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吴柏岁大老远从北京回来，还得跟家里人四处奔波，到百十里以外去挖野菜。这几年情况大有好转，虽说还定量，还凭票供应，但基本上能吃饱，副食也过得去，起码不缺豆腐白菜。就是油水太少，每人每月三两油，鱼、肉之类荤腥难得一见，只逢年过节配给点儿。所以，想方设法弄点油腥，就成了当时沈城人家的第一要务。
此次吴柏岁回家，愁的不是吃不饱，而是光吃面。按理说，大米白面可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吃食。不过，再好的东西，天天吃，不换样，也不是好事儿。若是没得换，不得不硬着头皮没完没了地吃下去，那就成了灾。据家里人说，他们吃白面，已经吃了小半年儿，现在见了白面就头疼。吴柏岁听了，大不以为然，他反而觉得，沈城人是“好了伤疤忘了疼”：“三年前若是有白面吃，还不抢破头！如今有白面吃，反倒想粗粮了。人呐，真是难侍候！”
可是，没过几天，吴柏岁自己也变得“难侍候”了。一到饭桌上，吴柏岁见着面就皱眉，吃面比吃药还难，一口面食含在嘴里，像嚼棉花套，直反胃，就是咽不下去，满心想的，就是能吃上一碗高粱米饭，或是棒粥，甚至困难时期吃过的菜粥都行。如今，吴柏岁再也不说别人嘴刁了：“面，面，面，顿顿面，面条、面片、面疙瘩、白面馒头、白面饼……烦死个人！真难为他们，这大半年是怎么熬过来的！”
幸好，有吴樱子陪着吴柏岁，偶尔，俩人偷偷钻进大饭店，花高价吃顿高粱米豆干饭，换换口味，解解馋。如今的沈城高档饭店，当家菜不是山珍海味，而是粗杂粮，一般饭馆，你想吃，他们还没有！
假期总算过去了，吴柏岁终于从沈城的“面灾”里熬过来了。临报到的前两天，吴柏岁告别家人，坐火车回北京。一路上，吴柏岁不停地琢磨他和樱子结婚的事儿。临行前，母亲探问过他的口实，问他愿不愿意跟樱子结婚，啥时候结婚？吴柏岁当然愿意娶樱子做媳妇，这不用问。吴柏岁和吴樱子的想法一样，认为他们本来就该是一对儿，结婚只不过是走走形式。至于什么时候结婚，三人的看法各有不同。按李爱媛的意思，他们俩早该在一起了。吴柏岁和吴樱子高中毕业，李爱媛就想成全他们。可是，碍于大学生不能结婚的政策，她只好放弃这个念头。好不容易等到今天，他们大学毕业了，就要工作了，挣钱了，再不结婚，还等什么？所以，李爱媛主张，叫吴柏岁报到上班后，立马请假回家，和吴樱子完婚，越快越好。吴樱子呐，对什么都无所谓，反正她和她的柏子哥早就是两口子了，结不结婚都是一回事，啥时候结婚，听她柏子哥的！至于吴柏岁，他自然也希望尽早和吴樱子生活在一起，可是他又有诸多考虑：首先，结婚、安家、生活，都得用钱，可他现在没钱。才去报到，还没工作，一分钱没拿到，怎么结婚？难道全靠家里，掏父母的腰包？他做不来，也不想这么做。即使老家儿愿意，他也不敢答应，有哥哥姐姐比着呐！可是，有什么办法让他把婚期往后拖呢？哪怕是拖半年也好啊！只要他手上有个百把二百的，他回家的路费、他和樱子简单的安家费、十几二十天的挑费，基本上也就够了。结婚的花费，还有樱子那一份工资呐，家里再支援点，就能对付过去。然而，一想到婚期后拖，吴柏岁又有些失落——他是真想尽快和吴樱子生活在一起，哪怕是仅仅在短暂的假期。吴柏岁和吴樱子共同生活二十年，情同兄妹，但是，吴柏岁也和吴樱子一样，一直把他这个小妹妹，当成是自己的小媳妇。他俩早晚是两口儿，这是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的，无可更改的。但是，一想到他和吴樱子真成为两口，吴柏岁免不了还是有些激动。吴柏岁是个规矩人，除了小时候，少不更事，在和吴樱子过家家儿时，和她有过毫无意义的“肌肤之亲”外，他就再也没动过她一个指头。当年那个白嫩的，如同剥了皮儿的熟鸡蛋一样的娇小躯体，如今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一个完全成熟了的女性。在她那身严丝合缝的衣服里，那个小嫩人儿究竟变成了啥样？这个谜，对吴柏岁可以说具有无限的吸引力。为了早日揭穿这个谜底，让吴樱子衣服下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他面前，吴柏岁不知做了多少画饼充饥的美梦！看来，这种醒来一场空的美梦还要继续做下去，但愿吴柏岁能早日梦想成真！
吴柏岁回到学校，只呆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收拾好东西，准备去“育红学校”报到。说到东西，很简单，吴柏岁在北京的全部家当，不过是一捆行李，两纸箱书（其中多半是旧讲义）。吴柏岁雇了两辆三轮儿，一辆拉他，一辆拉他的“财产”，直奔“育红学校”。
吴柏岁找到办公室主任赵姐，办理报到手续。而后，赵姐亲自领吴柏岁到教工宿舍，给他安排好房间和铺位。这是一个两人间，房间很宽敞。从另一张床上的情景看，吴柏岁的室友已经先他住下了，只是眼下人不在。
吴柏岁回到宿舍，发现室内有人，原来他的室友正在吃饭。两人打过招呼，各自作过自我介绍，算是认识了。吴柏岁的这位新同事姓马，大号马龙生，北京人，１９５９年北大物理系毕业，比吴柏岁整整早来五年，是个老“育红人”了。马龙生听说吴柏岁是北师大的应届毕业生，今天才来报到，知道他对学校的情况一无所知，便主动借给他饭票，告诉他第二教工食堂的所在，叫他先去买饭，有话慢慢再说。吴柏岁拿上自己在大学用了五年的饭碗袋和室友借给他的饭票，直奔食堂，要了一份红烧带鱼和四两米饭。等饭菜拿到手，吴柏岁又傻眼了：“这是带鱼？”吴柏岁看着菜碗疑惑地自问。
吴柏岁吃过带鱼，而且吃过多次，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宽的带鱼块儿，足有四指。吴柏岁回想起前年春节回家，过年发一回带鱼，一人半斤，最大的也不到三指宽，小的二指不到，烂糟糟的，哪像个鱼？米饭也好，不是吴柏岁常吃的机米，而是油亮的大米，香喷喷的，看着就好吃。
回到宿舍，吴柏岁一边吃饭，一边和马龙生聊天：“马兄吃过了？”
“吃过了。”
“今天的带鱼不错，你没吃？”
“我吃的鸡块儿。”
“今儿的伙食不错。”
“家常便饭。”
“这么宽的带鱼！”
“不新鲜。”
“从来没见过。”
“‘特供’嘛！”
……
“特供”，啥叫“特供”？没听说过。吴柏岁不得不请教他的马兄。其实，马龙生对“特供”也是一知半解。据他说，“特供”早已有之，只不过困难时期，物资匮乏，这种措施显得更加必要罢了。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虽说地大物博，但这物，还没有“博”到人人有份的程度。大路货，生活必需品，比如柴米油盐，可以大家分；那些稀罕物，分不过来，怎么办？只好便宜少数人，这就叫“特供”。
“难怪！”吴柏岁感叹道。
这天早晨，一直紧闭的学校大门敞开了。不久，一辆辆小汽车鱼贯而入。一时间，前操场成了临时停车场，什么“大红旗”、“小上海”，还有吴柏岁叫不上名字的各种外国车，黑压压一片，数也数不过来。吴柏岁哪见过这个阵势！他只有发呆的份儿，但他知道，车上下来的孩子，就是他未来的学生，尽管他现在还一个都不认识。不过，吴柏岁并不着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他这个老师，还愁见不着学生？果不其然，第二天上班时间一到，吴柏岁就被通知去办公楼某室开会。吴柏岁以为这是要给他分配工作，乐巴颠儿地跑去了。办公室里已经来了三个人，看样子也是新来的大学生。四人未及打招呼，一位自称是副校长的中年人进来，简单地讲了几句表示欢迎新同事的客气话，给每人发了一本《毛选》，要他们自学《青年运动的方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几篇文章，时间自行安排，明天讨论。布置完，这位副校长就走了，分配工作的事儿，压根儿没提。
课间休息的时候，吴柏岁又被叫到总务主任的办公室。吴柏岁以为这回是给他分配工作，结果也不是，而是给他发工资。吴柏岁不免有些奇怪：自己满打满算才到校三天，怎么就拿工资？等工资拿到手，吴柏岁一数，更是吓了一跳：他拿到的不是试用期间的大学毕业生工资——四十二块，而是八十四块！吴柏岁以为学校发错了，他赶紧去找办公室主任赵姐，想问个究竟。没想到，赵姐听他一说，反而笑了：“很好，吴柏岁同志，你很诚实，不过，工资没错，每月四十二不假，可你是上月二十九号来校，算上月。今天是九月一号，是这月。我们是月初发薪，你拿俩月工资，正对，没错！”
“这——”吴柏岁讷讷。
上班三天，拿两个月工资，吴柏岁虽然把钱揣起来了，但心里总是有些不落底儿。
“管它呢！”吴柏岁自言自语，“反正是自学《毛选》，时间自行安排，索性直接上邮局，先给家里寄四十块钱再说。”
这就是吴森茂第一次接到二儿子寄来的四十元钱的缘由。
吴柏岁和他的三个新同事，自学讨论了三天《毛选》，然后就被统一编入北京教委组织的新教师队伍，被拉到鄂西北山区某公社劳动锻炼去了。这一去就是一年，这是国家的规定，雷打不动的政策——大学毕业生分配工作后，必须先劳动锻炼一年，以防脱离群众，被敌人和平演变。吴柏岁对这次劳动锻炼的伟大意义理解不深，但对这下乡的一年时间却十分珍视。原因在于，这个政策如同雪中送炭，来得正是时候。前文说过，回京前，李爱媛正在逼吴柏岁结婚，严令他报到后，尽快请假回家，和吴樱子成就百年之好。而吴柏岁呢，苦于囊中羞涩，又不想过分依赖家里，所以很想拖一拖，等自己工作一段时间，积攒些钱，再结婚不迟。而今听说下乡劳动一年，岂不正中吴柏岁的下怀！所以，吴柏岁不用学习动员，就乐滋滋地去了。劳动虽然艰苦，贫苦山区的生活也很困难，但为了攒钱，吴柏岁忍了，甚至春节放假，吴柏岁也没有回家，而是主动要求参加留守队，在公社给回家探亲的同志看摊儿。吴柏岁在湖北劳动不到一年，正赶上农村开展“四清运动”。于是，下乡锻炼的这拨新教师，就被编入“四清”工作队，就地参加运动。一晃又是半年多，直到１９６５年初夏，才奉命回京，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运动。
１９６５年６月初的一天早晨，吴柏岁下了武汉直达北京的火车，他和他的三个伙伴刚走出车站，就被一群孩子围住了。这帮孩子，各个穿军衣、戴军帽、腰扎板儿带，臂戴印有“红卫兵”字样的红袖箍。他们抓住吴柏岁等人，非要给他们剃头不可。吴柏岁“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忙问：“为什么给我剃头？”
“少废话，”一位扎小辫、握大剪子的姑娘说，“都得剃。”
“我的头发又不长！”吴柏岁辩解道。
“不长也不行，”还是那位姑娘说，“学生都得剃寸头！”
“原来如此，”吴柏岁笑了，“这位同学，我可不是学生！”
“不是，”姑娘也愣了，“那你是什么，拿出证件来！”
吴柏岁急忙放下手里提着的东西，给学生们掏证件。扎小辫的姑娘看了一眼吴柏岁的工作证，二话没说，带着她的剃头队走了。吴柏岁哭笑不得，他收起证件，准备走人，可是低头一看，吴柏岁不免大吃一惊：他脚边的旅行袋少了一个，再看那帮小“军爷”，他们正忙着给别人剃“寸头”呐！显然，拎包的不是他们，是另有其人，趁火打劫。好在吴柏岁身上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行李集体托运了，身边只有两个旅行袋，一大一小，小的里边有个半导体收音机，算是吴柏岁的值钱物，大的里边，全是些脏衣服、臭袜子。也是小偷不长眼，以为是偷瓜哩，拣大的挑！
吴柏岁等四人走出车站，取出托运的行李，而后各奔东西。那三个人都是北京住家，只有吴柏岁家在外地，所以他只能搭车回学校。吴柏岁离京一年有半，现在看来首都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比过去更乱了。北京站前剃头的一幕就是个例证，大街小巷也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再就是满墙满地的标语传单，内容全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砸烂封资修”、“揪出‘黑五类’”……吴柏岁对这些口号似懂非懂，还有许多人在围观贴在墙上的大小字报，吴柏岁也不知道那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