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雕塑的艺术品，就甘肃而言，敦煌、安西、永靖、张掖等县的石窟和寺庙中都有存在。过去帝国主义者从额济纳旗盗走的文物中，有铁器、木器、陶器、织品、雕塑品、皮制品、图画、元钞等。有些中国古代名人的画像，有西夏文铭赞，并题雕印者的名字。
音乐、戏剧，据《掌中珠》所记乐器名称有：三弦、六弦、琵琶、琴、筝、箜篌、管、笛、箫、笙、筚篥、七星、大鼓、仗鼓、拍扳等。有“乐人打诨”及“折花”、“戴花”等戏剧动作。《金史》说：“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焉”。乐器既多管弦之类，与唐代西凉乐相近，“清厉顿挫”，是可以想象的。
西夏设“医人院”。过去出土的西夏书籍有《本草》、《千金方》。近年在武威张义公社发现西夏文写的药方残片，据王静如同志考释，药名病名多与汉名不合，以为是西夏的“偏方”。这些实物说明西夏用中医中药，也有本民族自己的医药经验。
以上仅就个人见到的资料，略作介绍，极不全面。随着今后不断发现新的资料和对西夏问题的研究开展深入，一定可以逐渐了解清楚的。
西夏的贵族集团乘北宋和契丹对抗的时机，割据了中国西北部的一块地方，元昊三十岁称帝，他常用两面手法，势力不够强大时，对宋表示顺服，一旦有机可乘，就极力扩张。也曾联络吐蕃族角厮罗部对宋，后来三方又在甘、青地区相互争夺。他企图北联契丹，西结蕃族，以宋为主要敌人，争夺地盘。但毕竟力量不足，联盟不固，未能逐鹿中原。其后，女真族取代辽国，西夏又向金称臣。这时它已不如早期之强，夏、金都因对宋侵略战争，实力有损，需要休整。故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即金天会年间，双方妥协，相安八十余年。
十三世纪第十年代（金贞祐初）夏、金复发生战争，“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⑦以后蒙古兴起，向他们发动进攻时，都无力抵抗。西夏和金与南宋，在不久的时间内，相继为蒙古所灭。
回顾这段历史，一方面应看到西夏贵族集团进行的多年战争，给这一带的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另一方面，西夏人在促进这一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使一些比较原始的部落向封建社会过渡，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西夏的文字语言
（一）西夏文字，据《宋史》说：“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沈括《梦溪笔谈》说是野利遇乞（当是野利仁荣的别译）创制，仿中国篆字之形而为之。《辽史》以为是李德明作。《宋史》又说“元昊幼时通蕃汉文字，晓佛书”。因而四十多年前苏俄的聂斯克据此认为“蕃字即西夏国书，元昊以前即已有之，不过元昊时为之修正，使其书法更近于汉文之楷书而已。”⑧这个说法，值得怀疑。如果西夏原有“蕃书”，当时人决不会说它是创制，“教国人记事用蕃书”了。况且《旧唐书·党项传》明记党项原“无文字”，但候草木以纪岁时。我以为《宋史》所说“元昊幼通蕃汉文字”者，指的是藏文和汉文，而不是前已有之的“西夏国书”。西夏介于宋和吐蕃之间，受汉、藏文化影响较多。所以元昊幼通汉文、藏文是可能的。后来他们参照汉字的形式，创造出一种新的方块字，而用本民族语言读音，以适应需要，称为“国书”即“蕃书”，在国内与汉字并用。官方文告则主要用“国书”。
史书说西夏文字“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宋史》）。有说它像“符篆”，“如隶书者谓楷书，如符篆者谓篆书”（《金史》）。夏文不是拼音文字，造字时借鉴于汉字，但笔画更繁，较汉字尤难认记。清代学者张澍说它“初视若皆可识，细辨则无一能识”。⑨对汉人初看西夏文的情景，形容得很入神。
二十一世纪初，我国罗福苌著作《西夏国书略说》一书，从“字体”、“字形”、“字声”、“字义”及“文法”等诸方面对夏文作了探讨，认为“西夏国书取汉字笔画积累而成”。他把夏文字体分为“楷书”、“篆书”、“行书”三种。“楷书”就是现存夏文书籍和石刻通用的字体。“篆书”以《凉州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的碑额为例，并举传世的西夏官印为篆书别体。⑩“行书”只举了日本西本愿寺所得西夏文写本残经数纸，以字迹草率，与石刻及经籍不同，而称为“行书”。1972年武威县张义公社发现一批西夏文物，其中的木简、蝴蝶装写经、占卜辞、会款单等残页，写得很草率，可为“行书”之例证。还有许多带有西夏官印朱痕，用夏文书写的残纸，字迹更为潦草，不易辨认。甘肃省博物馆认为是文书之类，称作“草书”。
罗福苌曾把西夏字分为十一部。罗福成作《西夏国书类编》，则依汉字分部法，按笔画繁简次序，列为一百六十九个部首（包括补遗）。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王静如同志，早年即从语言学研究西夏文，著有《西夏研究》等书。都对我国近代研究西夏文开辟了先路。
野利仁荣所作《蕃书》十二卷，现在还未发现。公元1132年（西夏正德六年，南宋绍兴二年）编成的西夏韵书《音同》，有大字6133字，小注字6235字（据原书叙言），是存字最多的。可是没有汉字对音。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计划出一部西夏文字典，正由王静如父子编撰中，宁夏的李范文、罗雪樵等同志也正在编纂西夏文字典、辞书等，甘肃、青海也有些同志进行探索，后来北京的史金波等三位同志对《文海》作了研究，撰文出版。这些给西夏史的研究将会提供更大的便利。
（二）西夏民族源出党项，其语言自与党项有关。自二十世纪初发现了西夏字的词书、韵书等后，对西夏文字语言的声韵音义，才有规律可寻。例如《蕃汉合时掌中珠》以汉字和西夏字互注音义。《音同》音分九品（一重唇，二轻唇，三舌端，四舌上，五牙，六齿头，七正齿，八喉，九流风）。同时，西夏佛经多根据汉文及藏文经典翻译，也可帮助我们对西夏文音义的寻绎。王静如同志早年就注意到西夏和西藏及西南的某些民族语言有密切关系。近年他继续研究这一问题，据说“西夏语介于藏——彝两大语支中间，夏语为其连锁。藏彝两语支很不相同。夏语已成古语，正失连锁。失而得之，解决语言中许多问题。”很希望有关专著发表。
西夏的文字笔画过繁，不便实用，是不能久传的原因之一。但西夏存在将近二百年，历史影响是很大的。特别是在西北。元代重色目人，曾把投降的一部分唐兀人（即西夏人）编入军队，驻守居庸关附近。宿卫诸军中也设有“唐兀卫”。元代还用西夏字印经、刻石，证明西夏亡国以后，其民族仍存在，其民族语言仍继续使用。直到明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居住在今河北省保定的一部分西夏人还保留着自己的语言文字。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的融合，西夏的语言文字失去了它的存在意义，后来就逐渐消灭了。
三、关于西夏问题的研究——甘肃应多做些工作
西夏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它的影响，特别在西北地区更是如此。对于这个民族形成、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很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宋、辽、金史对西夏的记载，较为简略（《宋史·夏国传》最多也不过一万多字）。西夏自己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没有流传下来，旧社会我国出土的西夏文物又多为帝国主义者盗窃垄断（仅沙俄柯兹洛夫一次盗掘刊本写本就达八千余种），令人遗憾。甘肃是西夏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遗留下来的文物一定不少。研究的条件是比较好的。明朝末年，庆阳李家还保存着《西夏实录》。全国的西夏文石刻发现七处（包括最近宁夏发掘西夏陵墓碑石残片），一半在甘肃（武威的感应塔、敦煌的莫高窟石刻、永靖的炳灵寺、永昌的圣容寺（后大寺）摩崖题字）。敦煌的千佛洞，安西的榆林窟，永靖的炳灵寺石窟，有西夏的造像和绘画多处。解放前出土的佛经、官印、铜牌、钱币等，可惜很多流散了。如1946年靖远县大佛寺，佛像腹藏西夏佛经、佛画，数量可观，已经散失。解放以后，永靖炳灵寺，兰州庄严寺、武威天梯山、张义公社等地都发现过西夏文刊写的经卷或文书残片，大部都为甘肃省博物馆收藏。据我了解有些个人过去也还藏有西夏文物，有的可能在林彪及“四人帮”流毒之下毁坏湮没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相信甘肃省地下的西夏文物一定还会不断发现，但是目前我省对于西夏问题的研究力量，显得十分薄弱，与我省所处的地位及历史要求极不相称。现在甘肃省博物馆、西北民族学院、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敦煌学研究所有些同志已开展对西夏的研究，有所论述，是十分可贵的现象。
再从历史上看，我国学者对于西夏的研究一直是十分重视的，除零星记载的资料外，据个人所知书目，不完全统计，宋、明、清各代关于西夏问题的专著在三十种以上。十八至十九世纪之间（清嘉庆、道光年间）对于西夏研究似形成一股高潮，武威张澍的《西夏姓氏录》即成于此时。现代如上虞罗氏父子兄弟、甘肃邓隆以及戴锡章、陈寅恪、王静如诸人，对西夏的语言文字、历史文物诸方面，进行研究，各有专著。
从晚清时我国西夏文物外流以后（1870年特别是1908年以后），也引起世界各国对西夏的重视研究。法国人、英国人、俄国人、美国人、日本人……都在进行探索。新中国成立以后，世界各国的学术界抱着不同的态度，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中国的一切，西夏的研究也包括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有负责研究的专家，情况是良好的。但由于林彪、“四人帮”破坏干扰，加上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对这一研究的漠视，有许多年的空白时间。在西夏研究的范围内，还有许多工作待我们去做。希望我省在西夏文物的发掘保护、资料的收集整理，以及研究力量的培养配备等诸方面，积极地、大力地下一番功夫，做出我省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郑绍宗、王静如：《保定出土明代西夏文石幢》，《考古学报》1977年第1期。
②清吴广成：《西夏书事》。
③《宋史·夏国传》。
④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二期，长春版。据作者说明，原件苏联方面尚未发表，根据克恰诺夫的抄录转译的，有些名称需要考证。
⑤吴广成：《西夏书事》。
⑥《旧唐书·党项传》。
⑦见《金史》。
⑧苏·聂斯克（NiclasNevsky）：《西夏语研究小史》，译文载《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
⑨张澍《书天祐民安碑后》，《陇右金石录》转载。
⑩按：西夏官印字多白文，不易辨识，大约如汉字官印九叠篆之类。我见到有译释的如：最近在北京展出的一方西夏朱文印章，据宁夏博物馆同志考释为“有神圣位”四篆字，认为是西夏李仁孝叛臣任得敬的私印。又近年陕西出土的西夏文官印一方，陕西省博物馆陈全方同志考证为“首领”二字。
（《甘肃文史》198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