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能够想象到那些宦官们在下面打着自己的旗号为非作歹，但是到底能够祸害到什么程度？他就不一定能把握得准了。官员们屡屡上疏弹劾宦官，万历却始终充耳不闻。历史记载，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各路矿监税使向朝廷内库供奉银两就高达三百万之巨。看着从下面滚滚而来的真金白银，明神宗就是有天大的火气也给灭了。
作为一国之君，明神宗看重的是丰厚的利益回报。那些过去整天在身边瞎转悠的宦官到了地方上，居然能够如此给力，为国谋福祉的能力丝毫不逊于那些地方官员。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户部都给事中包见捷上疏：长此以往，矿监税使将动摇国之根本。明神宗根本听不进去这些危言耸听的话，他不以为然道：老祖宗不也干过这事吗？到了嘉靖年间才告停，现在我只不过是在遵祖制而行。
其实明神宗与宦官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主人养了一条狗的关系那么简单。朱元璋当年废黜丞相集大权于一身，这就等于为自己的后世子孙定了“民工皇帝”的调调。起早贪黑，埋头干活。大大小小的纷繁杂务，皇帝都要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
既然官员们都不值得信任，皇帝只能依靠身边的宦官。尤其是万历皇帝，从张居正大权独揽时期一路走过来，他与权力系统内的官僚早就没有了互相信任的关系。我们从明神宗全面掌权之后的官僚机构布局中可窥一斑，万历四十年（1612年）时，首辅只剩下叶向高一人。权力副手本来就少得可怜，而明神宗自己又不愿意干活，通常情况是，官员的奏章递上去，他就留中不发。导致许多问题根本无法处理。
既然你皇帝都不拿自己的“家天下”当回事，作为官员又何苦操那份闲心。大学士、首辅叶向高索性也当起了甩手掌柜，请了一个长期病假，窝在家里闭门不出。而当时中央权力机构中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只有吏部赵焕一位尚书，户、礼、工三部各有一位侍郎，都察院也整整八年没有配备正官。吏部尚书赵焕多次上疏乞求补充缺少的官员，万历皇帝就是不予理睬。累急了，赵焕就写了个辞呈递上去，辞官回家，不干了。
职能部门严重缺员，已经使政府机构陷入一种半瘫痪状态，而那些在位的阁臣，由于长期得不到皇帝的批示和接见，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展工作。就信任度和个人情感而言，在大臣与宦官之间，万历皇帝更加倾向于宦官。
明神宗赋予宦官威权，其实就是出于权力掣肘的目的。一方面他可以通过抬高宦官的地位来打击或压制那些不听话的阁臣和官员。另一方面，派到地方去的矿监税使就好像皇帝伸展到权力结构中的“触角”。作为坐镇权力中央的皇帝，他自己做不到无处不在地监听四方，而他又担心自己被天下臣民们当傻子愚弄。那么皇帝只有去寻找可信之人来监视臣民的活动。宦官特务也由此成为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为权力机制注入了一道血色注解。
万历时期，帝国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状况出现了很大的波动。内阁、皇帝、朝臣、士林之间的多方博弈在这一时期异常激烈。这时候在帝国权力结构的中央地带分化出来两大派系，一派是以万历皇帝为首，以内阁大员为主要组成部分的“现实利益派”，一派是反对矿监税使运动的“道德保守派”。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万历皇帝派御马监太监陈奉到湖广（今湖南、湖北一带）地区去征收店铺税的，同时兼采办兴国州矿洞的丹砂以及钱厂铸钱之事。
陈奉深入地方以后，胡作非为，仗势虐害百姓。往往借口巡历，鞭笞官吏，抢劫行旅。陈奉才待了五个月，就让当地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拆其骨。其实陈奉在地方上祸害到的不光是老百姓的利益，还同时还分肥了地方官僚和士绅商人的利益。
其实明朝宦官在聚集财富上很有办法，不光那些握有实权的宦官能够大捞特捞，就是普通宦官的表现也毫不逊色。明朝宫廷内部设有许多内库，类似于皇家的专用小金库。而这些小金库里“专受四方任土之贡”，这些来自地方的贡品都是皇家所需的必需品，其价值尤为可观。内库通常是由宦官掌握，各省解送内库的实物也是由宦官检验，认为质量合格才能入库，否则就拒绝接受，解送人员就会长期滞留在北京而不能完成任务。因此要想顺利完差入库，就必须贿赂这些宦官。此外，宦官还可以利用其他种种名目肆意勒索。
而宫中那些并无特权的宦官也可以利用宫中举行庆典或者兴建大的工程项目之时通过克扣或冒领钱物来满足自己的贪欲。时人沈德符曾指出：“修建皇家住所（宫殿），同样的工程要比民间多花费数百倍。我曾经听说乾清宫的窗槅坏了一扇，估价至五千金。扣除宦官的侵削，部吏员吃的回扣，就是满打满算，真正用于工程上的钱并不多。”
宦官们深居皇宫大内，他们的权力行为基本上不受外廷官员的监督和约束，另外他们贪污的手法也极其隐蔽。陈奉在没有被派往湖广地区之前，是宫中的御马监奉御。这是个非常有油水可捞的宦官职位，类似于孙悟空在天界“弼马温”的官衔。
在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御马监和司礼监一样都是极其重要的部门。这个职务不光可以管辖养马人员，还同时还统领御马监人员组成的禁兵。由此可见，陈奉在皇宫内也是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陈奉还没有到达湖广地区之前，当地的部分官员已经开始有所行动。地方官员之所以抵制矿监税使，主要还是吴思先生提出的“抽水机原理”在作怪。虽然皇帝委托宦官下来采矿收税，但皇帝自己也是个冤大头，权力管道抽上去的“金水银水”没有汇入帝国财政的水库。抽取的水在向上流的过程中，已经被宦官截留了，并且截的是主流，到皇帝手中的只有十之二三的支流。
其实懂得“抽水机原理”的皇帝不在少数，如果有人说，万历就是傻孩子，他根本算不清这笔账。我肯定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万历并不傻，只是他为钱所困。在他感觉命不久矣的时候，他也提出废除矿监税使，这说明他也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朱元璋当年就看透了这一点，他认为“（矿）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意思是说，开矿对于官府来说得不到好处，同时只会损害老百姓的利益。官府得不到好处，那么官员得到的好处也就有限；老百姓得不到好处，还要承受伤害。在这种利益计算的过程中，地方是只见付出不见回报，而十之七八的利益都落到了矿监自己的腰包里，朝廷得到的是很少一部分，对当地百姓有百害而无一利。
明摆着贴钱的买卖，可又无权拒绝。因为到了万历皇帝这里，开矿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太监成了皇帝的权力经纪人，替皇帝去开矿捞钱。主奴之间达成了利益分肥的默契，官员即使心里有话也说不得，皇帝根本听不进去他们的建议。
等到矿监陈奉深入地方后，那些试图发动本地名流和民众去堵“抽水机管道”的地方官员就成了宦官打击报复的对象，其罪名就是“阻挠开矿”。我在前面说过，宦官本身是不具有正式权力的。他们的权力主要还是皇帝给的“马甲”，一个聪明的宦官，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纳入到皇帝的权力屋檐下。
陈奉就是这么干的，开矿是皇帝交办的政治任务，那么部分地方官员和老百姓阻挠开矿就是反对皇帝。这个大帽子扣下来是要人命的，这种动辄上纲上线的做法是官家社会的通用规则。
湖广部分官员于是想委托科道官员告御状来达到攻击矿监的目的，可毫无效果。明神宗对官员这种没完没了的奏章感到非常不耐烦，他曾经很多次地谴责那些提交报告的科道官员，迫使他们提出辞职。而对于陈奉递交上来的弹劾当地官员的报告，他都会认真对待，要求内阁及时拟定处罚措施。其实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科道官的御状是递交到明神宗手里的，御状的措辞激烈，矛头直指陈奉这些矿监，这就等于在攻击万历颁布的“新政”。皇帝虽然没有处罚上疏的科道官员，却给地方官员安了个勾连京官以党争祸国的罪名，通过处罚地方官来发泄对科道官员的愤怒。由此，湖广官员就这样卷入京城的党争，也沦为万历皇帝和科道官员之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在权力集团内部斗争的同时，民众的参与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因为在那样一种制度下，采矿和管理矿产的官员都是皇帝最可信赖的人，皇帝的信赖就意味着权力之源取之不尽。陈奉这些矿监从京城空降地方，虽然在地方上没有权力基础，但却可以动用公权力来强迫当地民众几乎无偿为他挖矿，也可以不给当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将矿拿走，一些“基础设施”都是地方贴钱，占用地方资源。
在皇权的打压下，地方科层的权力指数急剧下滑。为了头上那顶乌纱帽，地方主要官员也不得不依附于矿监，这样就等于放权给矿监税使，“陈奉们”越加大对地方压榨的力度，民众对地方官府就越不满。对于民众来说，官员与矿监是相互勾连的利益共同体，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如果我们将陈奉放在正式权力的天平上称一称，他不过是正八品的小吏，只能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科级干部。按说他们根本无法与权力秩序内的官员相抗衡。可事实情况却并非如此，他领着一帮主动投靠来的亲信党羽在湖广地区为所欲为，将征税的过程直接升级为流氓式的拦路抢劫，竟无人可以制衡。
这种人好像生来就具有做恶人的天赋，他派出手下四处打探富户人家的祖坟位置，探听到结果后，就认定这些祖坟下面有矿，按照皇上旨意要挖。富人只好给陈奉献上金银，来赔偿矿监的经济损失。陈奉在自己作恶的同时还鼓动手下人作恶，其党羽们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民宅，奸淫妇女，大胆一点的干脆将妇女掠入税监办公的官署。
矿监税使虽然身负皇命，但他们在地方上的疯狂无异于流氓阶层。也就是说，矿监集团的发展是以网罗利用流氓阶层为前提的。当地官员也对陈奉这种流氓式的做法敢怒而不敢言，更谈不上配合他们的工作。
由于权力枝节向下层层递延，对于那些长期居于内宫的宦官们而言，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制度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由此他们流氓式的手段也不仅仅限于牟取皇权利益范围之内，还以极大的势能向整个权力体系辐射。对于“陈奉们”来说，他们根本没有官家制度的概念，在他们的眼中，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如今他们是奉了皇命，那么其他的都不在话下。
一次，陈奉从武昌到荆州征收店税。消息被当地的官员故意散布出去，商人和老百姓得知后，数千人聚集在他必经之路鼓噪起哄。即使沿途有官兵护卫，陈奉也被飞来的石头砸伤。事后，陈奉向万历皇帝告状，说当地官员如何不配合自己在下面开展工作。他提供了五名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员的名单，然后将罪责全部推到这五个人的头上。意在告诉皇帝，他们不是为难我这个宦官，而是拿你这个皇帝不当回事。
明神宗一怒之下将陈奉供出来的几个人全都抓到北京关入监狱，其中就有湖广佥事冯应京。
冯应京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老百姓给的威望，很多时候在帝国官员们看来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那样一种权力运行机制下，老百姓既不能决定官员的升迁，又不具备对官员的加害能力。所以在当时的大部分官员看来，能不能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是无关紧要的，能够纳入正式权力的运行秩序才是最有效的。
像冯应京这样的好官，被朝廷派去的锦衣卫抓捕之时，那些认为他是好官的老百姓也只能干瞪眼看着，帮不上忙。
陈奉无中生有地将冯应京的罪状公布出来后，老百姓难抑心头的怒火，上万人将他的住所团团包围。陈奉心虚，就躲藏到了楚王府里。巡抚支可大从中调停，极力维护陈奉。老百姓一把火烧了巡抚衙门的正门，并捉住多名税官将其捆绑后扔进长江，两名锦衣卫缇骑也在这次骚乱中受了伤。
由于武昌当地政府的军事力量已被税使控制，所以陈奉躲在楚王府里还能够调动地方军队前往平乱，由此可见地方权力自主性的丧失。民变发生后，地方官府不仅不敢处置违法的税官，甚至还在陈奉的指挥下动用了官军镇压民变。在官兵们暴力相向之下，事态得到暂时的平息。聚众的百姓虽然散了，但就整个事件而言，不仅没有妥善解决，反而使矛盾更加激化。军事镇压不仅没有达到平息事件的目的，反而触犯了众怒，民变向整个湖广地区扩散。
陈奉在楚王府里躲了将近一个月，他担心再留在地方会有性命之忧，于是请求万历皇帝将其召回京城以避难。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地方政府已经无力左右事态的发展，最后在陈奉的授意下，巡抚支大可向中央政府发出求援。
当万历皇帝将陈奉从湖广地区召回的时候，他携带着从地方搜刮来的“金宝财物巨万”，在地方军队的护送下，绵延数里。在陈奉回京的同时，冯应京也被解往京城受审，老百姓十里相送，嚎哭不绝。一边是从地方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一边是从地方上收获的民心民意。搜刮民脂民膏的人，成了权力的宠儿；而收获民心民意的人，反而成了权力的弃儿。冯应京穿着囚衣坐在囚车里，用动情的言语劝老百姓不要再闹下去，给皇帝添堵，给朝廷添乱。
冯应京和另外几个阻挠陈奉的官员被押解到北京后，拷讯关押，三年后才被释放。那个阻挠开矿的知县则瘐死狱中。而在地方上捅了大娄子的陈奉回京后，风光依旧，邀功受宠。有两名不识时务的监察官员说他的坏话，也被明神宗撤职法办。
皇帝不加掩饰的偏袒使得在京科道官员除了愤怒就是无奈，而帝国权力系统内部日趋紧张的权力党争迫使那些高级官员在这件事上保持沉默，他们也不敢贸然表明自己的立场，只能持一种观望态度。这样就在无形之中就加剧了皇帝和科道官之间的对立，也消耗了帝国的权力能量。
明神宗和科道官员对立关系的日趋紧张传递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陈奉这些太监税使们手里把持的才是皇命所在的正式权力；而那些不配合陈奉工作的州府官员就是对抗皇命的逆臣。
冯应京等地方官员之所以在陈奉来到地方后，表现得如此激烈。固然有维护地方科层权力集团利益的因素在里面，但也是出于地区稳定的考虑。
当这些地方官员正准备动用自己的权力与之周旋时，以万历皇帝为首的中央权力集团就挥动自己手中的大棒，给其沉重的打压。地方官员权力空间被打压得越厉害，陈奉们在地方所占据的空间也就越大，搜刮得也就越发厉害，而这一系列行为的最终结果则是国家的衰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