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跟自己12岁的孙子乾隆在圆明园“偶遇”了，其实这一次偶遇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纯粹。乾隆的父亲雍亲王并非等闲之辈，他看出自己的儿子弘历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就趁一次闲聊装作无意地跟康熙提起：“您还有两个孙子从生下来都还没有机会一睹他们爷爷的圣颜呢。”康熙听儿子这样说，没有想太多，况且只是跟自己的孙子见面而已。事实上，老康熙并非看不出雍亲王要引荐两个孩子的意图，只是眼前自己的这个儿子也非平庸之辈，就算临时布置给他的任务，从来都能很好地完成，想必他想推荐的人定有值得一见之处。更何况，一享天伦对于此时的康熙也算一件欢喜之事，所以便欣然应允。于是便约定了时间、地点见见自己的孙子。
三月十二日傍晚，皇帝驾临牡丹台，品酒赏景。刚看到这两个孩子，康熙便不觉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弟弟弘昼倒没是给他留下太深的印象，但哥哥弘历却让康熙过目难忘。当时的弘历身材颀长，容貌清秀，眉宇间充满了灵气与淡定，相貌上就显示出与众不同。所以在行礼的时候，皇帝也特别注意了他，弘历行为敏捷得体，一点也没有这个年纪的孩子常有的紧张和局促，与跟在他身后的弘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丰富的阅人经验告诉康熙，这个孩子绝对能成就一番大事。他慈爱地招招手，让弘历站到自己面前，开始询问他的功课。弘历便大方地背了几段经书，并全部清楚地讲解了一遍。这让康熙更加高兴，确定这是他见过的所有孙子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康熙毕竟是一朝明君，不能依靠所谓的感觉行事。清朝是一个封建的王朝，比较迷信生辰八字，康熙更是对此深信不疑，甚至还专门有一个比较认可的“罗瞎子”。所以牡丹亭见过弘历几日后，便命雍亲王写下弘历的八字给自己审阅。
批算的结果正如康熙所料，这孩子的八字果然与众不同。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首批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中，有乾隆生辰八字，并附带了康熙六十一年时人的批语。内容如下：“辛卯（康熙五十年）、丁酉（八月）、庚午（十三日）、丙子（子时）。此命贵富天然，占得性情异常，聪明秀气出众，为人仁孝，学必文武精微。幼岁总见浮灾，并不妨碍。运交十六岁为之得运，该当身健，诸事遂心，志向更佳。命中看得妻星最贤最能，子息极多，寿元高厚，柱中四正成格祯祥。”我国自古的命相之理，是有固定的推算方法的。按命相理论，乾隆的八字，天干庚辛丙丁，火炼秋金，是天赋甚厚的强势命造，术语称为“身旺”；地支子午卯酉，局全四正，男命得之，为驷马乘风，主大富贵。
所以又过了几天，康熙又一次驾临圆明园，一顿饭后，宣布了一个影响历史的决定：将弘历带回宫中养育。此前，康熙仅见过这个小孙子一次，但因为弘历给他的印象的确与众不同，处事不惊慌、不争夺，容貌清秀，充满灵气，加上弘历与众不同或者说具有帝王之象的八字，促使他最终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道光帝为何将皇位传于跛足咸丰
道光帝为何将皇位传于跛足咸丰？原来，他本有九男十女，但不幸的是，有三子都死于他之前。尤其是道光十一年，长子奕纬的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奕纬死的那年，道光帝已近天命之年，老年丧子使他几近绝望，皇四子和皇五子奕詝、奕誴在之后的一年中相继降生；两年之后，皇六子奕也出世了，随后又有三个更小的皇子诞生。
晚年的道光帝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也在为挑选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犯愁。他的九个儿子中，最后三个因为年龄太小不予以考虑；而五皇子奕誴生性耿直，举止粗鲁，不拘礼节，向来不得他欢喜，甚至将其过继给已去世八年并且没有子嗣的三弟悖恪亲王绵恺，奕誴也因此被放在皇位继承人的范围之外。最终，最有可能继承王位的就是奕詝和奕。而两兄弟也让道光帝十分为难，因为论文成武德，奕远胜獐头鼠目且跛足的奕詝；但老成持重方面，奕詝又远胜过奕，这点道光很是看重。
传说道光多次把奕诉的名字写进了立储的密匣子，准备立他为皇位继承人。但他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奕詝是长子又没有什么大的过失，如果废长立幼，不合传统。但又认为奕才有帝王风范，所以直至晚年也一直下不了决心。奕詝和奕的师傅都想帮助自己的弟子在道光帝面前讨得欢心，以夺得皇位。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对道光帝了解颇深，一次道光帝带宗室子弟到南苑去打猎，杜受田在出发前悄悄地告诉奕詝：“等到了围场，阿哥坐观他人骑射就好，自己千万别发一枪一矢，也不准手下人捕一猎物。皇上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时方春和，这是鸟兽孕育生命的时候，不忍伤害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想以弓马之长与诸弟竞争。这样说的话，一定讨了皇上的欢心。”奕詝听后，照计行事。果然，在打猎的时候，好强争胜的奕果然收获最多，而奕詝这边却一只猎物都没有。道光帝自然奇怪，便问奕詝是怎么回事，奕詝按照师傅教的话说了一遍，道光帝听后果然大喜。
道光帝驾崩的前几年一直都疾病缠身。有一天，他命人将奕詝和奕两兄弟召来。两人的师傅一听，感觉到事情意义非凡，很有可能是道光要在弥留之际对皇位继承人做一个抉择，于是赶紧给自己的徒弟出主意。奕詝的师傅卓秉恬告诉他，皇上问话时，要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奕詝的师傅杜受田知道奕詝嘴笨才拙，反应也比不上奕，就告诉他：“如果皇上说自己将不久于辞世，问起今后国策的话，你什么都不要说，只管痛哭流涕，以表孺慕之诚就可以了。”两兄弟到了那里后，道光果然问起自己辞世之后国家该如何治理，奕詝按照师父的指示上前抱住道光的腿痛哭，道光见后很感动，觉得他仁孝，是一国之君的材料。
道光当朝，最讲求平庸，拿他最宠信的大臣曹振镛来说，他说过一句话：“多磕头，少说话”，这就是当时的为官之道，也是道光帝的为政特征。要说道光帝最终选择了奕詝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在老成持重这一方面，奕詝的确有道光帝的几分风采。
因此，道光帝最终选择了奕詝作为继承人，就是日后的咸丰皇帝。
●民国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被刺之谜
唐绍仪刚接任总理时，有很大的政治抱负，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令政府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但袁世凯独揽大权的习惯，使他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极为不满，两人的积怨日益加深，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他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多次拒绝北洋军阀的拉拢利诱。
蒋介石上台后，唐绍仪也只以党国元老自居，担任一些闲职，对政治几乎是不闻不问。唐绍仪平时在家中以欣赏古玩自娱自乐，对瓷器更是情有独钟，当时他可能万万想不到以后的杀身之祸，也与此有直接关系。
1938年9月下旬，日本驻中国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来上海，有意向与唐绍仪秘密接洽合作计划，劝其再做总统。土肥原对唐绍仪有兴趣，是因为他认为其有一定的亲日思想及泛亚主义情绪。
军统首领戴笠见手下送来有关唐的情报，十分高兴，当即把情报转呈蒋介石过目，同时命令手下加紧监视。蒋介石知道后十分不悦，但又有所忌讳，唐绍仪已退出政坛多年，又查无实据。所以通过各种关系，对唐进行笼络。
唐的女婿诸昌年也劝唐脱离日伪包围，移居香港。戴笠参照蒋介石的意思，也叫杜月笙从香港写信给他，劝他赴港居住，但他迟迟没有行动。不久，戴笠发出了刺杀令。
戴笠得知唐绍仪平时喜欢收藏古玩，最喜欢历代瓷器。几天之后，军统安排的内线谢志磐带着军统人员，身着便装，冒充古董商人，直抵唐宅。谢是唐绍仪故友的弟子，之前也常去唐绍仪家，这次却被军统设计收买。他们一行来到宅前，门卫搜身甚严，但除了几件古玩外，并无破绽。管家把他们几个人领到会客室，片刻之后唐绍仪才缓缓从楼上下来。谢志磐赶忙上前讨好地说了几句话，呈上几个装有古玩的锦绣盒子。唐绍仪拿出放大镜，对几件古玩仔细观看，连声称赞。谢志磐随便报了价，买卖就成交了，几位神秘的古董商人随后便走了。这次是军统行动人员的演习，为了确保今后万无一失。他们之后又来了几次，逐渐发现唐绍仪对古董的痴迷，对特别珍贵的物件，甚至要屏退仆役，关紧房门，不让外人窥见，这也给了敌人下手的机会。于是一个周密的暗杀方案定下了，谢志磐与另外三人又来到唐寓所，门卫见熟客便开门放行。特务赵理君扮作古董商，两人并肩而行，后随军统杀手王兴国、李阿大，一色伙计装束，提着一个装着古董的大皮箱。箱内装的是一只南宋御制大花瓶、一把宝剑，还有其他的古玩数件，重点在于那只南宋大花瓶内有一把锋利的小钢斧。像往常一样等了一会，唐绍仪就下楼了。大家坐定后，赵理君先抽出那把宝剑，走到唐绍仪面前，称这把剑是戚继光抗倭时所用，价值连城。唐绍仪接过宝剑，经过仔细查看，认为这把剑是假的，紧接着二人就因为此事开始争执。作为主人的唐绍仪为了缓和气氛，对站在一边的佣人说：“给客人点烟。”因为房间内没有火柴，佣人自然会到屋外找寻，赵理君见时机成熟，便示意李阿大下手。当唐绍仪假装转身鉴赏其他古玩时，李迅速从南宋花瓶内取出小钢斧，绕到唐的背后，照着其头颅猛然砍下，唐绍仪连哼都没哼，便颓然倒下，当即死亡。赵理君见大功告成，赶快让众人撤离，临到房门口时谢志磐与赵理君还装模作样地说：“唐总理不必送了，留步，留步。”然后带上房门出来，4人又齐向门内一鞠躬，显得异常恭敬。门外唐宅保镖见此也无疑心。谢志磐一行人还佯装漫不经心地走出门来，坐上轿车离去。
唐绍仪的伤势极重，到达广慈医院时已奄奄一息。医生给他打强心针，并大量输血，但都不见效，唐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天下午4时，唐绍仪终告不治。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登出消息：“唐绍仪被刺殒命！”
唐绍仪遇刺后，国民党中的一些老将认为没有掌握唐绍仪失节确证而将其杀害，有很多意见。于是蒋介石下令付治丧费5000元，并将唐绍仪生平事迹存付国史馆，以平息风波。
●民国刺宋疑案真相
民国时期，宋子文被行刺事件究竟有怎样的内幕？战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那时，日本樱会军官集团的一些人在上海不断进行策动，想要在日华之间挑起事端……当时的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佐官田中隆吉大尉也是其中的一员。因为我是他们策动计划的障碍，所以他曾想要杀死我。田中大尉是想要在宋子文和我搭乘同一列车到达上海站，并肩走过来的时候，让他们开枪射击的。直接进行暗杀的人是当时上海恐怖团体青洪帮。但是我们一行提前一步走出了车站，得以幸免于难。”
半个世纪之后，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的王述樵（王亚樵的胞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指出是孙中山之子孙科派马超俊到上海，请王亚樵刺杀宋子文，并负责经费。刺宋行动由王亚樵负责……负责刺宋的人员，有南京的郑抱真、张慧中；上海的华克之。7月23日上午7时8分，宋子文下车时，华克之命令部下开枪。但不料宋与秘书唐腴胪均着白西装，因分辨不清，误将唐腴胪击毙。
那么到底哪份回忆录才是真实的？
1931年春，日本制定了侵略的纲领性行动文件。但是由于军队数量不及中国，未必能讨到好处，因而开展谋略，从而箝制中国关内，特别是控制住南方的反日军队。
而另一方面，郑抱真在南京买通了一名财政部的主办会计，要他每天都要当面向宋子文汇报外汇市场行情，所以情报很准。7月22日，宋子文对会计说，接到青岛电报知母亲病重，决定于当晚回沪。郑抱真获情报后，立即给王亚樵发去密语快电。之后刚刚回到住处，其手下便急切告知，他们从秘线得知：日本特务准备在上海北站刺杀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然后嫁祸给王亚樵。这一来，中国人就必须承担事端的责任，日本陆军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兴师问罪了！
华克之主张立即派发一份加急电报，暗示情况起了变化，郑抱真认为不妥。于是两人再次商议：最后决定，郑、华同时搭乘当晚快车，与宋子文、重光葵一起去上海，到达北站时，赶在宋子文与重光葵出车厢之前对空鸣枪。给宋子文与重光葵以信号，叫他们不要出车厢，以此来破坏常玉清的行刺计划，同时也通知王亚樵撤出战斗。至于刺宋，能成则成，不成则罢，事后再向王亚樵解释。
此时王亚樵却毫不知情。就在他紧张指挥的同时，常玉清也率领人马来到现场开始部署。他在重光葵有可能进入的贵宾室门前，安排了两名化装成杂役的刺客侍机而动；另外又在出口处做了重点布置。当然，他不知道的还有王亚樵做了什么布置，更不会知道郑抱真“紧急措施”中的玄机，于是一场好戏“错中错”在等待一个“巧合”就可以上演了。
宋子文和唐腴胪下了车，负责监视任务的人一见宋子文与一人并行，马上发出信号。郑抱真、华克之眼看宋子文就要进入常玉清的狙击范围内，感到形势危急，便不顾一切跳出车厢，对空鸣枪，以示警告。宋子文的卫士听到枪声立刻拔枪还击。
枪响的同时，宋子文正好在出口处。此时同他并肩的已不是日本公使，而是机要秘书唐腴胪。在专司情报的人眼里，与宋子文“肩并肩”，就是“重光公使”的标志，遂发出“目标已到”的信号，于是混在人群里的刺客当即趁乱集中射击这位“重光”。唐腴胪连中3弹，倒在血泊中不醒人事。常玉清以为已击中“目标”，便下令撤退，而此时华克之也已让手下掷出烟幕弹撤出战斗，无异于掩护了常玉清。
退出现场后，常玉清一度得意于这次行动的顺利，甚至连个蛛丝马迹也未败露，等他见到了田中隆吉，才知道击中的是唐腴胪而根本不是重光！田中隆吉也因此很生气，常玉清只好答应另外挑选谋刺对象以挑起中日冲突。后来，他果然带人化装三友工人，杀死日本莲宗和尚，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这幕国际性“错中错”行刺疑案终于大白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