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天起，一个叫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家诞生了，这一天也就成了中国人最大的节日。自此以后，每年的这一天，都要这样举国庆祝，而且要一直庆下去，直到永远，要不怎么游行队伍要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呐！但现在它还是新中国——刚刚成立嘛。以前那个中国，是旧中国。新的就比旧的好，这是常识。鞋料街的人们，也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成了新中国的公民，开始过新生活。
新生活，是挺新鲜，首先是喜事多。自此以后，隔三差五就游行，不是庆祝某战大捷，就是庆祝某城解放，举城欢庆，万人空巷。
不久，顺城街也搞起了自己的秧歌队。每到庆祝什么的时候，游行队伍就拉出来，在当街转一圈。前边有写明庆祝什么的横幅打头，后边是红旗、彩旗和街道干部、积极分子组成的游行队伍，最后是秧歌队。秧歌队的响器很简单：一面小鼓，两只喇叭，两三个小镲。扭秧歌的人自备行头，有什么穿什么，啥也没有就穿平常衣服，从街道领一根彩绸系在腰上，也能凑合。游行开始，有人领着喊口号，无非是“庆祝”、“欢呼”之类，当然也少不了一大串的“万岁”。喊完口号，鼓乐声起，秧歌队就扭起来了。会扭的，扭；不会扭的，跟着走也行，只是不要忘了，时不时地甩几下绸带子。因为每次都是举国欢庆，所以每次都要家家动员。在鞋料街这十来户里，别人家老的老，小的小，都可以推脱，唯独吴森茂推脱不过，因为他有五个孩子。街道干部来的次数多了，吴森茂总是回绝人家，怕自己吃罪不起，只好转求孩子。大小子松年和大丫头梅龄死活不干，小小子槐寿不会扭，小丫头樱子胆小，最后只剩下柏岁了。柏岁没等父亲开口，自告奋勇，挺身而出，答应出去参加秧歌队。这让吴森茂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也让李爱媛忙得不可开交。她找出大女儿小时穿过的花旗袍，翻出自己作姑娘时蓄下、结婚上头时剪下的二尺多长的大辫子，给柏岁穿装打扮，涂脂抹粉，扮成一个花姑娘。这下可出彩喽！秧歌队有他而增色，街道干部因他而增光，围观者为他而增加。鞋料街的人，谁不想看看吴家的假丫头。还别说，吴家这个假丫头，不仅扮相好，扭得也浪，不时引来阵阵喝彩。
吴森茂和李爱媛自然也要带着孩子出来看，一家六口，排成一排，像检阅似的，指指点点，有说有笑。吴森茂挺直腰板儿，倒背双手，脸上露出一种矜持的微笑，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得意得很！特别是樱子，一见柏岁过来，弯腰弓背扯着脖子喊：“吴柏岁，假丫头！假丫头，吴柏岁！”
整个鞋料街，笑声一片。
偏巧，这一学年的年末考试，又叫吴柏岁考了个全班第一。不仅如此，吴柏岁还加入了中国少年儿童队。据说，这还是全国的头批，因为沈城解放早，比建国还早差不多有一年时间，所以，建队也早。还有人说，这儿童队，就是过去的儿童团，是小共产党，一个班评不上一个，全校也就那么几个，人里拔人，这是多大的荣耀！共产党坐江山，吴家出了个小共产党，这可是件大事，这说明，共产党的红色江山，也有他们吴家一份儿。顺城街１２０号的上空，突然升起一颗小五角星，红红的，光芒四射，这叫吴森茂足足晕乎了好几天。
１９５０年春，阴历年前，一天上午，李志忠突然来到吴家。只见他身穿一件黑色的长棉袍，腰系一条黑布带，棉袍的前襟掖起一角，露出白花花的棉袍里子，脚上穿一双厚底矮腰白毡窝，戴一顶褐色有毛皮护耳的毡帽头儿。头两眼，吴森茂还真没认出来，以为是打听道的乡巴佬。吴森茂认出自己的老丈人以后，赶紧把他让进屋，自己则习惯性地往外看，见路边啥也没有，这才反身进屋，和李志忠说话。
“您自己来的？”吴森茂问。
“可不自己，”李志忠一边把一个小筐交给吴森茂，一边回答，“还能有谁？”
吴森茂接过小筐一看，棉垫下是多半筐用谷糠楦着的鸡蛋，筐梁上拴着两只煺了皮的冻兔子。
李爱媛帮父亲脱掉外衣，安顿他在炕头坐下，给他手巾擦把脸。吴森茂沏水，倒茶，递烟。等李爱媛到后屋做饭的工夫，吴森茂急不可耐地问：“怎么，土改的事儿完啦？”
“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李志忠说，“土改没完，咱家的事儿，大概就这么着了，怕你们不放心，我先来说一声。”
“那就说吧，”吴森茂急于知道详情，“到底咋定的？”
“你不在农村，没你的事。”李志忠说，“我呐，原来不是说要定我个‘经营地主’么，结果没定。因为我压根就没经营，也不会经营。多数地，我连在哪儿都不知道，咋经营？就是大五十垄和刀把地，我和大来子分种了两年，实际上我啥也没管。大来子不错，净给我说好话，为这，差一点儿叫人家定成‘二地主’。”
“那到底是定上了没有？”吴森茂迫不及待地问。
“定啥？”李志忠说，“我都没定，能定他！”
“这就好，这就好。”吴森茂长出一口气说，“可我还是不清楚，总得定个啥吧？”
“你是说我？”李志忠说，“没定，不是‘经营地主’，就完了，没我的事儿了。
大来子么，好像是贫农，我也没记清。”
“这么说，”吴森茂略加思索，说，“农村没给您定，那您还是皮匠，手艺人。
好，不定好！”
“是有人这么说，”李志忠说，“我才回村几天，可不一辈子在外吃劳津。”
“这就好哇，”吴森茂直起腰，觉得轻松了许多，“了了我一块心病。这要是给您定了，再给大来子定了，我得悔一辈子！”
“地主成分没定，”李志忠转换话题说，“地可得分！”
“咋分的？”吴森茂又紧张起来，“你们，‘扫——’”
“‘扫地出门’？”李志忠说，“没有，和大家一样，也分一份儿。只分掉咱们的地和牲口大车，对了，房也得分。”
“那好，不‘扫地出门’就好！”吴森茂放心了，“别的先甭管，先说地，到底有多少要给分掉？”
“原来不知道，”李志忠说，“人家把地契要去，一总，我才清楚——”
“多少？”吴森茂急于知道自己的家底儿。
“一百零五垧。”
“多少？”吴森茂惊得大张着嘴。
“一百零五垧，”李志忠重复道，“就是一千零五十亩！”
“有那么些？”吴森茂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还说呐！”李志忠说，“上回我估算，就说有千儿八百亩，你不信，结果咋样？比我估的还多！”
“这么多……”吴森茂陷入了沉思。
“这么多？”李志忠说，“你不想想，前年你下了几回乡？发了疯似的，有地就买，少则百儿八十，多则二三百亩，加起来，可不一千多！”
“是呵，”吴森茂好像在回忆，“那阵子，那地，也不知为啥那么贱！”
“贱？”李志忠说，“你买的那是‘上当地’！”
“啥？”吴森茂没明白，“啥叫‘上当地’？”
“听工作队的人说，”李志忠解释道，“就是人家知道要土改，赶紧卖地，贱卖，给钱就卖。你呐，见地就买，买完被分，这不是上当嘛？”
“这么说，”吴森茂苦着脸说，“我是当了冤大头！”
“要不咋说‘上当’呐！”李志忠说。
“总不会都是‘上当地’吧？”吴森茂心有不甘地问。
“差不多吧，”李志忠说，“听人说，解放前三年的都算。”
“解放前三年，”吴森茂掐指一算，“四八年解放，四七，四六，四五，合着光复后买的地都算，我那些地可不都是——”
“还算个啥劲儿？”李志忠说，“地都分完，就等着划界了。哎，也多亏是‘上当地’！”
“这话咋说？”吴森茂不解。
“你不想想，”李志忠说，“要不是‘上当地’，我这个‘经营地主’还跑得了？准叫人家‘扫地出门’。你那可是一百多垧，阖屯就你的地最多，我们又没劳力，百分百地剥削，不划地主才怪！”
“原来是这样……”吴森茂无话可说。
“也亏得我不会管，”李志忠继续磨叨，“我要是真把你那些地都管起来，放佃收租，心黑手辣，就是‘上当地’，也得把我划喽！其实，划不划我，我还真不在乎，我怕的是划你。后来听说，城里的买卖人不划，不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算落了地。”
“这——”吴森茂讷讷，“我早知道了。”
“爸，”李爱媛插言了，“您还没说咋分的呐，您和我妈有没有份儿？”
“有份儿，”李志忠说，“都有份儿，不分男女老少，均分，有一个算一个，每人十二亩半。”
“哪块地？”吴森茂问，“离家远不远？”
“就是大五十垄，”李志忠说，“说是照管我们俩孤老。”
“噢——”吴森茂又问，“那房子呢？”
“也分了，”李志忠说，“四户，每户半间，东西屋都隔断开；堂屋，一家一角儿；院子，四家共用；园子，西边小的归我，后边大园子，那三家平分。分，是这么分，人还没搬进来。”
“好哇，好，”吴森茂虚点着头，自言自语，“全分啦！”
“没全分，”李志忠打叉道，“‘浮财’没分，只把车马分了。”
“噢——”吴森茂明白了，“不过，还算好哇！”
时近中午，李爱媛端来酒菜，让吴森茂陪李志忠先喝着，等孩子疯跑回来一起吃饭。
“还不是因为李家人多，”李志忠说，“大扁头他们几个侄子又在会，说了我的实情，可怜我们两个孤老，要是由着大白眼那些‘赤贫’，非把我‘扫’了不可。
不光‘扫’我，还要进城分你们。”
“他敢？”吴森茂来气了，“共产党有政策，城里——”
“是呵，”“现在知道了，城里不许分，当时嚷嚷的可凶！”
“爸，您看看，”李爱媛插话了，“城里还有什么？除了七拼八凑开起来的这个小店，啥也没有啦！舀走一瓢？那一瓢是他大半辈子的积蓄！他买那些地，容易吗？起早贪黑，一个汗珠子摔八瓣儿，忙时，连我也得搭上，一干大半夜——钱是挣下不少，您问问，他敢随便花吗？自己做了一辈子鞋，他就没舍得穿一双像样的。夏天吃苞米，一个孩子给半穗儿；秋天买回香瓜，掰开分；吃个咸鸡蛋，一切四瓣……他的哪一分钱，不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的？挣呵，抠哇，攒呐，攒到一块儿，叫人家一气儿分个精光！呜——”
李爱媛说着，哭起来了。
“哭！”吴森茂说，“哭有啥用，能把地哭回来？认命吧，天生不该咱有地。”
接着，李志忠又讲了一些土改的情况，说地基本上分完了，就等着划界，丈量，插牌子了。他还特别告诉吴森茂，说大白马分给了四家，一家一条腿。
“什么？”吴森茂大为吃惊，“把大白马杀啦？”
“杀它干嘛？”李志忠不解，“没杀。”
“不杀，咋分一条腿？”吴森茂问。
“噢，”李志忠忙作解释，“是分给四家合用，一家核一条腿，不是杀了再分。”
“是这样。”吴森茂终于明白了。
孩子们赶饭点儿回来了，柏岁和樱子一见姥爷，跳上炕，一边一个，又搂又抱，亲热得不得了。李志忠自打进屋，脸上第一次有了笑容。
吴森茂大半辈子攒下的这点儿产业，就这么被分光了。去年乍听到这个晃信儿那个晚上，吴森茂简直痛不欲生，觉睡不着，整天心惊肉跳，只要一想起此事，心窝子里就一剜一剜的疼，足足闹了半个多月。后来很长时间，他都不敢想及此事，一想就犯晕，浑身冒冷汗。今天，事情真的发生了，吴森茂反而平静得很。因为，该悔的，都悔过几百遍了；该心疼的，也疼过劲儿了。明知道这都没用，还去悔，去痛，这不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嘛！与其这样，还不如认命。不然咋办？眼下最要紧的，就是想法把自己的小店开好，今后全家的七张嘴，可就指望它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