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人的命，天注定’。”吴森茂一路走，一路想，“没福的，死挣活拽，混口饭吃多难！有福的，投生达官显贵，要啥有啥，反而不知珍惜。古满月多大的家业，就这么仨瓜俩枣地踢蹬光了。那么大的两间房，五十块，干脆白给人算啦！”
吴森茂正自低头走路，胡思乱想，猛然间，听到前边一片喊声。吴森茂醒过神儿，抬眼观瞧，但见前面离他几丈远的大街上，一群人正用防火钩子，钩一个骑在马上的日本军官。十几条丈把长的防火钩子，没头没脑地乱钩一气，几下子就把这个日本人钩下马。人群一拥而上，棍棒石头加拳脚，转眼间就把人砸巴死了。人群一哄而散，剩下三四个年轻人，在那儿摘他的军刀，扒皮靴，掏兜——大洋马也不知哪儿去了。看样子，不像拦路抢劫，因为人多，打完就走，留下的只不过是少数几个趁火打劫的混混儿。这是怎么回事？吴森茂左右看看，可不是大街面！他方才只顾闷头走路，也没注意自己在什么地方。现在才明白，自己正站在小东门去中街的道上。在这繁华的路段上，大白天打死人，没人管不说，这个日本官也不反抗。
他腰里就挂着刀，八成还有枪，咋就这么老老实实地就叫人砸巴死了。
回家以后，还没等他讲路上的见闻，李爱媛倒先唠叨起来，说他和古满月走后，街上已经陆续跑过几拨人，个个拿着家伙，有镐把、斧头、铁锹、扁担，最多的是防火钩子，嘴里嚷着杀日本人，报仇雪恨，也不知到哪儿去了。还说，西邻张大嫂过来告诉她，西胡同的阳沟里有两具尸体，从穿着打扮上看，是日本人，其中一个还是个孩子。她因为害怕，没敢去看。吴森茂听了气不打一处来，他想，要么是别人疯，要么是他自己疯了，怎么他和别人就想不到一块去呢？他吴森茂也是中国人，他也和其他东北人一样，在日本人的铁蹄下，当了十四年亡国奴，受尽了日本鬼子的冤枉气，买卖被“统制”得半死不活，自己还差一点儿被日本卫生车拉去烧了。他也恨日本人，但他知道“冤有头，债有主”的道理：要解恨，要报仇，先得弄清谁是罪魁祸首哇，怎么能不分好歹，见着日本人就杀呢？日本人也并不都是坏人，他们也和中国人一样——其实哪国人都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他就见过不少日本苦力，还有东洋窑子里的那些日本官妓，来中国服役的小兵，来中国干事的人的家属，总不能把他们都看成坏人，都一锅煮，赶尽杀绝吧！
吴森茂不想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杀日本人，但也无法阻止别人去杀人。
吴森茂听完李爱媛的唠叨，讲了自己在外边看到的情景，发表一通议论，也就把这事放下，转而谈古满月。这也是李爱媛很想知道的，因为她对古满月的印象不错，很想让自己的丈夫帮帮这位古老弟。谁知，一提起古满月，吴森茂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咬牙切齿，大骂古满月是败家子儿，捶胸顿足，起誓发愿，声言再不管这个窝囊废的事。
“给他那一百块钱，”吴森茂发狠说，“我和他一刀两断。没出息的东西，我懒得和他打交道！”
“你这是何苦！”李爱媛劝道，“从你所见看，古满月出身大户，说不定，这位公子哥是从小给人惯坏了，这可怨不得他。人么，还是老实人。就说这钱吧，你恨他败家，两间大房，五十块就要卖，可你不想想，你和他搬来这么些东西，他讲钱啦？一百块，还是你硬塞给他的，他也没拿呀！依我看，他是不懂钱，不会赚，也不会花，他根本就没把钱看在眼里。大概是小时候，饭来张口，水来洗手惯了，他哪知道赚钱的难处？说他懒，我看不像，瞧他抢东西那劲！他不是懒，是不会。就冲你说的他家那三进院子，仆夫丫鬟少不了，用得着他干活？时间一长，可不就养成了好吃懒做的坏毛病？得慢慢来，你拉他一把，保不齐他从此就改邪归正了呐！
别小心眼儿，日本人恶不恶，差点儿把你烧了，你都容得，咋就容不得一个败家子儿？”
“屁话，”吴森茂故作生气地说，“两码事！那是杀人，这是处人。”
“一个理儿，”李爱媛笑着说，“人，不能一律相看，要分好人，坏人；人，也不能一眼看死，谁没短处，谁又没一点儿长处？”
“他古满月还有长处？没看出来！”吴森茂说。
别看吴森茂嘴还那么硬，实际上，心里已经服了。古满月抢东西卖劲，是他吴森茂自己眼见的，还亲口夸过他。再说古满月对钱的那个大方劲儿，叫整天钻在钱眼里的吴森茂，也不得不竖大拇指。
“你没看出来？”李爱媛接茬说，“我看出来了。”
“看出啥来啦？”吴森茂问。
“我看呐，”李爱媛拉长声说，“这小子八成有学问。你想呵，那么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能不念书？古满月快三十了，家败，估摸也是近年的事，就算十年前开始败落，还有十几二十年呢，那时候他干什么？你说他窝囊，我看倒有点儿书呆子相。”
“倒也是！”吴森茂嘴也开始变软了。
“这世上万物呵，就属人最难看透！就说那个马广志吧，谁把他当人？整个一个畜牲！可就是他，成了你的救命星。说来也怪，怎么就那么寸？刚好在你咽气儿前，他来了，身上还就有大烟。若不是他那三个‘羊屎球儿”，你早上西天啦！他个马扒皮，倒成了你的救星。人呐，哪儿看去？说不定，这个古满月又是你的一个福星。这不，一见面，就叫你发了一注小财。你咋能把人家看死，你就认准人家这辈子不会有出息，就担保你用不上人家？噢，日本人，你容得；马三驴子，你容得；就古满月是败家仔儿，你容不得！”
“得，得，得，”吴森茂笑了，“说我碎嘴子，你的嘴比我还碎。就为这点事，看你成本大套地，唠叨起来没完，不就是帮他卖个房吗，我帮就是啦！”
“唉，这就对啦！”李爱媛也笑道，“多个朋友多条路，别像对韩大哥似的，平时不维下，事到临头现拜佛，现烧香——”
“你还有完没完？”吴森茂佯怒道，“我不是说了嘛，我帮！我明天就去找买主，帮他卖房、盘店。”
然而，好事多磨，吴森茂虽然答应第二天帮古满月卖房，但却没有去成。直到个把月后，吴森茂才把古满月那两间房卖出去，帮他盘下郝拽子的杂货店，让他当上了掌柜。
这是后话。
那么，到底是什么事，把吴森茂绊住了呢？原来，就在这天晚上八九点钟，外边下着阴冷的秋雨，吴森茂躺下，李爱媛也收拾完了，正准备上炕睡觉。突然，前边传来一阵轻微但十分急促的敲门声。李爱媛反身来到外屋，手握门插，小声问：
“谁呀？”
“是我，”门外答道，“大嫂，开门的。”
李爱媛听出外边是个女人的声音，又听见她叫自己“大嫂”，虽然一时还不能辨明是谁，但也失去了戒心，她一边开门，一边唠叨：“这是谁呀，拿腔拿调的！
这么晚了，啥事？”
门外没有答腔。门开了，一个黑乎乎、湿漉漉的人踉踉跄跄地走进来，倒把李爱媛吓了一跳。因为她看不见来人的头脸，只觉一个黑影在眼前一闪，擦了她一身冰凉的雨水。李爱媛不禁惊叫道：“啊，你是谁？”
“大嫂，”来人用颤抖的声音说，“怕的——不要，你的——关门的——”
李爱媛哆哆嗦嗦地关好门，回头再看，来人背着灯影，仍是黑黑的一团，她的一颗心不禁又“扑通——扑通——”地跳起来。
吴森茂听见外面来人，已经起身，正在穿衣，猛听李爱媛惊叫，不等衣服穿好，赶忙跳下地趿拉上鞋，跑出里屋。迎着灯亮，吴森茂见外屋地上站着一人，身穿帆布雨衣，雨帽遮着大半个脸，也看不清是谁。他一边扣衣扣，一边没好气地问：“你到底是谁，把雨衣脱下来行不行？”
来人没有答话，也没有动，她在瑟瑟发抖，她的身体在摇晃，雨水仍在从她的雨衣、雨帽上往下滴——“我说，”吴森茂对已经站到他身边来的李爱媛说，“你帮她把雨衣脱了，看看她究竟是谁？”
李爱媛有些犹豫。
“怕什么？”吴森茂有些不耐烦，“我在这儿，她还能把你吃了？”
李爱媛胆儿突地过去，哆哆嗦嗦地先帮来人拉下尖雨帽。惨淡的灯光下，现出一张惨白的脸，也不知是被雨水还是汗水打湿的头发，散乱地贴在脸上，嘴唇发青，牙齿在打颤——李爱媛被吓得倒退半步。
“别怕，”吴森茂命令道，“给她脱雨衣！”
李爱媛脱掉来人的雨衣后，不禁惊得目瞪口呆！吴森茂也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原来，来人是个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而且怀里还抱着个睡着了的孩子！
吴森茂二话没说，绕过日本女人，大步冲到门前，重新插好板门，又把二道的玻璃门也关上，这才回里屋。此时，李爱媛已经把日本女人扶进里屋，把睡着的孩子——是个小女孩——安顿到炕上，正在帮她擦拭雨水。李爱媛发现，这个女人不仅衣服完全湿透了，而且脚上根本没穿鞋，一双大脚趾分开的布袜子，上面满是泥水——李爱媛不得不把刚进屋的吴森茂请出去，让日本女人上炕，脱掉湿衣湿袜，换上她找出来的自己的旧衣服，而后再把吴森茂叫进来。吴森茂一进屋，炕上的日本女人马上匍匐在炕，以额触席，这倒把他弄得手足无措了。他赶忙叫李爱媛把她扶起来，给她倒杯热水。日本女人换了干衣服，喝了热乎水，又在暖炕上坐了一阵，才暖和过来，脸上有了血色，嘴唇也红润了。于是，吴森茂远远地坐到她的对面，点上一支烟，开始审问来人：“说吧，你是谁，大半夜的，找到我的门上来，到底要干什么？”
日本女人操着协和语——半通不通的日本式中国话，里嗦，反反复复，比比画画，不清不楚地说了老半天，吴森茂两口好歹算是听出了个大概意思。
她是说，她丈夫是个日本文官，来中国干事，不是来打仗，从未杀过人，因此是“大大的好人”。她跟丈夫来中国，已经十多年了。她家住城里，离这不远。今天晚上，丈夫回家，叫她连夜收拾东西，准备明天到一个叫什么“卡米拉”的地方集合，集体回国。不想，刚收拾一会东西，一群中国人就闯进她家，她丈夫迎出去，被那群人围在院子里，肯定“死拉死拉的有”。她吓得抱起孩子就跑怕被人认出来，临出门，顺手抓起丈夫回家时脱下的雨衣——幸好天黑，下雨，加上她有丈夫“掩护”，还真叫她溜出来了！她慌慌张张地抱着孩子夺路而逃，不知怎么瞎闯误撞，刚好来到这条街，又刚好来到这个门前，又刚好听见门里有响动——正赶上李爱媛出来插门，她就大着胆子，敲起门来……
而后，日本女人就是不住地匍匐行礼，看样子，是要吴森茂两口救她们母女的命。李爱媛刚把这个猜想说出口，日本女人又“咿里哇啦”地说开了。她指指自己，说“她的，救命的不要”，她去“卡米拉”。她又指指孩子，说“她的，留下的”。听她的意思，是要把孩子留在这儿，她一个人回国。
“我的天！”吴森茂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心想，这听日本人讲中国话，真比在日本宪兵队坐老虎凳还难受！
“可我干嘛救你？你们日本人作孽还少哇？为个日本崽子，再惹出事来，我犯得上吗？”吴森茂没好气地说。
不想，日本女人听懂了吴森茂的话，她毕竟在中国生活十几年，中国话虽然说不好，但听力却很强。
“日本的有罪，孩子的，没有。我的，她的，走，通通死拉死拉的。我的走，死拉死拉的。她的，你的给——你们的，好人大大的，我的死拉的不要，我的，她的，取——”
“行了，行了，你别费劲了。”吴森茂打断她的话，说，“我明白，你是说，你们母女一起走，都得死在路上，你想自己走，把孩子留给我们。你死了，孩子算我的；不死，你以后再来取，是吧？”
日本女人一边不住地磕头，一边连声地“咳依，咳依！”
“怪可怜的！”李爱媛说话了。
“可怜？”吴森茂说，“我得病时，日本人可怜过我？”
“两码事，”李爱媛说，“那和她们没关系！”
“听这话，你是想救她们？”吴森茂问。
“大人，咱救不了，”李爱媛说，“是死是活，由她去，孩子——”
“你自己的孩子还少哇？”吴森茂说。
“我自己的孩子不少，才不在乎多她一个！”李爱媛执拗地说，“日本多远，漂洋过海，是好去的？这么大点儿的孩子，路上非折腾死不可！”
“你这是自找麻烦！”吴森茂气儿不打一处来。
“又麻烦不着你！”李爱媛固执地说。
“好，好，好，”吴森茂无可奈何地说，“你留吧，我送大人走。”
说完，吴森茂走出屋外，李爱媛给日本女人找外衣、裤子、鞋袜，把她打扮得像个中国农村的小媳妇。吴森茂也穿好了雨衣、胶靴，准备上路。临走，日本女人又“咿里哇啦”地说起来，还直比画，看意思是要写什么。吴森茂找来纸笔，放在炕桌上。日本女人果然写起来，写了半篇，又是中国字，又是日本字。吴森茂两口看着，谁也不认识。日本女人写完，又用协和语解释半天。意思是说，她叫稻田尤子，她丈夫叫稻田四郎，孩子叫稻田樱子。孩子四岁，留在中国人吴森茂家。上边写有吴家的详细地址和当天的年月日。然后，她把纸一撕两半，把写有吴家地址的一半自己揣起来，把写有一家三人名字的一半，交给李爱媛。很清楚，这是日后领孩子的凭证。最后，日本女人亲了亲熟睡的女儿，留下一包东西在孩子身边，含泪出屋。在过道上，李爱媛帮她穿好雨衣，递给她一包匆忙打点起来的干粮。日本女人给李爱媛深深鞠躬，然后，满含热泪地随吴森茂走出屋门。
外边，冷冷的秋雨，还在不停地下着。
下半夜，吴森茂回来了。他脱下湿漉漉的衣服，打着冷颤钻进李爱媛的热被窝。他告诉李爱媛，他一直把日本女人送到郊外没人家的地方，下边的路咋走，能不能找到“卡米拉”这个鬼地方，就看她自己啦！就是到了集中点，能不能顺利回国，也很难说。老天保佑，但愿她能平安到达日本！李爱媛也告诉丈夫，说日本女人留下一个小包，是金银首饰。吴森茂和李爱媛都认为，这些东西不能动，应该留给孩子，日后作个念想。吴森茂两口子说了一会儿话，眯瞪一觉，天也就亮了。
早晨，前屋人没起炕，后屋的三个孩子就过来了，吵吵嚷嚷地闹着问，昨天夜里谁来了。一见炕上的槐寿身边多出个小孩，又问是谁，而且围上去又看又摸，一下子把小女孩弄醒了。这下可好！这个叫樱子的日本小姑娘，一见生人，“哇”地一声大哭起来，而且哭个没完，嘴里还“咿咿呀呀”地净讲谁也听不懂的日本话。
这可把吴森茂和李爱媛吓个半死！这可咋办？一大清早，又哭又叫，这要叫外人听见，说吴家藏了个日本崽子，那还有好？还不叫那些专找日本人复仇的人，把他们一家子当汉奸，连同樱子一起，给砸巴死。那些人都杀红了眼，可没工夫听你们解释！李爱媛吓得直冒冷汗，赶紧上炕，抱起樱子，又哄又劝带吓唬，可怎么也弄不住——小丫头拧得很，哭起来没完，谁的话也不听。吴森茂急得在地上打转，直和自己的孩子发脾气。两个大的，让他瞪着眼睛，一顿臭骂，都赶到学校去了，家里只剩下两个小的。突然，樱子不哭了，张着小手要哥哥，原来她是在够柏岁。柏岁一过去，她果然和他玩起来，也不要妈妈了。这可真是怪事！这孩子怎么和柏岁这么投缘？柏岁也真行，爬过去，一把搂过樱子，说：“走，哥带你玩去，不理他们。”小姑娘真就从李爱媛怀里挣脱出来，随柏岁上炕里玩去了，嘴里还甜甜地叫着“哥哥”——原来她也会说中国话！
樱子暂时安静下来了，但吴森茂和李爱媛的心却还悬着。
“都是你，没事找事。”吴森茂抱怨李爱媛道，“这不是办法，一会儿那丫头再犯起脾气怎么办？哭爹喊娘，满嘴日本话，万一叫人听见，麻烦可就大啦，赶紧想辙！”
“事已至此，你就别埋怨啦！”李爱媛带着哭腔说，“你想个法吧，我听你的。”
“我想，”吴森茂说，“只有一个办法：送她下乡，马上送走，先躲过这个风头再说。”
“行吗？”李爱媛担心地问，“路上被人看出来咋办？”
“管不了那么多啦！”吴森茂说，“先离开家，路上，随机应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