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激烈的党争使得北宋执政者纷纷私记自己的为政言行。仅以宰辅为主体的朝政笔记而言，周辉指出：“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薄、一时人才贤否，书之惟详。”［18］据现有资料统计，就有吕公著《掌记》（1卷）、司马光《日记》、《朔记》和《手录》，林希《野史》（8卷）、刘挚《日记》和《行年记》（1卷）、王岩叟《日录》和《系年录》、吕大防《政目》等。［19］不过，北宋后期的“元祐党禁”使得此类私记难以刊行。直至北宋钦宗至南宋初建之时，朝廷“是元祐，非熙丰”的政治导向才使得该类私记纷纷传出。同时，元祐诸臣后人纷纷撰写有“辨诬”类笔记。该类笔记计有：曾布父子的《三朝正论》、邵伯温父子的《邵氏辨诬》、刘挚之子刘跂的《辨谤录》、王珪家《辨诬》、邢恕《自辨状》，当然还有宣仁高氏后族辨诬。其中对于曾布父子的《三朝正论》，马廷鸾评论说：“迄天地重开，迨能以《三朝正论》暴白于世，视同时诸贵公子孙所谓继志述事者，其为人贤不肖何如也！”［20］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绍兴五年，“高宗阅任伯雨章疏，手诏曰：‘（章）惇诋诬宣仁后，欲追废为庶人，赖哲宗不从其请，使其言施用，岂不上累泰陵？贬昭化军节度副使，子孙不得仕于朝。’诏下，海内称快，独其家犹为《辨诬论》，见者哂之。”［21］可见此时有关变法者的著述则难以行世。此外，元祐党人刘挚之孙刘荀还采集杂史、传记近三十种，编成《乱华编》33卷，以表明“王安石创新法为辟国之谋，又孰知绍述者召祸之酷哉！”［22］龚原之孙龚颐正撰有《元祐党籍列传谱述》100卷，被史院取以修《四朝国史》。李丙的《丁未录》200卷，“载元祐诸公谪词甚备。”［23］以上这些由元祐后人及崇慕元祐者提供的仅反映一派言行的史源，后被大量运用到了南宋更修神宗和哲宗的史录之中。而由范祖禹之子范冲所撰的《神宗实录·考异》和《哲宗实录·辨诬》，其偏爱元祐的倾向则更为直观。总之，主要依据该类史源编修成的神宗和哲宗朝官修史书，更多体现着元祐诸臣的心声，是私家著述官方化的突出表现。
北宋亡国的巨大变故，使得经历过该事件的一些人纷纷记述其所见所闻。王明清就指出：“靖康之变，士大夫纪录，排日编缀者多矣！”［24］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该类著述竟不下40余种（见下表1-1）。其中颇为突出者如《靖康孤臣泣血录》，又名《靖康纪闻》，由金人围攻汴京期间，城内的太学生丁特起所撰。该书按日详细记载钦宗靖康元年十一月至次年五月间金军苛求汴京国库、居民金银财物、徽、钦二帝被迫与金元帅和谈、金人立张邦昌为帝，以及徽、钦二帝与皇族宗室被掳北迁等事迹，书内大量存录了当时作者“目击而亲闻”的榜文，可以说是具体了解此次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正因为如此，自该书成书之后，便被时人以及后人广泛加以运用并传抄流布。总之，有如此丰富的私家著述，从而使得南宋史家在编修研究该段历史时，就有了充足的史源作为基础。如现存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达250卷，其中相当多的内容就取材于该类著述。
此外，南宋吴曦之乱，时人著述甚多，李心传尽采而编成《西陲泰定录》90卷。今《西陲泰定录》虽佚，但对其所引用的主要私著，李心传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九“董镇言杨侍郎未肯通情”中罗列有20余种，可见时人对该事件的记述相当丰富。
总之，南宋当代史编修如此兴盛，主要与朝廷的积极诱导、史家的历史责任感，以及丰富的史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北宋初杨亿曾说：“学者当取三多：看读多、持论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论为难。”［25］应该说，南宋时期的许多史家都做到了“三多”。明代藏书家徐就指出：“宋季著书之富，无过王伯厚。计其生平述作，七百二十余卷，即郑渔仲不是过也。渔仲位不显，伯厚仕至礼部尚书，在官日多，尤所难耳！”［26］今人陈乐素先生根据《宋史·艺文志》著录，统计出宋代“丰产作家”有乐史、朱熹、吕祖谦和洪迈。其中南宋三人的著述中，朱熹有史著八种，吕祖谦有五种，洪迈有十四种。［27］正因为南宋史家好著述，因而南宋史学，尤其是当代史学便盛极一时。
§§§第二节区域史学与方志的编修
一、区域史学
受南宋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学术文化呈现区域化特征的影响，南宋时期的史学亦呈现出区域化的特色。这突出体现在浙东、四川、江西和福建四区域。因为在这四个区域，相对集中的治史者长期从事着史学研究以及传播交流活动，甚至有些还构成了长期而稳定的学派师承关系，并且各区域形成了颇具自身特色的史学发展特点。前揭宋晞、王德毅、吴怀祺、朱仲玉和蔡崇榜等先生虽就此问题多有深入论述，但在此仍有必要对各区域史学最突出的特色加以重点论述。
1.浙东史学
南宋浙东主要指宁、绍、台、金、衢、温、处七州府。该区域依山傍海，以丘陵逶迤的山区为主。平原地带主要包括北部靠近杭州湾的宁绍平原，以及东部沿海地带的温台沿海平原，并且面积都不大。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虽不及拥有太湖平原的浙西，不过就学术文化而言，则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及唐仲友的经制之学。由此可知该区域学术繁荣一时，而该区域史学发展又与其学术繁荣密切相关，故其史学发展颇具自身特色。
一方面，该区域治史者大多经史兼通。对此，清代章学诚就明确指出：“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28］
金华学派的吕祖谦（1137—1181年），字伯恭，婺州人。祖上世居东莱，曾祖吕好问被高宗封为东莱郡侯，从祖吕本中号东莱先生。后人则以小东莱称祖谦。祖谦的家学渊源相当深厚，上下七代中有17人被列入《宋元学案》。尤其是从祖本中被认为自渡江南来，“议论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诸老一二百年酝酿相传而得者，不可不讽味。”［29］祖谦从小就“资禀特异，闻道甚早。其学本于累世家庭之所传，博诣四方师友之所讲。”［30］也就是他早年就受“中原文献之传”。同时，他又问学于林子奇、汪应辰和胡宪，从而被朱熹认为其颇有“‘不主一门，不私一说’，则博而杂矣”［31］的治学特点。具体而论，他经史兼治，以经为主。时人认为他以“明经”、“议论”见长。［32］对于《诗经》，他认为：“看《诗》即是史。史乃是实事，如《诗》甚是有精神。抑扬高下，吟咏讽道，当时事情可想而知。”［33］可见他认为《诗经》所载即为史实，并由此可推想见当时的历史事实。对于《春秋》三传，他爱好《左传》，认为：“（《公》、《谷》）若载事则不比《左氏》，《左氏》是国史，识得朝廷大体。”［34］他这种喜爱探知史实，并且经常劝人读《左传》等的做法，深受朱熹批评。有学生向朱熹问祖谦之学，朱熹说：“伯恭于史分外仔细，于经却不甚理会”。朱熹还认为：“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仔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着眼。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读史。”［35］正是由于吕祖谦经史兼通，故在经史两方面著述丰富。其中史著主要有：《大事记》12卷、《通释》3卷、《解题》12卷、《历代制度详说》12卷、《春秋左氏传说》20卷、《春秋左氏传续说》12卷、《东莱左氏博议》25卷、《新唐书略》35卷、《通鉴节要》24卷、《唐鉴音注》24卷、《欧公本末》4卷、《国朝名臣奏议》10卷和《西汉财论》10卷等。对于他的著述状况，陈振孙评论说：“平生著述皆略举端绪，未有成书者，学者惜之！”［36］
吕祖谦的门人和后学很多，但自其弟祖俭之后，如清全祖望所言，“王尚书深宁（应麟号）独得吕学之大宗。”［37］“深宁论学，盖亦兼取诸家，然其综罗文献，实师法东莱。”［38］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学者称厚斋先生，庆元府鄞县人。他曾随其父王撝问学，又学于王埜。而王撝和王埜二人之学，均源自吕祖谦。此外，王应麟还曾与汤东涧等人论学，可见王应麟治学涉及面颇广。他虽研究经学，但以史学方面成就为大，并且以考释见长。如著述中的《诗地理考》5卷、《春秋三传会考》36卷、《〈汉书·艺文志〉考证》10卷、《通鉴地理考》100卷和《困学纪闻》20卷等，均是该方面著作。同样以考释见长的胡三省（1230—1302年），字身之，台州宁海人。理宗宝祐四年进士，曾于度宗咸淳三年任寿春府学教授，六年应廖延平聘，至杭州授其子弟《资治通鉴》，作《校雠通鉴凡例》。其著述有《资治通鉴注》和《资治通鉴释文辨误》12卷，可见他对《资治通鉴》用力甚勤。
永康学派的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号龙川，永康人。他一生致力于“皇帝王霸之学”，并自成一家之言。他在从事功利道德研究的同时，亦注重对历史的研究。此方面的著述主要有：《春秋属辞》、《通鉴纲目》23卷、《三国纪年》1卷及《中兴遗传》等。朱熹对此批评说：“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39］陈亮的学术“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40］而这恰好能够说明陈亮对史学的偏爱。
再就永嘉学派而言，叶适说：“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季宣）经其始而陈（傅良）纬其终也。”［41］明王祎亦言：“（永嘉）在宋世号称六艺文章之府。……薛士龙（季宣）氏之学复自成一家，其说详于古今之经制。……自薛氏一再传为陈君举（傅良）氏、叶正则（适）氏、戴少望（溪）氏。”［42］其中薛季宣（1134—1173年），字士龙，号艮斋，温州永嘉人。其学识相当渊博。吕祖谦评价说：“博览精思几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经地志，断章阙简，研索不遗。”［43］吕祖谦还曾写信给朱熹说：“（薛季宣）于世务二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功夫，眼前殊少见”，“其所学确实有用”。［44］不过，薛季宣在讲求功利之学时，往往求资于史学。该方面著述主要有：《春秋经解》12卷、《春秋旨要》2卷、《十国纪年通谱》、《资治通鉴约说》、《九州图志》和《武昌土俗编》2卷等。
薛季宣弟子陈傅良（1137—1203年），字君举，号止斋，温州瑞安人。得薛季宣“以经制言事功”之学居多。楼钥对此称赞说：“中兴以来，言理性之学者宗永嘉。惟薛氏后出，加以考订千载，自井田、王制、司马法、八阵图之属，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公（指傅良）游从最久，造诣最深，以之研精经史，贯穿百氏，以斯文为己任。综理当世之务，考核旧闻，于治道可以兴滞补敝，复古至道，条画本末粲如也。”［45］具体而言，陈傅良能够考订制度，以求实用，而归宗于《周礼》。同时，“陈傅良则又精史学，欲专修汉唐制度吏治之功。”［46］他在经史方面的著述有：《周礼说》3卷、《毛诗解诂》30卷、《春秋后传》12卷、《左氏章指》30卷、《历代兵制》8卷、《建隆编》1卷、《西汉史钞》17卷、《读书谱》1卷以及《备边十策》9卷等。此正是他所言的“平生辛苦，颇好编述”［47］的生动写照。
蔡幼学（1154—1217年），字行之，温州瑞安人。他作为陈傅良的门人，从陈傅良学治《春秋》。史载其“早以文鸣于时，而中年述作，益穷根本，非关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及辩论义理，纵横阖辟，沛然如决江河，虽辨士不及也”［48］。并且他“惟于国史研贯专一，朱墨义类，刊润齐整，各就书法。”他撰有《宋朝编年政要》40卷、《宋实录列传举要》12卷和《续百官公卿表》20卷等。［49］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学者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人。他受学于陈傅良。他前期注重继承和阐明师说，后期则多有理论创新。他认为三代王道远胜于汉、唐霸政，并且他还对《周易》和《诗经》予以质疑。他在史学方面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晚年著作《习学记言序目》（50卷）中。该书专论史事者达25卷之多。此外，他还有《名臣事纂》9卷等。
唐仲友（1136—1188年），字与政，号说斋，婺州人。据清黄宗羲言：“唐说斋创为经制之学，茧丝牛毛，举三代已委之刍狗，以求文武周公成康之心，而欲推行之于当世。薛士隆、陈君举和齐斟酌之，为说不皆与唐氏合，其源流则同也。”［50］可见他作为经制之学的开创者，与永嘉之学颇为接近。在治学方面，他“不专主一说，不务为苟同。隐之于心，稽之于圣人，合者取之，疑者阙之。”［51］他一生著述颇丰。史学方面的主要有：《诸史精义》100卷、《地理详辨》3卷和《陆宣公奏议解》10卷等。此外，作为王道实施蓝图的《帝王经世图谱》（10卷），虽为类书，其内容是：“凡天文、地理、礼乐、刑政、阴阳、度数、兵农、王霸，本之经典，兼采传注，类聚群分。凡百二十二篇。”［52］可见其用功甚勤，致世之意甚明。
黄震（1213—1281年），字东发，号于越，慈溪人。他学宗朱学，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和修正者。他的《黄氏日抄》中的《读本朝诸儒理学书》，是他学术思想的集中表现。不过，他同样经史兼通。他认为：“六经，治道之根源；诸史，行事之龟鉴。”［53］他有关史学的论述及专门史著主要有：《黄氏日抄》97卷（现存94卷）、《古今纪要》19卷、《古今纪要逸编》1卷和《戊辰史稿》1卷。
总之，由上可知，浙东学者多以经史兼通见长。当然，除以上列举的诸人之外，浙东治史者还有高文虎和高似孙父子、徐自明、朱黼、姚宽、陆游、楼昉、王自中、王益之、倪思、鲍彪和戴溪等等。
另一方面，该区域治史者注重探求制度沿革，强调学以致用。如吕祖谦治史极为讲究致用。他曾说：“国朝典故，亦先考治体本末及前辈出处。”［54］具体而言，他极为重视古今制度的因革损益和异同变化。比如对于官制，他认为“历代设官统体，……自周迄于今日，因革损益，或事轻而官重，或官轻而事重，或分或合，或简或繁”，皆当精考。对于历代财赋本末源流，则“凡兴废因革，皆兼考其义之当否，时之升降，事之利害。又如财赋中条目，大者如租税、盐铁、钱币、田制之类，皆当别考其损益盈虚之大端”。对于政事，“谓政事之大者，如制度、礼乐、官制、纳谏、恤民、用兵、任相、任将，财赋大沿革，法度大更张，及刑狱之大者皆是，并止写出大纲”。其他如兵制、刑法、君德、相业、国势和风俗，均要求旨在探求其因革变化。［55］为此他特地编撰了《历代制度详说》12卷，以探求历代制度利弊得失。此外，吕祖谦在其著《大事记》中，对历史事迹、地理沿革和官职废弃等亦多有考订。黄震就曾评论说：“顾《大事记》多取《战国策》而以《史记》、《汲冢书》考究异同，其于名义地理为详，学者亦不容不考。”［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