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
《林泉偶得》，是一部明代理学家何永达随笔式的哲学著作。在当今全国上下关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际，重读这本国学著作，领会中华民族传统哲学史，树立民族自豪感，增强奋发有为的决心和信心，很有裨益。
何永达，字成章，号拙庵，又号井鉴、无逸子。明成化八年（1472）出生于原陕西省河州（今属甘肃省临夏市），卒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幼从学于河州西郊先生王庭美，后入庠为秀才，赴陕西三原拜关中理学家马理为师，潜心研读科举之业，并研习宋人张载理学。明正德十四年（1521），考取贡生。嘉靖八年（1529），荐任河北清丰县丞。因公正廉洁，与世不合，任职五十六月，即告退还乡。他在家乡讲学教读，著书立说，深得乡里拥戴。其《春秋井鉴》《林泉偶得》等著作，曾邀御览，为一时佳话。
拙庵享寿九十六岁，按中国民间习惯，加上闰月，折合计算，早超过了百年，真可谓是跨世纪的老寿星了。他退居林泉之后，于八十六岁时，写下了他的人生体验——《林泉偶得》。这部书共有短文五十四篇，书中讲到了他的理学观念，讲到了自身的经历，同时也讲到了对时世的认知和批判。何永达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劝世，在于总结自己的人生，读来感人至深。拙庵一生刻苦求学，不趋竞，不依附，不贪权，不迷于美色财货。居于陋室，著书立说，教学明道，自得其乐，而不知老之将至。真可以称其为僻处于陇上之颜子。我这里用孔子对颜渊的说，来表达我的钦佩之情。
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拙庵何尝不是如此：他甘居清贫，而追求道德的完美，学问的精深，高瞻远瞩，以其道德文章，启迪后进，为一代宗师。
《林泉偶得》一书，着重讲了理学问题。拙庵师从陕西三原马理门下，马理则为“关学派”的传人，关学派哲学属于元气本体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其哲学体系是唯物主义的，但其中也包括着不少唯心主义观点。拙庵学习和阐扬这一派理学理论颇有成就，是明中叶知名的理学家。明代冯存武《关学篇》为之立传。他所著《林泉偶得》一书，主要论及其理学观和人生的总结。关于何氏之哲学观点，可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关于理学的论述和认识
拙庵的哲学观点，是张载唯物主义思想和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理学观点的结合。他认为，天地之间的万事万物，不过理势二者。理是第一位的，势是第二位的。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无穷无尽的。势则是发展变化的。关于理和势的解释，我们在朱熹的学说中找到阐释。朱熹说，任何事物的生成，要有理，也要气。理是一物生成的根据和本原，是“生物之本”，这就是说，理即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理普显为一切事物，没有理，就不成其为事物。势，则是事物发展的趋势，只有理，没具备势，事物就难以向前发展。拙庵在《为理忘势》一则中写道：“天地间的万事万物，不过理势二者。理，一也。势，二焉。有以富为势，有以贵为势者，为理者必忘乎势，计势者不明其理。势有变迁，理无改移。理无穷尽，势有边岸。理能作光，势能作障，光者如日月不可掩也，障者如云之蔽乎日也。古人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忘其势而已矣。”这里拙庵朴素的结合实际生活和现实社会论述了理与势的关系，告诉人们要遵守天理，顺乎形势，善于处世和作人，不能为理忘势，无疑是一种进步的观点。
同时，拙庵认为理与势派生于天，天才是宇宙间的主宰，势是天之感化。理与势是不可分割的。在《抗大取灭》一节中说：“天者，理而已矣。势之所在，理之所在也。君子之处卑小，见薄大者，知其势不可分均，力不可为敌，则必安分循理。兢业而奉承之。非所以惧之也，于以安宗社也，于以全身家。夫岂暇计彼之强弱哉，又岂暇倚他人之庇荫哉。”
程朱理学认为，理是“生物之本”，气是一物生成的材料，是“生物之具”。拙庵论及人时，表述了理与气的关系。他说：“人生于世，禀天地之正气，赋天之正理，目同天地之日月，耳同天地之变通，手足同天地之方圆，神机通天地之斡运，最灵而鬼莫测，最贵而怪莫侵，参天地而最大，出万物而表者也。”这里拙庵把理与气统一于人这个具体事物论说，最为浅显明白，容易使人了解。拙庵在《僭拟儒流》一文中，讲述了天、理、人、道之间关系。认为天即是理，天者理所高也，理者天之体现。人心者道之所寄托。故人们行事要顺天合道。他说：“天以理而赋之人，人以理而得之己。理之在心，即天也。天者，道之所寓也。儒者，道之所托也。故有体道者合乎天，行道者顺乎天，守道者存乎天，左道者乱乎天，叛道者悖乎天，害道者蔑乎天。体天顺天而存天者福之基，乱天悖天而蔑天者祸之胎。”对于这个问题，拙庵也曾在《春秋井鉴·背德致死》一文中，也曾作过论述。他说：“理之在人心，即天之所在也。出而行之则为德，反而背之则为恶。人之德于我，即此德之感通也，背之者必招不祥，死亡在所必致。”“德”是人们行为的规矩，又是检验人们行为的准则。他说：“见势而趋者，世之常。受德而忘者，俗之态。君子则不然。君子之心，识前后，知盛衰，一饭之德必报，一得之赐必酬。”拙庵主张俭以养德，恕以及物。拙庵在《俭恕易为》中说：“俭恕二字，日用间处身治家，应事接物，至简至易，受用不尽。盖是德性上功夫，亦从学问中来。俭则凡事自足，不用安排布置，屈己求人。恕则随事而发，不必用力施财，劳己徇人。夫屈己劳己，岂不难？求人徇人，岂不烦？今而一俭一恕，家焉足矣，德焉修矣，岂不至简，岂不甚易也乎？简则资性可为，恕则非学不能也。”清代河州杨魁元先生在评论本书时说“俭以养德，恕以及物，有体有用之学也。即此是真功夫，真学问”，诚为确论。
在道德与词章的关系上，拙庵强调道德与词章两者俱要修养，俱要高尚。词章高而道德下者为小人。他在《弭谤御侮》中说：“然自修有二：有道德之自修，有词章之自修。两者俱高，则我为人表，谤自消而侮自远矣。两者俱下，则我为人污，谤侮顺流而下矣。然道德高而词章下，不失其为君子，谤侮虽兴，我有善处之道，彼有默化之机，无由及也。词章高而道德下，不免其为小人，我自欺矜伐之态，谤侮如藏机之弩，一有所能，沛然莫之能御也。苟能尊德性而道问学，则庶乎其可矣。”这段话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说人的修养必须德才兼备，如果在德才两者不能俱备时，要注得道德修养，尚不失为君子之人。若果才高而道德卑下，仍难走出小人的圈子。
但是，君子和小人的界限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小人可以转化为君子。人们通过自学、修省的功夫，人人可以为圣贤。在《春秋井鉴·贵贱皆贤》中说：“人苟贤矣，贵而峨冠缙绅，贱而褐服敝屦，皆可为君子。苟非贤矣，尊而卿、士、大夫，卑而农、工、商贾，皆可为小人。以其位与服而论之，则有贵贱与尊卑之别；以其心与行而较之，则无尊卑贵贱之异，周冠孔裳，而盗跖其心者，往往有之；人头肉面，而禽兽其行者，在在聆焉；蛇身牛背，草衣木食，而圣贤其心者，亦多多闻之矣，尚可论其贵贱尊卑也乎？”拙庵认为不仅人人皆可为圣贤，妇女也可以为君子。他在列举晋文公重耳出奔在外，逃于曹，曹共公现其裸体而受辱。僖负羁之妻劝丈夫给重耳馈赠食品并玉璧之事后，赞叹说：“然妇人之辈，亦可为君子耶？呜呼！欲为君子，初无男女之分，欲为小人，亦无穷达之异，羁妻，一妇人也。知曹公之无礼，识亡人之反国。馈以盘飧，仁也。置以璧玉，义也。璧虽不受，情则尽矣。”
当然，书中还有许多既实际，而又鲜活的论述，不能一一论及，好在文字通俗，也不冗繁，有心于研究，可以一读原者。
其二，关于认识论和知行学说
拙庵所坚持的认识论，同程朱理学是一脉相承的。他指出认识的目的在于明道义，以立体达用。也就是说致知的目的在于格物，在于学以致用。他在《正教》一篇中写道：“圣贤立教，在乎明道义，以立体达用。未尝及于科第也。自科第之学兴，而道义之学微。殊不知学而得科第者，分也；学而不得科第者，亦分也。今之肯于学者，以科第慕之；不肯于学者，委于定分。呜呼！过与不及，胥失之矣。苟学其所学，真知实见，体验于身心，扩充事物，其荣也不矜，其辱也不骇，此其为人由由然也。苟学其所学，广知博见，习熟于口耳，体验于身心，取功名如拾芥，致富贵如折枝，至有掀天揭地之功，谓之才能有为则可，谓之道于已，则吾不知也。”这里隐隐约约包含着实践的观点，隐隐约约可见实践论的身影，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拙庵认为，认识是无穷尽的。这与宇宙的事物是无限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辨明未见》一篇中说：“天地间事物，无有边表，目以万万言之。一人之耳目，所击者几何。数不过三万日。一日涉猎百事；不过三百万之限量耳。九千万余，仍在不知项下。况无边表者乎？敢以未见而云无乎？知者在所思焉，不可以井议。”于此同时，他以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例子，对他的认识无穷说，进行了诠释。他说：“凡天下事物，隅景未见者，不可言无，亦不必极论。若言未见，以荒僻之夷，能见中国之盛乎？以不毛之地，能见文绣膏粱乎？人皆知有帝都，未见者敢言无帝都乎？人皆知有四海，未见都敢言无四海乎？故未见者，不可言也。”
拙庵认为至学之功，应该从自家身心开始，要通过自己修省而得。即是明德为本，修身为体。拙庵说：“人之为学，自身心始者，所言亲切有味，最为第一有本之学。若将自己一个身心，学而理会停当，有甚事业做不出来。大则大事业，小则小事业，有事业则为，无事业则安。今将自己身心置在一边，且去理会某文字可学，可以利科目；某书可读，可以得爵禄。孜孜汲汲，一向在外理会。及至分上当得，科目遂矣，爵禄至矣。遂将其一己之聪明，乃执其一时之势位，居上而临下，无所不须。虽一俯一仰，必为之计较，为下而援上，无所不至。虽一走一诺，而妇婢不耻。则与所学违悖远矣，而不知觉。”拙庵认为认识任何事物不仅要内省修身，也不仅从书本上学，而实践则是认识的重要途径。他在《广学无益》中说：“然学问之事，非止读书而已。日用事物之间，交际言谈之项，无非学也。”拙庵指出，正确的认识必须克服异端。他说：“人只要遂口腹之欲，偏在一处，效人富贵奢华，所以将正事误了，且不比箪食瓢饮，与日食万钱者，孰长而孰短；有马千驷，与采薇首阳者，孰暂而孰久。其神超迈，真见理际者，固不以为事。间有终日醺醺，醉酒饱肉，以为受用者。渺世事而轻义理，睨君子而狎小人，昏昏焉日趋于下，而不知也。”读了拙庵这段话，孰长孰短，孰轻孰重，今世之人应思考之。
拙庵认为学问不可间断，中等资质的人如果持之以恒，也能超过聪明之人。他说：“骐骥一日千里，驽骀十日亦千里矣。骐骥不行，则十日在此，驽骀不止，则十日过驿矣。驽骀迟钝，尚有安车之逸；骐骥每或有蹶踬之患。是骐骥不可自恃，驽骀不可自止。”事实真是如此，寓言龟兔赛跑即是一例。
拙庵认为认识论有一个“先入为主”的问题。对儿童教育，要先入为主，进行教育。他说：“童蒙无知，必以先入之言为主。看其资分之高下，就可告云：他日不得地，要为贤人君子；若得时，要为名卿、大夫。以此为家，要行之必到；以此为的，要射之而必中。为父兄者，不此之期；为师友者，不此之教。”
为了使认识达于理，合于道，拙庵提出辨明异端，攻其异端。他说：“盖圣人之道，一理贯通，万事万事，根乎一理。往往见学者，或已仕，或未仕，或恃其聪明，或骋其才能，或纵其嗜好，或狃于利害，事其所事，而不据乎理，与圣人之道大不相侔，非异端而何？”
其三，辩证法思想
作为“关学”派传人，何永达在《林泉偶得》中，对于辩证法思想也有所反映。他认为事物是相互对立的，任何事物都由正反两个方面组成的。他在《乐极生悲》篇中指出：“天地间事物，有不对待而孤立者乎？阳与阴对，乐与悲对，盈与亏对，成与败对，举一可以例百，自然而非勉然。且静极动生，乐极不悲乎？”这里拙庵明确提出事物是对立统一的观点，是当时进步的辩法思想，可见其学养之深，学识之精微。
事物是运动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拙庵在《万物消长》中指出：“天地之间，万物消长之理，庶乎其可也。春者，长之渐也。夏者，长之盛也。秋者，消之始也。冬者，消之极也。”又说：“一消一长，循环不已，大小形色，一草一木，莫不皆然。”同时，他又将消长之理的辩证法思想用于实现生活，指导人们的行止。他说：“人能识此，则中心泰定，不起陵援。趣味深长，不生贪求。可以保身全家，可以处事决疑，可以择婚配，可以虑后程。”
由于事物是发展变化的，但没有无差别的事物。无差别，则无发展可言。拙庵指出：“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尝怪世之人，求全责备，不能自已。千愁万虑，至于垂死而不遂心者。虽三台八位之荣，公保王者之贵，犹有不如意者多矣。盖不知世理不全之趣也。”
又由于事物的不完美性，在道德修养中，要正确对待毁誉，不断修省以合乎天理。拙庵指出：“人有面誉者，增吾过。面斥者，救吾失。背毁者，省吾身。背称者，较吾德。何则？誉者或出于不实，而徒以致矜。斥者或出于忠直，而适以得爱。闻毁，可以自省吾之所为。闻称，可以自较其吾之所得。大抵斥毁于吾也益多，称誉于吾也损博。修己者当于斥毁处着力，不可于称誉处留心也。”为了达到完美的品格，必须提倡修治。拙庵指：“人若蒙谤詈，而悔过修省，惟自责而不责彼焉。其所资之益，不可述矣。”
与此同时，拙庵又指出了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大凡做事不可尽头。尽头则有返之理，亦天地自然之道乎。所谓物极必反是已。如做好事尽头，则我有望极之意，彼有厚望之心。一有不获，则两怨俱生。是怨不生于仇，而生于恩矣。作不好事尽头，尤不可也。”物极必反，好事可以变为坏事，坏事可以变为好事，当事者不可以不重视。
《林泉偶得》虽然是随感式之作，但它包含着深厚的哲理，当此构建和谐社会，践行科学发展观之际，很值得一读。在我们整理乡邦文献，盘点当地的文化底蕴之时，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尤其边远地区，更应加倍珍惜。如何永达之作，虽属凤毛麟角，亦当取其精华，扬其糟粕，发扬而光大之。
（《甘肃文史》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