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纶
§§§序言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役，八国联军入侵津、京、河北及华北其他各个地区，恣意烧杀抢掠，黎民百姓大遭灾祸。次年签订的《辛丑条约》，更是丧权辱国，苦难的中华民族进一步沦入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榨，实为近代一大痛史。
是役及其前后，干系于我甘肃各族人士、将士之处甚多。尤其在廊坊阻敌，保卫正阳门、保卫北京城的战斗中，董福祥和他领导的各族将领马福禄等，不管他们在自己政治生活的道路上，多么曲折，但在保卫祖国、打击侵略者的伟大斗争中，都奋不顾身，勇往直前。在优势侵略军面前，杀敌致果，建立功勋；不少陇上回汉健儿的鲜血，抛洒在反侵略的战场上，在历史上谱写了壮丽的篇章，成为激励后人增强爱国思想的精神力量。
师纶同志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根据大量史料，参以裨说传闻，爬罗剔抉，精心结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庚子之役的历史过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且行文流畅、生动，富有趣味性和故事性，很值得一读。因为之序。
在我国近代史中，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夏，早起于山东的义和团运动，发展到天津、北京一带以及东北、华北广大地方，掀起了反帝爱国高潮。但帝国主义者不准中国人民反抗，他们组成“八国联军”，侵入津沽，进而占领北京以及华北一些地方，大肆烧杀抢掠。次年，他们又迫使清朝廷与之订定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加深了我国的半殖民地化，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更加深重的灾难。广大义和团群众，以原始的大刀长矛，与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战斗，大部分清军也对侵略军进行阻击，其中董福祥所统甘军是一支劲旅，在这场战争中及战争之后有不少是涉及于甘人甘地者。爰翻检史料，参以稗说传闻，以有关之事为分题，连缀成篇，期使读者既能得窥是役之全豹，又可见有关甘人之一斑。
甘军入卫京畿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战败。清代表李鸿章与日本代表伊藤博文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去我辽东半岛、台湾岛及澎湖列岛，赔款银2亿两。由于战争中海军覆没，陆军连续溃败，元气大伤，使战后的京畿一带甚为空虚。清朝廷为加强自己的护卫力量，一方面组练军队，另一方面从各省抽调劲旅来拱卫京畿，甘军是被抽调的队伍之一。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
十二月，清廷下令：
“山陕地方，东近京畿，西控关陇，形势最为扼要。董福祥声望素著，即著迅速添足二十营之数，分扎大庆关、平阳府一带，认真督练，务成劲旅。”
董福祥（1839—1908），字星五，毛居井人。毛居井原属固原，今属甘肃省环县。此地为黄土高原，塬壑交错，干旱少雨。相传清乾隆年间有个毛姓举人在其门前挖了一口井，方便过往行人，因而得名。董福祥家本小康，幼年学文不就，改而习武。清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义，是时此地年荒失收，董福祥即与好友张俊等乘机率众举义反清，聚集十数万人，活动于陇东、陕北一带，攻城略地，杀富济贫，危及清朝在陕甘地区的统治。后被湘军刘松山部围剿于靖边一带，董福祥以父、弟被执，势穷降清，被编为“董字三营”，董福祥居中，张俊居左，李双良居右，随湘军一起，先后在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等地，镇压反清的回民，董福祥“积功”为参将。
光绪二年（1876年），董福祥与张俊率部随左宗棠军西出嘉峪关，参加收复新疆之战，屡立战功；此后又在南疆守卫国土，董福祥被授为喀什噶尔提督。光绪二十年（1894）阴历十月初十为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是年正月，清廷就筹备庆典，加赏文武大臣。董福祥赏加尚书衔，并指定晋京参与庆典。不料庆典之期，正值中日开战正酣、清军节节败退之际，所以庆典也就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甘肃河州、西宁一带回族、撒拉族又起而反清，史称“河湟之变”。河州总兵汤彦和被义军击溃，陕甘总督杨昌浚束手无策，清廷即调董福祥率部前来镇压。董率总兵王钺安、副将马安良（回族、河州人）、参将张铭新等从狄道（今甘肃临洮县）进兵，得马福禄、马福祥弟兄募练“安宁营”之助，与清军其他各部协同，将河州、西宁一带起事回民残酷镇压下去，义军首领马永琳、闵伏英、马匡匡、马成林、冶主麻、韩文秀等相继遇害，起事与并未起事的回汉群众前后被杀者达数千人之多。清廷认为此次镇压中，“董福祥总统各营尤为得力”、“董福祥运筹决策，调度有方，迅奏朕功，勋劳懋著”。因而“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赏给骑都尉世职”。上引诏令中说“董福祥声望素著”，实际是以河湟地区广大群众特别是回族群众的鲜血换来的，这是董福祥一生中的污点！
董福祥镇压了“河湟之变”以后，即被任为甘肃提督、统率甘军。这支军队中的将士，有早年追随他的汉族人，也有尔后及此次归随他的回族人。在回族领兵官当中，除马安良外，还有马海晏及其子马麒、马麟，马福禄、马福祥弟兄等。这次开往大庆关、平阳府一带，除马安良仍留甘肃外，其余都随同前往。因此，尔后京畿一带称董部为回部，甚至也有将董本人误认为回民的。
据清兵制，步队每营500人，马队每营250人。董部“添足20营之数”，即成为一支拥有万人的队伍，在当时称得上是浩浩荡荡的大军了。
荣禄总揽军权
大庆关，即今陕西省朝邑县东的黄河西岸一带。平阳府，即今山西省临汾西南一带。清廷将董部调至这些地方“督练”，是为了加强京师后卫，也有将其作为预备队的意思。所以董部不会在此驻扎多久，是很明显的。加上清廷内部有变，就加速和提前了董部入卫京师的时间。
原来清朝廷中，面对强邻窥伺，割地赔款的难堪局面，存在着基本上不相同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以慈禧太后为首，坚持“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甘愿屈膝事敌，以保存自己的统治地位；一种是以光绪皇帝为代表，主张革故鼎新，变法图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康有为鼓吹新法，正合光绪皇帝之意。于是，光绪皇帝于同年六月十一日诏定国是，宣布变法。起用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又令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4人入军机处，加快变法步骤。
为了扫除障碍，光绪皇帝打算趁九月间陪慈禧太后前往天津阅兵的机会，将荣禄除掉。但却委任非人，将此重任交给了袁世凯。当谭嗣同面见袁世凯交代这个任务时，袁表面上慷慨激昂地满口答应，转身即到天津向荣禄告密了。荣禄向慈禧太后报告之后，慈禧立即先发制人，于九月二十一日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她自己第三次出来主政。接着就对推行新法的人大动屠刀，九月二十八日，杀害了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这6个人，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出走。新法即被扼杀。
从新法宣布施行到被扼杀，仅有103天，故史称“百日维新”。为此，光绪皇帝对袁世凯恨之入骨。他在宫中，“有时或画成一龟，于背上填写项城（袁世凯）姓名，粘之壁间，以小竹弓向之射击，既复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飞，盖其蓄恨于项城至深，几以此为常课”。（《庚子西狩丛谈》）据说直到光绪皇帝临终时，还用手在空中划“斩袁”二字，向隆裕皇后示意。这就是当光绪皇帝逝世后，由其亲兄弟载沣摄政时，把袁世凯赶下台来的原由。当时因袁拥有一支军队，羽翼已成，载沣不敢贸然杀袁，致使袁尔后又东山再起，祸国殃民。这是后来的事。
荣禄何许人？需作一番交代。荣禄，字仲华，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他的父亲曾任凉州镇总兵。
他早年即侍卫宫中，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慈禧太后消除其政敌载垣、端华、肃顺等人的时候，立有翊卫捉杀之功，所以慈禧对他十分信任，任为步军统领。不料荣禄因为经常来往于后宫，竟与一些妃嫔有暧昧之事，遂被革职斥退。但慈禧毕竟离不开他，没过几年，又任他为西安将军。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慈禧太后因为内外斗争的需要，就加快对他的提升重用。这一年、六月，“以荣禄暂署直隶总督”，七月即实授，兼充北洋大臣，节制北洋各军。后又入军机处，任大学士。并下谕旨云：
“现在时事艰难，以练兵为第一要务，是以特简荣禄为钦差大臣。所有提督宋庆所部毅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以及北洋各军，悉归节制，以一事权”荣禄手握兵符，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之前即积极部署，调董福祥部驰赴京畿。马福祥在其名为《磨盾余墨》的诗集中，收有“戊戌率师入卫次山西祁县闻政变有感二首”云：
“长驱鹅鹳卫燕云，卿子无才号冠军。国事仓皇天梦梦，书生建白日纷纷。更张太急终非福，敌忾同仇在岂文？一颗丹心如铁铸，何时转战立功勋”。“南海虚名朝野重，东林实祸网罗张”。这些诗可以作为董部起程进京时间的注脚。诗中反映的非议新法的思想，也代表了当时一些军官的看法。盖彼等一般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政治非其所长。只能从其是否具有爱国思想和爱国行动来轩轾高低。
甘军将士情绪高昂
甘军将士是具有浓厚的爱国思想的，让我们举一些事例。董福祥部进入京畿之初，驻扎在卢沟桥一带。斯时京汉铁路为洋员所掌握，甘军将士由于有强烈的爱国仇洋情绪，不久即与洋员发生冲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二十三日（旧历九月初九），甘军士兵与洋员工程司哥士发生口角，哥士手持手枪前来捉人，士兵起而反抗，以碎石击伤哥士及副工程司脑裂高，脑裂高即放枪击伤士兵2人。事后，畏洋如虎的清廷派员查办，对以枪击伤士兵的洋员不敢闻问，反而归罪于徒手以碎石自卫的士兵，将甘军营官、尽先副将朱万荣“交部严加议处”。马福祥的诗篇中，则表现了鲜明的爱国思想，让我们摘引原句：
“雄关虎踞何足恃，泱漭神州一发悬。函关岂借泥丸固，长江不用铁锁牵。惟将战骑布海湄，鼓角声中跃健儿”。
——《戍山海关》“魑魅窥神州，国家方多难。男儿志封侯，科名奚足恋。淮阴持戟郎，定远起曹椽。会当驾长风，鹏程传九万”。
——《值会试自防入都观光》“欧亚风雨气混茫，神州将成戎马场。我欲苦战埽欃枪，耿耿此心质彼苍”。
——《登盘山》我们从士兵与洋员的殴斗中，看出甘军士兵的情绪。同样，我们从马福祥的诗句中，也可看出甘军将领的思想感情。我们还应该看看董福祥本人的思想状况。《清史稿》本传云：
“（光绪）二十三年，入觐，命领武卫后军。召对，福祥曰：臣无他能，唯能杀外人耳”。
话说得朴实、率直，颇能代表董福祥的性格与为人。仇洋爱国情绪跃然纸上。当时朝野对武卫各军有一些评价：
“宋庆毅军，辈行最老；聂士成淮军，勤于操练；董福祥甘军，骁男好斗；袁世凯新建陆军，专尚西操。”“宋庆、聂士成、董福祥均系百战骁将”。（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其时，四川提督宋庆已年届80，在甲午之战中，他率部与日本侵略军在辽东半岛周旋，互有胜负，只是由于慈禧太后、李鸿章战志不坚，等待各国调停，多方掣肘，致使他终于败北。但宋庆到底是年老体衰，难肩重任．不久以后，他的职务即由浙江提督马玉昆帮办以至代替。聂士成倒是个战将，但所部在中日战争中受到了重创。
至于袁世凯，在朝鲜战场上投机善变，保全个人而归，无战绩可言，所以只有“西操”这个“洋玩意”。比较起来，董福祥在当时声望最高，主战的王公大臣载漪、刚毅、徐桐等都认为应该倚重董福祥，用以对付侵略者。甚至出现这样的笑柄：一个满员御史上奏折，请起用檀道济为大将，主持军事。军机处一看，寻思檀道济乃南朝刘宋时人，相距1400多年，如何起用？后经查问，原来是这位满员御史听到人们将董福祥拟为檀道济，遂将这一名字录奏。这固然反映这位满御史的缺乏知识，但也说明当时董福祥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由于甘军将士情绪饱满，所以训练十分认真。光绪二十四年十月，清廷命庆亲王奕劻前往南苑检阅甘军，奕劻检阅后上奏说；“各营弁勇一律精壮，队伍亦甚整齐，一切分进合止，均能娴熟。”
清廷赏给甘军兵勇银1万两，赏给营哨各官袍褂衣料，赏给董福祥白玉翎管等物。次年三月，又发上谕云：“甘肃提督董福祥，调扎近畿训练队伍，具有条理…赏穿貂膆褂，以示优异”。
这样的队伍，无疑是可用的。问题在于指挥者将其用于何处、如何使用。
中军翼长未战先亡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荣禄从“屏蔽京师”的观点出发，重新部署他的主力部队：“聂士成一军驻扎芦台，距大沽北塘较近，扼北洋门户为前军；董福祥一军驻扎蓟州，兼顾通州一带为后军；宋庆一军驻扎山海关内外，专防东路为左军；袁世凯一军驻扎小站，以扼津郡西南要道为右军。”他自己则坐镇南苑，另招募亲兵万人为中军。这样，“总为五军，声势自然联络，……自可收指臂相联之效。”这就是当时维系京师安危的武卫军，其总数约有五万人左右。此外，还有练军近两万人，分驻直隶省各镇，专守地方。
京城则有端郡王载漪、兵部尚书刚毅统率的虎神营万人上下。营名虎神，取义为以虎擒“洋”、以神摄“鬼”，这也代表了当时清廷王大臣的认识水平。有这么多军队，如果训练有素，将士用命，指挥有方，确实可使京津一带固若金汤，侵略军岂能轻易进犯！
这里，着重交代一下荣禄的中军翼长一职。中军翼长类似现在的参谋长，这是个重要职位，人员不大好物色。“董君福祥复荐其挚友张君俊充任翼长”（陈夔龙《梦蕉亭杂记》），清朝廷采纳了董福祥的举荐，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十五日任张俊为武卫全军翼长兼统中军。同年七月、又赐张俊在紫禁城内骑马，荣耀一时。
张俊，字杰三，也是毛居井人，和董福祥一起长大，相交为友。
同治初年一同起事反清，转战陕北。降清后，参加镇压反清的回民，升为副将。在平复新疆之役中，张俊奉命在甘肃招募3营兵卒，营名曰定远，后即率其定远3营为前锋，在进军南疆中开路先行，战功卓著。后在守卫边疆中仍然英勇作战，积功为伊犁镇总兵，一时与董福祥齐名。《清史稿》本传说；“俊好舞刀，所部衣帜皆白色，时称‘雪张’云”。大概他的武功是不错的，也很善于用兵作战。董福祥调离新疆后，张俊继任喀什噶尔提督。光绪二十四年底，又继董福祥之后署理甘肃提督，奉命招募5营士卒，进行训练。未几，即晋京就任新职。不意天有不测之风云，任职仅一年光景，即不幸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十八日病故，归葬于家乡毛居井。
后来，荣禄又任孙万林为武卫中军提督，从职务名称上来看，孙仅统中军而已，全军翼长一职，即缺而不任，可见将才之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