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居，未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道他住几楼。仿佛是说过的，终未记住，只知道是我楼上某一层。
最初知道他，是他弄一根长电线，从楼上引到小区地面，电线的尽头连着抛光器，机器飞旋出一阵刺耳的噪音和纤细浓烈的烟尘。噪音停止烟尘落定，他的根雕稳坐在水泥地上。都是规格很小的东西，有的很具象：鸟状物、波涛或者亭台楼阁；有的很抽象，我并未费一点细胞去想象，就那么懵懂着吧，也无所谓的。反正都是些愉快的小东西，这就足够了。它们的主人五短身材，平头，没有胡须。你懂的，我在暗示他并不把自己秀成艺术家的范儿。尤其眼神，没有艺术二把刀们通常有的假古董一样的贼光。这是我乐意驻足聊一会儿的前提。
他每年都这样在室外操作几次。上一个夏天，我看着他整个人灰扑扑的，问他：
“舍得卖么？”
“不太舍得，”他笑笑说，“不过，也卖了一个。”
“多少钱啊？”我俗气地问。
“一万元。”
“呀，赚大发了。”我晓得这是句外行话。
果然，他有些无奈地笑了：“也不见得，我十几年的东西呢。”
他点燃一支烟：“本月26日，会展中心有我一个根雕展。
有兴趣你去看看吧。”
“好啊，有时间我一定去。”为了显示真诚，我重复了日期。
仅此而已，我并未去看他的根雕展。
有时候，我思谋一个事儿。就是，这样一座小城，实际上市区人口不足五十万的小城，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对艺术怀有热望的人呢？
今年春节前，市文联搞联欢，我提前半小时到场，迎面碰上一个叫余力的人，他是书法家，大约十年前就认识他了。他的女儿和我的女儿及另两个孩子跟同一个老师学习二胡。孩子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四个家长在外间闲聊打发时间，常听他说协会的趣事，他似乎也跨行，因说起在当地晨报、周刊和日报上发表文章的事情。我从未插言，我是那种嘴很懒的人，这使得某一年市文代会上他看到我时着实吃了一惊：
“你干吗来了？”他疑惑地问我。
“开会嘛。
”
“开会？你来开会？！”他真的晕掉了。
我有点愧疚，我也许应该在之前家长闲聊那会儿，找一个合适的茬口，说一下我也写一点文章。好在那时，我们已经不大见面，因为孩子们的二胡课已经告一段落，各自拜了不同的师傅。
相隔数年之后，在联欢会上再见，直接握手问好。余力从前的窄长脸变成宽长的国字脸——这个真为他庆幸。美术家书法家协会的人早到，在相连的几张长条桌上写书法作画，热火朝天的。我看了一小会儿，和余力聊了几句，碰到另一位女作家就结伴找了个座位，坐下了。渐渐地，暗暗觉得有趣。之前并未想到是否能碰到余力，我早忘掉他了。碰到了也未见得惊奇或者欢喜。人生大凡如此。也许由于这一点，我又想起我楼上做根雕的邻居。于是，只要有人走动，我都禁不住抬头看过去，竟然猜测起是否能在这个场合碰上他了。
实际上并未遇到。
午宴之后，回家的路上，迎面遭遇各色面目，还有身边无数过往，不免又想：这些人都是做什么的呢？有多少像我们这样对文学艺术有感觉，而终究成不了大器的人呢？这件事，让我们快乐多些，还是痛苦多些呢？
这是个不太说得清楚的问题，比较永恒的问题。像正在漫天飘飞的雪花那样永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