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石学研究涉及的范围而言，北宋是从收集、研究古代青铜器开始的。到南宋时，古代碑石变成了专门之学。洪适撰有《隶释》27卷和《隶续》21卷，二书是传世最早的集录汉魏碑石文字的专书，其间作者还对有关史事做了考释。受其影响，清人王昶撰有《金石萃编》。同时，洪遵撰有《泉志》15卷，有图有文，援证该贯，颇为详博，是对古代钱币的专门研究。此外，研究玺印的有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1卷，研究古玉的有龙大渊等编的《古玉图谱》100卷。此外，岳珂在《桯史》中撰有《古冢桴盂记》1篇，为专篇记载、研究明器之始。总之，始于北宋、开拓于南宋的金石之学，不仅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范围及手段，而且对后世，尤其是清代的金石学产生了极大影响。
（3）方志编修的影响：从总体来看，唐代以前，地志之书虽然不少，但内容基本上局限于地理书的范围之内。到了宋代，在类目及内容方面，方志增加了人物及艺文，从此之后，方志的体例才得以完备，并且南宋是我国方志的定型期。据今人研究表明；如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一书，基本突破了以前地理总志以郡县为纲的编纂体例，确立起了全新的以州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等为主体的地理总志的编纂体例和主体结构，并且它初步确立了宋代以后历史地理总志的编纂体例。［142］此后元、明、清《一统志》均沿袭了该书所开创的修撰体例。同时，南宋方志在体例方面有不少创新。首先，方志列表始于南宋。如《嘉定镇江志》卷首列有郡县表，《景定建康志》卷六至十四为表，《咸淳毗陵志》在地理门置郡县表，等等。受其影响，明童承叙的《嘉靖沔阳志》有封爵表，清杨周宪的《康熙新建县志》有选举表，谢启昆的《嘉庆广西通志》有封建表，等等。其次，高似孙首创方志纪体。高氏在所纂《剡录》卷一列县纪年，按年代顺序记载嵊县历史上的大事，此开后世方志大事记之端绪。最后，在《景定建康志》中，录、图、表、志、传并用，则开方志兼用诸体之先河。此外，南宋修的《临安志》以帝王诏令居首，后世亦多行仿效。总而言之，后代方志在体例方面大致未能超脱宋代方志的窠臼。
二、在史学思想方面的影响
南宋史学发达，史学思想丰富。不过，就其对后世影响而言，当属朱熹的史学思想影响最大。自从南宋淳祐元年理宗下诏正式肯定程朱作为孔孟以来道统的真正继承人，并且程朱理学被确认为封建正统思想及官方哲学以来，朱熹理学思想的影响日益扩大。至元仁宗延祐二年，朝廷以四书五经开科取士，从此确立了程朱理学作为官学的地位。此时统治者不仅尊崇朱熹的理学思想，也开始尊崇其史学思想。
元代官方在编修宋、辽、金三史时，何者为正统的争论持续了60余年。其间，修端、王理等人要求平等看待宋、辽、金三国，各为其立正统。姚遂、危素、倪士毅、揭傒斯和杨奂等人则赞同朱熹的正统论观点。最后，总裁脱脱决定三国各为正统。不过，到三史修成之后，确有“以为非者”。例如，完全以朱熹正统观来立论的陈柽，就著有《通鉴续编》24卷。该书规定：“辽年系于宋统之下，尊无二上也”，“金承辽故例，同也”。又规定：“元灭金、夏，有中国，而反系于宋，明天命之未绝也。”［143］可见陈柽主在阐明宋代的正统地位。又如，同样遵从朱熹正统观的杨维桢，著有《正统辨》一书。杨维桢在该书中提出：“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然则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在宋而后及于我朝，君子可以观治统之所在矣！”［144］在此杨维桢明确主张元代承继宋代为正统。曾任三史总裁官的欧阳玄阅读杨维桢之论后，感叹说：“百年后，公论定于此矣。”［145］自后明人在改编《宋史》时，则基本以陈、杨二氏正统论作为指导思想。同时，虽则宋、辽、金三史的撰写未受朱熹正统观的影响，但在官修《宋史》中，却处处渗透着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宋史》编撰史臣在《进〈宋史〉表》中明确指出；其修撰原则是：“矧先儒性命之说，资圣代表章之功，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式，彝伦赖是以匡扶”。可见该原则明确表明要讲求先儒性命之说，尊崇伦理道德之义。如史官张起岩就“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学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当，起岩据理窜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146］这足以表明元修《宋史》受到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
作为元时的南宋遗民及元代士人，他们中的一些人对研究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和改修《三国志》产生了极大兴趣。其中在研究《资治通鉴纲目》方面，涌现出王幼学的《通鉴纲目集览》59卷、刘友益的《通鉴纲目书法》50卷和汪克宽的《通鉴纲目考异》1卷等。在改修《三国志》方面，则有郝经的《续后汉书》90卷、赵居信的《蜀汉本末》3卷和张枢的《续后汉书》73卷等。以上诸人研究《资治通鉴纲目》的最主要目的，是重在发挥朱熹的正统论和讲求华夷之辨思想，以便为南宋争正统。如揭傒斯在为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所作的《序》中指出；朱熹因司马光《资治通鉴》作《通鉴纲目》，为的是“以正百王之统”。他进而指出：“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汤、武，然汤有惭德，武未尽善。舜、禹之后得天下者莫如汉，曹氏亲受汉禅，威加中国，卒不能夺诸葛孔明汉贼之分。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犹或易之，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而作此《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147］由此可见，刘友益撰修《资治通鉴纲目书法》的目的，正是为了彰明朱熹的正统论史观。同时，元人在改修《三国志》时，往往秉承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尊蜀汉为正统的观点。如赵居信编撰的《蜀汉本末》，则“宗《资治通鉴纲目》之说，以蜀为正统。”［148］明初方孝孺在刊修该书时，特为其撰《序》指出；该书对“贤君良抚之谋谟，忠臣孝子之气节，断断乎其可征，而朱子《纲目》之旨，至是愈白于后世。”［149］由此可见，朱熹的正统论史观对元代学者的确产生了极大影响。
继元代之后，明、清两代非常推崇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明太祖、成祖都很欣赏《资治通鉴纲目》。至明景帝时，朝廷还下诏令陈循等仿朱氏纲目体编修《宋元通鉴纲目》，该书至宪宗成化十二年完成，凡27卷。宪宗亦曾诏命儒臣考订《资治通鉴纲目》，书成后还亲制序于卷首。清代康熙、乾隆更是对《资治通鉴纲目》推崇备至。康熙有《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乾隆敕编有《资治通鉴纲目三编》40卷。在《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御制《序》中，乾隆指出：“编年之书，奚啻数十百家，而必以朱子《资治通鉴纲目》为准。《资治通鉴纲目》盖祖述《春秋》之意，虽取材于司马氏之书，而明天统、正人心、昭监戒，著几微，得《春秋》大居正之义，虽司马氏有不能窥其藩篱者，其他盖不必指数矣！……自《纲目》成而义指正大，条理精密，后儒有所依据”。可见清代乾隆皇帝已将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推举到了极高的地位。乾隆还敕修有《御批历代通鉴辑览》119卷。
随着帝王的极力推崇，明、清两代史家以纲目体编修史书者为数更多。如明代许浩有《通鉴纲目前编》3卷、南轩有《资治通鉴纲目前编》25卷、张自勋有《纲目续麟》20卷、王凤洲有《历朝纲鉴会纂》、顾锡畴有《纲鉴正史约》等，清代有吴乘权等的《纲鉴易知录》107卷等。此外，模仿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体例而编修的著述亦不少。对此，清人李元度在《国朝先正事略序》中言：“宋朱子撰《言行录》，取并世名臣事迹，件系而条缀之，为后世法。……嗣后杜大珪有《名臣碑传录》、苏天爵有《元名臣事略》、徐铉有《明名臣琬炎录》、项笃寿有《今献备遗》，皆祖述朱子之意以成书也者。”据不完全统计；撰有该类著述的有：明代的尹直、徐咸、张彩、杨廉、刘廷元、沈应魁等，清代的王炳燮、梁章巨、徐开江、沈佳、朱桓、邓淳和舒敬亭等。由此可见，后世史家通过续编由朱熹创立的同类史著，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发扬着朱熹的史学思想，这就是朱熹史学思想的影响所在。
注释
［1］《郡斋读书志》卷3《春秋类·颖滨春秋集传》。
［2］《临川文集》卷72《答韩求仁书》。
［3］《贵耳集》卷下。
［4］［11］［16］［22］《直斋书录解题》卷3。
［5］《容斋续笔》卷15《绍圣废春秋》。
［6］《宋史》卷435《范冲传》。
［7］《中兴小历》卷23绍兴七年冬十月条。
［8］《宋会要辑稿·崇儒》六。
［9］《直斋书录解题》卷2《石林书传》。
［10］《四库提要》卷49《史部·纪事本末类》。
［12］《攻媿集》卷95《陈公（傅良）神道碑》。
［13］《水心文集》卷12《徐德操春秋解序》。
［14］《东都事略》卷114《王当传》。
［15］《江湖长翁集》卷31《题春秋名臣传》。
［17］《会稽志》卷15《相辅》。
［18］参见《止斋先生文集》卷40。
［19］《要录》卷90高宗绍兴五年六月戊辰条。
［20］《郡斋读书志》卷3。
［21］见《浮溪集》卷17。
［23］按：“《汉书》学”见于《新唐书》卷198《敬播传》，其原文为：“（房）玄龄患颜师古注《汉书》文繁，令掇其要为四十篇。是时《汉书》学大兴，其章章者若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皆名家”。南宋王应麟在《玉海》卷49《艺文》中专列“唐汉书学”专题，可知唐《汉书》学的确相当兴盛。
［24］《宋史》卷319《刘奉世传》。
［25］《山谷集外集》卷10《与宋子茂书》。
［26］《史记评林》卷首《刻史记评林序》。
［27］参《玉海》卷46《唐七十家正史》。
［28］《玉海》卷49。
［29］《长编》卷25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
［30］《宋会要辑稿·崇儒》四之一。
［31］《史略》卷2。
［32］《玉海》卷47。
［33］《长编》卷102。
［34］《四库提要》卷65《史部·史抄类》。
［35］《古史叙》。
［36］见《黄氏日抄》卷51《读杂史一》。
［37］《玉海》卷49《景祐汉书刊误》。
［38］《四库提要》卷45《史部·正史类》。
［39］《困学纪闻》卷12《考史》。
［40］《曝书亭集》卷45《吴氏两汉刊误补遗跋》。
［41］《四库提要》卷45《史部·正史类》。
［42］《四库提要》卷47《史部·编年类》。
［43］《水心文集》卷14《陈彦群墓志铭》。
［44］《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7引《中兴四朝国史艺文志》。
［45］元王义山《稼村类稿》卷5《题余尹甫咏史诗序》。
［46］《直斋书录解题》卷5。
［47］见今文渊阁四库本《两汉诏令》。
［48］《直斋书录解题》卷5。
［49］参见《滋溪文稿》卷6《两汉诏令序》，以及明杨士奇《东里续集》卷17《两汉诏令二集》。
［50］《苏轼文集》卷11《李氏山房藏书记》。
［51］《长编》卷60。
［52］《识遗》卷1《成书得书难》。
［53］《直斋书录解题》卷4。
［54］周必大《文忠集》卷54《平园续稿》卷14。
［55］《水心文集》卷14《陈彦群墓志铭》。
［56］《朱子语类》卷123《陈君举》。
［57］《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4《答赵几道》。
［58］范祖禹《帝学》卷8。
［59］《朱子语类》卷138《杂类》。
［60］《要录》卷26高宗建炎三年八月癸亥。
［61］《直斋书录解题》卷17。
［62］［63］《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0。
［64］有关“通鉴学”之说，据宋衍申《司马光评传》（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之六以及陈光崇《通鉴新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中的“‘通鉴学’的形成和展望”而撰写。
［6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75《资治通鉴纲目序》。
［66］《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5《朱氏之学》。
［67］［106］《直斋书录解题》卷4。
［68］［70］《四库提要》卷47《史部三·编年类》。
［69］［75］见《新注资治通鉴序》。
［71］《井观琐言》卷2。
［72］祖琇《隆兴编年通论》卷28。
［73］《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2《通鉴》。
［74］《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7。
［76］《宋史》卷295《孙甫传》。
［77］《东都事略》卷77《范祖禹传》。
［78］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79］曾公亮《进〈唐书〉表》。
［80］《郡斋读书志·附志》。
［81］《南唐书》卷9《孟陈韩朱列传》。
［82］《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七至八。
［83］《滋溪文稿》卷29《题孙季昭上周益公请改修三国志书稿》。
［84］《习学记言序目》卷28《蜀志》。
［85］《巽斋文集》卷11《李仲仁史考序》。
［86］《群书会元截江网》卷30《国史·事实源流》。
［87］《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一○七至一○八。
［88］《朱子语类》卷107。
［89］《明史》卷285《徐一夔传》。
［90］《山堂先生群书考索续集》卷16。
［91］按：此据《文献通考·经籍考》卷18引宋《三朝国史·艺文志》言：“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厥后有起居注，盖记动也；时政纪，盖记言也。又有日历，兼言动而成之。淳化以来，悉备其书。……国朝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秘有司，不列于此”而知。
［92］《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6《论实录缺文》。
［93］《挥麈三录》卷1引。
［94］［107］《朝野杂记》甲集卷4。
［95］《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八之六九。
［96］《长编》卷43真宗咸平元年九月己巳。
［97］《直斋书录解题》卷4。
［98］《郡斋读书志》卷6。
［99］洪迈《容斋三笔》卷5《张詠传》。
［100］参见《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壬午“太宗幸城南”纪事条注文。
［101］《宋会要辑稿·运历》一之二九，又《玉海》卷48。
［102］参见钱若水等撰、燕永成点校的《宋太宗实录》（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前言”部分。
［103］参见燕永成《〈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朝〉取材考》（《史学史研究》1/1996）。
［104］《长编》卷481哲宗元祐八年二月己酉条注。
［105］《朱子语类》卷107。
［108］《宋史》卷392《赵崇宪传》。
［109］《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6宁宗嘉定十三年十一月甲午纪事条。
［110］《困学纪闻》卷15《考史》。
［111］［112］《郡斋读书志》卷5。
［113］《朝野杂记》甲集卷9《礼官学士争诏纸》。
［114］《清容居士集》卷41《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
［115］《危太朴集·续集》卷9《书张少师传后》。
［116］《滋溪文稿》卷25《三史质疑》。
［117］［118］［119］《郡斋读书志》卷6。
［120］《长编》卷17开宝九年冬十月壬子纪事条注文。
［121］《挥麈前录》卷3。
［122］《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7。
［123］《直斋书录解题》卷5。
［124］《文献通考·经籍考》卷24。
［125］《却扫编》卷下。
［126］［127］《玉海》卷58。
［128］《郡斋读书志》卷6。
［129］《潜研堂文集》卷42《兵部尚书毕公（沅）墓志铭》。
［130］《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三章《过去中国之史学界》。
［131］《四库提要》卷45《史部·正史类》。
［132］《说学斋稿》卷3。
［133］该部分参考了《史记研究史及史记研究家》（见《史记研究集成》（华文出版社，2005年）第十三卷）上编第四章的有关内容。
［134］《嘉祐集》卷8《史论下》。
［135］［138］《通志总序》。
［136］《文献通考·经籍考》卷18。
［137］《大事记解题》卷10。
［139］《东莱集》卷6。
［140］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
［141］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5《关中金石记序》。
［142］参见李勇先的《〈舆地纪胜〉研究》（巴蜀书社，1998年）。
［143］《通鉴续编》卷首《书例》。
［144］陶宗仪《辍耕录》卷3《正统辨》。
［145］《明史》卷285《杨维桢传》。
［146］《元史》卷182《张起岩传》。
［147］《揭文安公全集》卷8。
［148］《四库提要》卷50《史部·别史类存目》。
［149］方孝孺《逊志斋集》卷12《蜀汉本末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