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知道一般中国人对老年人的重视时，这种变成老人或有着老成样子的欲望是可以了解的。第一，老人有说话的特权，青年人必须倾耳静听，免开尊口。中国有句俗语说：“少年人有耳无嘴。”三十岁的人在说话时，二十岁的人照理是应该静听的，四十岁的人在说话时，三十岁的人也应该静听。人们既然几乎都有说话给人家听的欲望，那么，一个人年纪越大，在社会上越有说话给人听的机会。这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人生游戏，因为人人都有成为老人家的机会。因此，父亲在教训儿子的时候，如果祖母开口说话，他便须突然停下来，改变态度，他当然是希望有一天会占据祖母的地位的。这是十分公平的，因为当老人家说：“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马路还要多呢”的时候，青年人有什么权利可以开口呢？青年人有什么权力可以说话呢？
我虽然颇为熟悉西洋生活和西洋人对老年的态度，可是有些话听起来还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使我不断地觉得惊奇。
这种态度的新例证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我听见一个老太太说她有几个孙儿，可是“使我觉得苦恼的倒是第一个”。我深知美国人不愿使人有年老的印象，可是我还是料不到他们会说出这种话来。我颇能谅解那些不上五十岁的中年人，我知道他们要给人家一种印象，以为他们还是活跃有生气的，可是我有一次碰见一个白发的老太婆，在谈话中自然而然地谈到她的岁数，不料她竟用诙谐的态度把话题转到天气上去。我时常忘掉这一点，要让老人先人电梯或汽车。“老人先走”这句习惯的话几乎脱口而出，我连忙让这句话缩进去，可是找不到适当的话可以代替。有一天，我在车上碰到一个非常和蔼庄重的老人和他的妻子，我无意中向这位老人家说出一句惯常的敬老的话，不料那老人家却转过头去，用滑稽的口吻对着坐在旁边的妻子说：“这个青年竟这么厚颜，以为他比我更年轻呢！”
这是极无意义的事情。我真是迷惑不解。我不明白青年和中年的未婚女人为什么不愿说出她们的岁数，因为青春的可贵是十分自然的。中国少女如果到二十一岁时尚未结婚或订婚，也会觉得有点恐慌。年岁是很无情地溜过去了。她们有一种怕被撇在外边的恐惧感觉，即德国人所谓Torschlusspanik（一个人在城门关闭时怕挤不进城的恐慌），她们怕公园夜间关闭的时候，她们留在里边不能出来。因此，有人说二十九岁那一年是女人毕生最长的一年；她一连过了四五年还是二十九岁呢。
可是，除此之外，怕人家知道岁数的恐惧心理是毫无意义的。
人家如果不认为你是年老的，怎么会认为你有智慧呢？而且，青年人对于人生，对于婚姻，对于真价值，事实上懂得什么呢？西洋人的整个生活型态是重视青春的，因此弄得男女都不愿把岁数告诉人家：这一点我是能够谅解的。据那种古怪的推论，一个工作效率甚高，精力充足的四十五岁的女书记，如果让人家晓得岁数，人家便会马上以为她是无用的东西了。她为维持饭碗起见，把岁数守秘密，有什么可怪呢？可是，这么说来，生活型态本身和青春之被重视是毫无意义的事了。据我看来，这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态度无疑地是商业生活所造成的，因为我相信老年人在家庭里一定比办公室里更受人家的尊敬。
到了美国人开始有点轻视工作效率和成就的时候，我想这个问题才有解决的办法。当美国的父亲视家庭而不视办公室为他的生活的理想地，当他象中国父母那样，能够心平气静地公然对人家说，他有一个肖子可以代替他的地位，受儿子供养是荣耀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我想他一定会切望那个幸福时期的来临，在五十岁以前，一定会很不耐烦地计算年岁的过去。
在美国，筋强力壮的老人对人家说他们是“年轻的”，或听见人家说他们是“年轻的”，而事实上其意义是：他们是健康的；这似乎是语言上一种不幸的事情。人到老年而身体健康，或“老当益壮”，确是人生最大的幸运，可是称之为“健康而年轻”却是削减了老年的魔力，把事实上十全十美的东西看做有缺点的东西。“朱颜白发”的康健智慧的老人，以恬静的声音畅谈人生经验：世界终究没有比此更美丽的东西。中国人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常常用一个“朱颜白发”的老人，去做尘世最大幸福的象征。美国人一定有许多会看见中国图书上的寿翁，高额、朱颜、白发——而且笑容满面！这幅图书是多么生动啊。他用手指轻轻抚拈着垂到胸前的长发，态度宁静而知足，他是尊严的，因为他到处受人家的尊敬，他是满足的，因为没有人怀疑过他的智慧，他是和蔼的，因为他曾经看见过人类那么多的悲愁。对那些生气蓬勃的人，我们也称颂他们说：“老当益壮”，至于象乔治那样的人，我们则说他“老而愈辣”，因为他年纪越大，越有刺激性。
在大体上说来，我在美国找不到白须的老头子。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可是他们也许是故意，约定不使我看见的。我只有一次在新杰西州（New Jersey）碰到一个有长须的老人。也许美国人用安全剃刀把长须剃掉吧，这真是象中国的无知农民伐除山林那么可叹，那么无知，那么愚蠢；中国的无知农民把华北美丽的树木砍掉了，使山上象美国老人的下颔那么濯濯，那么难看。美国还有一个矿山不曾发现，当美国人张开了眼睛，开始大规模的开垦和种植林木的工作时，他们就可以发见一个埋藏着美丽和智慧的矿山，’使他们觉得心旷神怡。美国的老头子完了！长着颈下之髯的山姆大叔（Uncle Sam-代表美国）完了，因为他用安全剃刀把髯剃去了，弄得他看起来象一个轻浮的少年傻瓜，下颔突出，而不是很温雅地下垂着，而且眼睛的光辉不由一对厚眶的眼镜背后发射出来。用这个少年来代替那个伟大的老头子是多么不适当啊！我对于美国最高法院问题（虽则这与我毫不相干）的态度，纯粹是由我喜爱许士的脸孔而决定的。他是美国遗留下来的惟一老头子吗？抑是美国还有许多老头子呢？他当然是应该退休的，因为这乃是体贴他的表示，可是果如有人说他衰老，那在我看来却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侮辱，他有一个我们可称为“雕刻家之理想”的脸孔。
美国的老人们现在还坚持要那么匆忙，那么活跃，这心理我想是过分应用个人主义的直接结果。这是因为他们有自尊心，他们爱好自立的生活，他们觉得倚赖子女是可耻之事。可是美国人民在他们宪法上所规定的许多人权之中，居然忘掉了受子女供养的权利，这是奇怪的，因为这是一种由服役产生出来的权利和义务。父母曾为他们的孩子劳苦工作，在他们患病的时候曾有许多夜不曾合眼，在他们还未能说话之前，曾经洗过他们的尿布，曾费了二十几年的工夫养育他们，使他们能够成家立业；这么说来，什么人能够否认父母在年老时有受孩子奉养敬爱的权利呢？人们受父母适当的照顾，在照顾他们的子女之后，也受他们的子女的适当照顾：在这么一个家庭生活的一般系统之中，一个人真不能够忘掉个人和他的自尊吗？中国人没有个人自立的意识，因为人生的整个观念是基于家庭中的互相帮助；因此，一个人在年老的时候受孩子们奉养，并没有什么可耻的地方。反之，有孩子们奉养他，倒是幸福的事情。
在中国，一个人只是为此而生活的。
在西方，老年人抱着自卑的态度。情愿独自个儿住在一间楼下开着餐馆的旅馆，因为他们想体贴他们的孩子，心中有一种毫不自私的念头，不愿干涉孩子们的家庭生活。可是老人家确有干涉的权利，如果干涉是不痛快的事情，它却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一切的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乃是一种忍耐的教育。无论如何，父母在孩子小的时候曾经干涉过他们；我们已经在行为主义者的结论中看见不干涉的逻辑，他们以为孩子都应该和他们的父母隔离起来。如果我们不能容忍自己的父母，不能容忍年纪已老，比较无力自助的父母，不能容忍为我们做那么多事情的父母，那么，我们在家里还能容忍什么别人呢？
我们反正须受克己自制的训练，否则连婚姻也会破裂。同时，最优秀的旅馆茶房怎么能够代替亲爱子女的亲身的服侍、忠诚和敬爱呢？
中国人这种亲身服侍年老双亲的观念，完全是基于感激的心情。一个人欠朋友的债务也许是可以计算的，可是欠父母的债务却是无法计算的。中国人在讨论孝道的文章里，时常提起洗尿布的事情，这在一个人自己有子女的时候，是意义深长的。所以，为报答亲恩起见，子女在双亲年老的时候，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把他们最喜欢的菜肴摆在他们跟前，岂不是很合理的事情？儿子服侍双亲的责任是很艰难的，可是把服侍父母和在医院里服侍陌生人来作比较，却是一种亵渎。例如，屠羲时在《养正遗规》的《童子礼》里，曾叙述儿童对长辈应尽之义务；
夏月侍父母，常须挥扇于其侧，以清炎暑，及驱逐蚊蝇。冬月则审察衣褥之厚薄，炉火之多寡，时为增益；并候视窗户罅隙，使不为风寒所侵，务期父母安乐方已。
十岁以上，侵晨先父母起，梳洗毕，诣父母榻前，问夜来安否。如父母已起，则就房先作揖，后致问，问毕，仍一揖退。昏时，候父母将寝，则拂席整衾以待，已寝，则下帐闭户而后息。
所以，谁在中国不愿做老人家、老父、或老祖父呢？
中国的无产阶级作家讥笑这种行为，称之为“封建的，，遗留，可是这种风尚确有其可爱的地方，使内地的老绅士依附着它，认为现代的中国是每况愈下了。人人都有变成老人的一天，只要他相当长命，而他一定是希望长命的：这是重要的论点。如果一个人忘掉这种愚蠢的个人主义（认为一个人可以过着抽象的独立生活），那么他必须承认：我们必须调整我们的生活型态，使黄金时代藏在未来的老年里，而不藏在过去的青春和天真的时期里。因为如果我们采取相反的态度，那么，我们便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和无情的时间在赛跑，对未来的东西不断地发生恐惧——不消说，这种比赛是十分无希望的，在这个比赛中，我们结果都要失败。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阻止老年的来临；他只能欺骗自己，硬不承认自己已渐渐衰老。反抗自然既然是没有用处的，一个人还是爽爽快快地让老年来临吧。人生的交响乐应该以一个和平宁静，物质舒适，和精神满足的终曲为结束，不应该以破锣破鼓的砰礴声为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