便宜快捷之间，迅速地选择了后者。
2009年9月，上海中医药大学通过对上海主要商圈CBD（淮海路、徐家汇、虹桥、南京西路、人民广场、中山公园、陆家嘴、火车站、八佰伴、五角场、虹口、金桥/外高桥等）近3万白领的生活形态进行连续性跟踪调查，发布了《华东区白领生活形态调查研究报告》。数据显示，上海白领平均午餐花费18.92元；虹桥白领午餐花费最高，人均26.8元；陆家嘴白领可用餐时间最短，人均28分钟。
问起对午餐状况的看法时，任职荷兰国际集团的蒋小姐开玩笑地表示，除了“狼吞虎咽”他们别无选择。
金融危机对以金融为主的陆家嘴白领影响颇深，高薪的客户经理不但收入严重下跌，并且时刻面临裁员危机。原先悠闲的一至一个半小时外出就餐时间，也被自觉自愿地缩减至半小时以内，调查显示陆家嘴白领午餐时间人均小于28分钟。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西式快餐由于方便快捷即食，成为了陆家嘴白领的首选（33.8%），外出就餐人数由原先的23.5%下滑至16.1%，甚至有部分员工一周有3-4次在会议中忽略午餐，直接以饼干、面包等零食“果腹”。
而对于在淮海路上班的白领来说，在外面吃饭真的很浪费，一个最简单的盒饭都要16元、18元，有的甚至20元、25元。尽管如此，超过半数（57.7%）的淮海路白领仍不得不选择外出就餐。究其原因，是由于老外老板觉得饭菜味容易跑得满办公室都是，明令禁止员工带饭或叫外卖，大家被逼“集体走餐”。
在淮海路香港广场某外资单位工作的李小姐郁闷的是公司地处繁华地段，吃饭免不了等电梯、排队，往往一等就超过半小时，于是水果、零食充饥成了无奈之选。
任职智利驻外商务处的包小姐在外国人聚集的虹桥一带写字楼里上班，虽然月入7000元有余，但是仍坚持自带“隔夜饭”。因为以虹桥地段最多见的日韩系餐厅为例，午餐一顿最便宜的人均也要上百元。还有很多台式、港式的餐厅，一道“蜜汁叉烧饭”或者“蜜汁鸡腿饭”平均20-30元。虽然公司有饭贴，但是远不够外出AA餐。
包小姐说，一般公司都配有茶水间，身边的同事大多自带饭盒，需要时只要把便当放在微波炉里转一圈，或者索性绕道东华大学，每天在高校食堂“蹭饭”。相对价格昂贵的快餐，自家盒饭和高校食堂饭菜更经济实惠。
在上海，白领开销还有一块叫做社交成本，这基本上占到他们月收入的25%-30%。聚会等方面的支出尤其令刚入圈的青年白领大感“身不由己”。
王晓亮（化名）一年多前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他的那个大学生同学群体中，不少人每个月的社交费用已接近工资收入的40%。其中，仅聚餐费就在千元左右。小亮现在世界500强的一外资通信公司工作。
“虽然找到一份不错的外企工作，但我总觉得钱不够花。”原来，他除了基本吃、住、行，社交费用常常使他入不敷出。“我一个月也就和朋友出去吃几次饭，跟同事出去泡泡吧、唱唱歌，但林林总总加起来，也要在1200元-1500元，总要超过预算。”
据了解，不少新白领十分习惯过去大学校园中的低物价消费，突然出现的属于白领特有的高消费让他们措手不及。“我刚进公司，资历比较低，同事提议晚上去酒吧喝酒，我就跟他们一起去了，总不可能一个人开溜吧？”王晓亮有些无奈，去普通酒吧人均也就100元出头，但是碰到自己做东“开酒”，一瓶就是1000元，加上其他小食、拼盘，最厉害的一次花掉他1600元。
生活，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里生活，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其实也是白领们疯狂工作的根本原因所在。
有位网友这样形容大上海的“白领”——“干得比驴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都早，下班比小姐都晚，装得比孙子都好，挣得比民工都少，看着比谁都好，其实勉强解决温饱”。
生育槛
即便衣食住行的问题都解决了，对于上海的女白领们来说，却还要面对另一个棘手的问题：生育。
《新闻晨报》2009年3月报道了上海东北片某知名高校的三年级女研究生王萧云（化名）艰难的求职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