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成为一名传染病的受害者，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其典型症状和The Dalkou Shield一样的那种传染病。当时因病而处于死亡的边缘，好几千名妇女也得了和我一样的病——有一些人死了，有一些人问题比较严重。
我是在病魔的虐待之下，第一批倒下的——病得很厉害。我的医生对我的病也是束手无策，不知所以然。当传染病在我周身各处猖獗的时候，我的内脏器官仿佛绞在了一起。在所有人真正地意识到我已经处于生命危险之前，我身体内的部分器官已经坏死了。
死神的厉爪扼住我的喉咙，慢慢地在一点点收紧，仿佛只要他稍微再一用力，我的生命就会立刻终止。我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无比的虚弱，思想构筑的生命之墙已经摇摇欲坠。
在手术台上，医生们不知道是什么把他们弄得狼狈不堪不知所措。这已经是第三批医生了。前两批医生，对我向他们讲述的肚子痛那种像月经延长时淌血般的痛，根本充耳不闻也瞧之不起。
他们使我感觉到自己是那样的愚蠢，像一个无知的小女孩，更像一个疑症患者。
尽管我自己感觉很痛苦，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认为我真的得了什么病，于是我便坚持着回去上班。
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问我现在感觉如何，我便把前边的那几位医生的长篇大论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便坚决主张我去找她的医生看一看，那个医生在他们认识那年之前，曾经成功地完成一例癌症手术。
我告诉她，前面的那两批医生说我的病是微不足道的，我也在推测，是不是我怀疑的膀胱感染。他们却告诉我，我的毛病出在便秘上，但是我确确实实明白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
我的朋友说她不喜欢我说话时的那种语气，一点力气也没有。她乞求我去看看她的医生。他是她那位做牙科医生的丈夫的同事，是她丈夫专门重托他给她看病的。
这位医生是一位病理学者，这位不同寻常的外科医生，只有在病情彻底需要的时候，他才会做手术。这是一种任何人通常情况下都不能接受的治疗安排。
我接受了朋友的建议，和那个医生约定了看病的时间。几天以后我又把它取消了。
那个第二位医生给我打来电话，说他认为我可能得了肾结石——我听说过有关这种病的一些情况，我也确实感到那个部位很痛。
当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人合理地解释这种病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接受这个建议——没错，肯定是肾结石。于是就把检查的时间定在下个星期。
这个时候，第三个医生的护士打电话质问我，“为什么今天早上才取消约定？”我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告诉了她。听到她的声音，使我想起了正在进行的敲诈和伤痛。
那天的前一天晚上，我曾疼痛难忍。那天早上我确实感觉比较好一点，至少和我与护士说话的时候要好一些。她坚决主张我去听诊，她这样诚恳使我发愣。
有一个人在关心我，真正地关心我！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决定恢复那么决定，让我的丈夫开车送我去。
就在我在办公室里遇见那位陌生的医生，把自己的病历交给他时，我便从椅子上开始往下滑，头一下子撞在他的办公桌上。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遇到麻烦了，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同样，医生也是如此。
直到今天，我还能模糊地记得当时所发生的一切。我记得自己被迅速推进了检查室，那个大夫抓住我的手，对我说：“你没有感觉到你的肚子里有那么多病吗？”
我记得他说话时满脸的真诚。他回头对他的护士，也是他的妻子做了交代，帮我穿好衣服，又把我带回他的办公室。
当我被带回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约翰也在那，那个医生说：“我一般不喜欢因为第一次见面而应付某人，说没什么大事，然后说你需要做一个子宫切除手术。我认为你最好直接去医院。你现在不能动了，我们帮你打电话安排明天的手术。”
手术——一个子宫切除手术？我只有30岁呀，约翰和我还计划要个孩子呢！这怎么能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怎么能出现在我的身上呢？
医生说我的腹内有一个巨大的纤维性肿瘤，它的大小犹如怀孕期间六个月的孩子。我知道我的肚子凸出一点，但这？现在？不可能！
那个护士希尔维亚回来说，医院不能安排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的非紧急情况的手术。“我能回家吗？”我问，“能和我的孩子一起过周末吗？”
那个医生仍旧在考虑如何处置我的肿瘤。他听我这么问，于是说：“是的，只要你呆在床上不动，星期天去医院做检查。”
我得到了一丝安慰。我觉得自己有些不对劲儿，毛病不是出在我的脑袋里，更不是凭借我活跃的想像力臆造出的事物。我不是疑症患者。因为在最终，我被医生权威地告知，我是病人了！
约翰带着我返回我的办公室。我告诉我的经理，要离开单位几个星期。
回到家里，我假装作很好的状态，那天晚上还做了晚饭。我向孩子们解释，我将离开家里几个星期，并向他们讲述我将要做的手术。
我告诉他们我需要休息，直到约翰星期天带我回到医院。
从那个星期五晚上我躺下的时候，直到星期六，直到离家去医院的时候，我几乎丝毫没有移动过。我明白自己病了，而且病得非常严重，但我还不能准确地弄明白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
第二个医生给我打电话，对我去找另一个医生表示强烈不满，同意我住院治疗并安排手术。
为了抚慰他，我答应采取他的判断，这是我从来没有过的行为。我的内心感觉告诉我，我终于落在了最合适治疗我的疾病的医生手里。
我感觉到，埃弗雷特·伊顿，这位医学博士就是上帝给我的礼物——我被其他那些庸医纠缠这个“不”的礼物。
我家住在山里一条迎风道的路口。在我们这个小社区里，有一百多家住宅往里缩进很长的距离。那个星期天，社区一年一度的便饭聚会被安排在我们家里。
我告诉约翰不要因为我而推掉这个聚会，多找几个工人来帮忙。我伸不上手了，我可能会在床上。
那个星期天以前，我几乎不能明白自己身处何方，更不能下地走路。我的灵魂与我的躯体若即若离。
我不知道自己此去还能不能回来，真的不知道。望着可爱的孩子们，我心如刀绞，咬着牙假装坚强与他们一一依别，紧紧地与他们拥抱，并让他们向我许诺，在我离家不在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好自己，好好地表现。
直到我快要被送进医院时，我再也无法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情感，那种生离死别之情如洪水一样飞泄出来。
我真的不能走路了。轮椅成了我惟一的交通工具。
“常规”的子宫切除手术在我身上绝对不是常规的。医生们打开我的腹腔之后，他们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医生们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他们眼前的一切，他们确信我得了膀胱癌。
我的结肠已经破裂了，我的内脏像湿纸巾一样堆积成层，几乎不能拆开——为了不让它们粘着，必需拆开。
被安排的子宫切除手术没有做，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个手术，它花费了正在增长医疗经验和治病技能的医生们三个小时的时间，只是分开了我那粘在一起的各种器官。
医生们对我的病状诊断不看好，看他们的表情，更像是，“让我们缝上她的刀口，马上离开这里。”
几个星期以后，我回家了——各种管子，插满了身上能插管子的地方。我腰部以下的部位，完全失去了知觉。我不得不重新学习走路，吃饭和如何照顾自己。
在我家里，我是全家主要的养家糊口之人，一家的经济重担全在我的肩上。我病成这样，对我，对全家人，在精神上的打击不言而喻。
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病成这样？这样无助？我们全家将吃什么？拿什么去交银行的分期贷款？
有那么一些日子，我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然而另外一些日子里，一些巨大的进步出现了。
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透过卧室的窗户向外望，看见了围绕在我家房子周围的橡树，心情一下子特别舒展。看看窗外的景色，那好像是大自然用她的画笔，在尽力地做着各式各样的绘画。睁开双眼，感觉到太阳光线在围着我，飘飘起舞。在阳光之下，绝对是一种美妙的享受。
几个月以后，我感觉自己在不断地好转，我的身体正在康复，真正的康复。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自己的一生之中，会有许多自己不得不去完成的任务。上帝，不会和我一起来做。上帝有许多安排，这种安排只能在几年以后一点一点地体现出来。
在我住院期间，有一个精彩的体验发生了。
在今天，在十五年后的今天，让我描述那个体验时，就好像它是发生在一小时以前那样清晰可见。在那一瞬间，我正躺在床上和那个医生聊天，接着，我觉得我真的摆脱肉体的约束，就像儿时在电视上看到动画片中的一样，仁慈的幽灵卡斯潘，从他的躯体中慢慢地脱离出来。
我好像是在房间的顶部漂浮着。没过几分钟，我就从巨大的痛苦状态变成安详的状态。我在信念的温暖之中徘徊着，所有的痛苦都消失了，自己被柔和的阳光包裹。
在我看见医生们试图让我苏醒过来时，我确实地喜欢自己所处的位置。在那里，我找到一种美妙的感觉。
然而，以我飘移出自己的血肉之躯一样快的速度，我又回到我的肉体之中，仿佛有一个不可抗拒的理由在这里，让我不能选择死亡。
几个星期之内，我感觉自己找到了没有选择死亡的答案。事实上，也有两个答案。第一个是一个结束——和孩子的父亲，一个辱骂妻子的丈夫和一个平庸父亲的一个结束。我和他在电话里，围绕着他作为父亲的责任、或者他在这方面的不足，作为成年人，他的人际关系，或者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缺欠展开讨论。
之所以这样和他谈话，是希望他应该得到一些迫切的有必要的治疗，他必需把酒戒掉。如果他不这样做，他现在的婚姻将会摇摇欲坠，他的另外几个孩子将会与他疏远，因为我们的孩子已经离开了他。
导致我没有完成死亡之旅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我的孩子。我没有对圆满的照顾他们真正地做计划，只是侥幸地认为不会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这样认为也不为过，许多父母通常都是这样做的，可能你做的时候——也会如此。
我打电话给我的“热心妈妈”乔伊斯，问她万一我有什么不测的话，她是否能和我的孩子在一起。在情感上和经济上给予关心，在精神上给予指导。在和他们的父亲，她的儿子一起玩百搭牌时，给他们一些帮助。在法律上，孩子们的父亲能重新获得孩子的监护权。
“当然！”妈妈乔伊斯毫不犹豫地说。谢莉，弗兰克和谢乐尔是她的最早的外孙——在她的心目中，孩子们占有特殊的位置。
这一点我信，我对我第一个外孙弗兰基也有同样特殊的感情。
我是在医院病床上打这两个电话的。那时我有一个迫切的意识去打这两个电话。这个迫切的意识就是对后事做一个完结。
我一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病成这个样子。约翰不知道，医生也不弄清楚。话虽这样说，但我们心里都很清楚，我已经处于死神的魔掌之下……
后来我才知道，医生对我能否活下来，根本不抱有什么希望。因为欲置我于死地的就是那该死的The Dalrou Shield。
我的濒临死亡，游离体外的体验，和其他人在他们经历之后的体验很相似。我知道当死亡降临的时候，痛苦消失了，光，明亮的光，伴随着你——也伴随着我。也伴随着其他人。
《在这个特殊的屋子里》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它是由罗恩和卡罗尔·哈里斯共同创作的。每一次我听到这首歌，那优美的旋律就会飘留耳际好几天，有时是好几个星期，久久挥之不去。
“在这个特殊的屋子里，给了我们所有的爱。”
在我第一次听我的四个朋友一起唱这首歌时，我深深地陶醉了。这歌——是那样的真诚，那样的优美，然而又是那样的意味深长。
一个礼拜天，我坐在教堂里听布道。那个布道就好像源于这首歌的基础，而演释出来的。我向礼拜堂的四周寻视，在这个特殊的屋子里，映入眼帘的一切，使我回忆起很多很多。
放下教会工作多年之后，为了遇难而去的弗兰克的追悼会，我不得不和社区的教堂联系。就在这个房间里，好几百人来了，——他们有的是我们的朋友，有的是弗兰克的朋友，有的是他姐姐的朋友，还有亲属，甚至还有爱看热闹的人。
到场的所有人，都是悲痛欲绝。所有的人都在追问弗兰克英年早逝的原因，所有人都在彼此给予支持。
在弗兰克去世几个月以后，也就在这个屋子里，我们为约翰的父亲相继去世而哀悼。接连的打击，使谢莉和谢乐尔，也无法面对失去两个亲人的不幸。然而不论怎样，她们还是挺过来了，我们也接受了这个残酷的事实。
就在这个特殊的屋子里，在弗兰克去世之后，我的丈夫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我与他认识这么多年里，他对基督教一直是一名不可知论者，甚至对此不屑一顾的。
当约翰最后欢迎上帝走进他心中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他。而我们的婚姻，也变成一个崭新的婚姻。
弗兰克遇难之后，我们都处于焦灼无绪之中。我和丈夫决定分居一段时间，彼此好好疏理一样如麻的烦躁。我们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但不在一个房间里。
也就在这个特殊的屋子里，我和我的丈夫又“结婚”了——这是一个比我们第一个婚姻更好更牢固，彼此感到更默契的婚姻。
也就在这个特殊的屋子里，女儿谢乐尔，结婚了，就在这个特殊的屋子里，我代表长辈，和我们的牧师站在众人面前，给我的外孙施以洗礼。
毋庸置疑，“在这个特殊的屋子里”对我来说，有着太多太多重要的优美旋律。因为这间屋子承载着巨大的痛苦、恐惧、希望、快乐、关爱和信念。是信念把这些幸与不幸编结在一起。所有这些片断，属于一个优秀的谜，属于一个优秀的计划。
当我写到这里时，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个座右铭，那是我以前的教长马克·古德曼·莫里斯送给我的，我把它挂在我最喜欢的屋子里。那句话的含义很简单，但又很深刻。
那个座右铭是：上帝让我们生活在刀刃上。
我也听过别人说过这样的话，也许你也听说过。但是我最近听到这些话时，又深陷在对它的思考之中。
在我们陷入生活中的“麻烦”无法自拔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生活在刀刃之时——信念的刀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