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午时分,母亲回来了。她在火车站租了一辆马车往家赶,刚从学校回到家中的我看到了她坐的马车。母亲急忙把钱付给马车车夫,提起皮箱,朝我走来,一边开临街大门的锁一边问我:“发生什么事了,卡纳克?为什么你父亲要发电报?”她开锁的动作十分笨拙。
“是我发的。”我回答。母亲停止开锁,上气不接下气地问我:“你父亲出了什么事吗?”这时她和我同时看到脸色苍白的父亲正通过手术室的窗户向外张望。大门被新来的女佣打开了,母亲惊讶地看着她:“你是谁?”
“夫人,请叫我梅森。”老太婆回答。
“你来这里做什么?”
老女佣还没开口,我大声说:“妈,进来吧,我来告诉你发生的一切!”
母亲不太情愿地跟我进了起居室,那个老太婆则在门口处走来走去。
“妈,玛丽死了!”我脱口而出。
“玛丽死了!”母亲难以置信地大叫道,“死了?她什么时候死的?”
“……好像是……昨天……”我结结巴巴,不太确定。
“但是……但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母亲还在惊讶,“怎么死的?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说完我把头转向老女佣,她脸上露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
“她是怎么死的?”母亲向老女佣索取答案。
“最好还是问先生吧。”她用头指了一下隔壁的手术室,说完这些她向走廊走去。母亲准备进入手术室。
“妈,等一下!”我让她停下。她转身,看着我。我突然犹豫了一下,继续说:“你不在时发生了很多事,爸爸现在的状态很糟糕,真的很——糟糕!”我不知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
母亲还没来得及回应我的话,手术室的门开了,父亲出来了。我和母亲都被父亲吓到了:他衣冠不整,头发凌乱,脸色苍白,眼睛布满血丝,胡须也好几天没修理过了,似乎刚刚喝过酒或大哭了一场。
“约翰!”母亲大声说:“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父亲舔了舔嘴唇,喉结忽上忽下。
“那个女孩遇到了麻烦。”父亲终于开口了。
“麻烦?什么麻烦?詹姆斯说玛丽死了。”
“女人经常遇到的那种麻烦,”父亲又补充道,“某个男人……”父亲看了我一眼,重新回到手术室里,母亲也跟他进了房间。门被关上了。
他们两个在里面低声聊了很久。我看了看时间,似乎没有人意识到我很想吃午饭。
手术室里不断传出说话声,门丝毫没有要打开的迹象。上学时间快到了,我从餐柜里翻出了一些饼干和蛋糕。我坐在桌子旁开始大吃起来,透过开着的大门,我看到老女佣梅森出现在了走廊里,她头上戴了一顶十分怪诞的帽子,肩上披了一个斗篷,胳膊下面夹了一个用报纸裹起来的包裹,看起来是要出门。
“我要走了,”她对我说,“告诉你父亲我想拿回我的工资。”
“你自己去!”我很粗暴地回答她。
她瞪了我一眼,准备去敲手术室的大门。她刚举起手,门被猛地拉开了,母亲出来了。我从母亲的眼神里获知,她变得更加疑惑了。她没有搭理老女佣,直接来起居室找我。
母亲低声对我说:“詹姆斯,有些事情我还没弄明白,我不能从你父亲那里获得任何答案,他又喝多了。我想去趟医院,你得赶快回学校。你吃过饭了没?”
我嘴里说请母亲放心我已经吃过饭了,心里却在琢磨父亲都对她撒了什么谎。难道她真的愚蠢到没有发现父亲的可疑之处?虽然看似难以置信,但除了疑惑,我并未在母亲脸上读到任何的怀疑和警觉。我知道发生在玛丽身上的那些事——至少我个人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父亲说“遇到了麻烦”,这对我领悟那些事启发很大。我知道“一个遇到麻烦的女孩”意味着什么,遇到麻烦后身体会出毛病,我在报纸上获知身体出毛病的女孩会跳河,或服毒。在无助的母亲面前,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我陪同母亲走出了房子,当我关上临街大门时,老女佣的声音从手术室里传了出来:“对,这是我应得的劳动报酬,我能拿到的就只有这些?”这些话传到了母亲的耳朵里,她试图回去。我在一旁拉住她的手臂,我们沿着花园小路继续前进,上了大道。
“你为什么不去西姆医生家?”我问她,“他是当事人。”
母亲认真考虑了这个建议。这时我看到一个警察正在我家房子对面的街道上巡逻。我认识他,几周前他曾跟踪过我很长一段距离,因为我从建筑工地拿走了一块木料。但我今天特别留意他的原因并不是几周前的那件事,而是我意识到,从那以后,每当我放学回家时我总能看到他在我家路旁来回走动,并且通过起居室的窗户也能看到他。他的出现让我感到不安,难道他是来监视我父亲的?难道父亲真的做了非法之事?这种疑虑变得越来越强烈了。
“我觉得我应该去西姆医生家,既然你父亲请他做过会诊,他应该知道很多事情。”母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母亲离开了我,我看到她朝克莱德广场走去了。我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沿着通往大道商业街的菲利普小巷继续前进,而是停在一个拐角处继续观察那个警察。他离我家房子还有一段距离,当他注意到我在看他时,转过身并朝我走来。这时,我家的老女佣梅森走出了花园门,向我的方向走来,于是我转过拐角迅速向学校跑去。
下午四点钟,我带着焦虑——或者说是激动——赶紧往家跑,我想知道我不在时家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当我赶回家,我马上意识到重大事情发生了。家里的门是半开着的,一名警察正站在门阶上,像是在站岗。我在花园门口处犹豫了一下,然后立刻向那个警察跑去。
“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他。
“你是谁?”他反问道。
“我是卡纳克,卡纳克医生的儿子。”我向他表明身份。
他立刻转变了态度。他好奇地看了我一眼,溜进了房间。我没有跟随他一块进去,心里充满了焦躁与不安。不一会儿,他同另外一名警察一起出来了——是个警官。“你就是这家的主人卡纳克,对吗,先生?”后面出来的那位警官向我问话。我点头回答他的问题。他推了推帽子,用力在头皮上抓了几下。“好吧,先生,”他停顿了一会继续说:“非常抱歉!我不得不告诉你这里发生了一场事故。”
“一场事故?”我结结巴巴地问他。
“是的,先生,一场事故,不过还有待调查,先生——”
门被再次推开了,警察局长走出来了。我不知道屋子里面到底还有多少警察。
“卡纳克的儿子,长官。”刚刚那位警官通过手掌对他耳语。
“好吧,孩子,恐怕里面发生的事情会让你感到震惊,”警察局长开口说,“我想你刚从学校回来吧?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当你不在时,你父亲遭遇了一场意外,还有你母亲。”
“什么样的意外?”我颤抖着问他,尽管直觉已经告诉我他的话意味着什么了。
“孩子,请不要过于激动,你多大了?”
“快十八了,先生,”我回答他。我似乎被激怒了,语气激动地加了一句:“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警察局长停顿了一下,用尽量平和的语气对我说:“好吧,先生!看来我应该立刻告诉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都死了,你父亲,还有你母亲。”
我立刻朝屋内走去。他拉住我的手臂对我说:“孩子,请等一下,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放你进去,因为……屋里的情况会让人感到很不舒服。”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感到特别悲痛。我被强烈的好奇心淹没了,不管屋内发生了什么事,我都想一窥究竟。我感到一阵眩晕,机械地往前挪着脚步,像在梦游。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警察局长不失礼节的干涉行为让我变得异常愤怒。“我要进去,”我声音很粗暴,“我就住在这里,不是吗?”
就在这时,临街的大门,一位先生向外看了一眼——他不是警察。我不认识他,我猜他可能是一名法医。他显然听到了我和警察局长之间的对话,轻声对局长说:“还是让他进来吧。”他们还在谈话中提到了“身份鉴定”。我跟随他俩向屋内走去,法医在前面带路。警察局长紧紧抓住我的手臂,像是担心我会突然倒下。我们在手术室的门槛处停了下来。
地板上躺着两尊蜡像,那两尊蜡像看起来很像父亲和母亲!蜡像是我看到尸体后的第一印象。两具尸体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他们的脸部呈现出了黄蜡的质感和颜色。他俩咽喉处各有一道深红色的疤口,母亲的上衣和父亲的衬衫都浸泡在血液之中。他们躺在一起,中间有一滩鲜红的血,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鲜血,我被这黄色油布之上的深红色物体迷住了。此外,我看到父亲的身旁有一把锋利的手术刀。
如果不是警察局长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拽进客厅,我不知道自己还会继续站在那里观察多久。我看了局长一眼,发现他脸色苍白。他的表情让我感到惊讶:一个警察局长看到鲜血后,也会脸色发白!他带我进了起居室,并把我放进手扶椅里(他似乎把我当成了残疾人)。接着,他从餐柜中取出了白兰地和玻璃杯,把盛满酒的玻璃杯端到了我面前。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根本不需要白兰地。但我还是接过了酒杯,品尝了一小口。酒精灼伤了我的喉咙,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警察局长弯下腰,像父亲一样在我手臂上拍了几下,他显然误解了我的表情。于是,我对他说:“你最好也喝点。”
他表情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然后起身去倒酒。他端着酒杯在我对面坐了下来,喝完两口,他凝视了我几秒钟问道:“孩子,现在你能回答我几个问题吗?我想你刚才看到的是你的父母吧?”
“是的。”我回答。答完之后我又喝了一口烈酒。
“你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什么时候?——我说的是这次之前。”
“大约两个小时之前吧。”我告诉他。
“他们当时在做什么?是不是在吵架?或者其他摩擦?”
“他们没吵架,”回答完后,我犹豫了一下继续补充,“至少我不认为那是吵架。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已经吵过了。当时,我父亲在手术室里,我母亲也在里面……算了,现在我也无法确定他们到底吵没吵过。我离开家时父亲还在手术室里,母亲是跟我一块出去的,她准备去西姆医生那里。”
“你母亲去看西姆医生了?你离开时他们两人并不在一起?”他思考了一会儿又继续问:“你还有亲戚吗?”
我回答他:“我还有姨妈和姨夫,他们住在佩克汉姆。姨妈虽得了癌症,不过至少还有姨夫……”
这时,门突然被打开了,邻居埃弗雷特先生进了屋。那天晚上,他也帮助母亲清理过散落在花园中家具碎片。
“可怜的孩子,”埃弗雷特先生大叫,“这真是恐怖!太恐怖了!我感到很伤心!警官,我觉得他应该到我家去,他不能就这样一直呆在这里。”
“是的,先生,他不能一直呆在这里,”警察局长同意了他的建议,似乎得到了某种解脱,“如果你不介意,我希望你能先照顾他几天—他说他还有一个姨夫住在伦敦南侧的佩克汉姆,我会马上派人把他叫过来。”
“跟我来吧,孩子,快点过来,”埃弗雷特先生劝我跟他走。“这是个让人震惊的事。你一定要尽量撑住。我们大家都感到很遗憾,很伤心。”他声音低沉,仿佛对这场惨案感同身受。我跟随他去了他家。他太太一直站在客厅等着我们,面色苍白。
他们是淳朴善良的好人,在他们感同身受的安慰声中,我突然号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早上,一位警察出现在了埃弗雷特家。他告诉我他是负责验尸的警官,他用一种态度温和但语气坚定的方式向我询问了很多问题,内容涉及悲剧发生前的所有细节。他一字不漏地把我的回答记录在了一个小本子上,完了又给了我一张纸,向我解释那是一张法庭证人传票。在整个谈话过程中,埃弗雷特夫人一直坐在我旁边,她保证会陪我一起出庭。
“没什么好紧张的,”离开时,这位长官叮嘱我:“你只需重新对验尸审判官说一遍你刚才对我说过的那些话。他脾气很好,不会在法庭上为难你的。”
当天晚上,我姨夫从佩克汉姆家中赶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