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死后，为了填补我内心的空虚和减少失去爱子的痛苦，我的办法之一就是去参加训练活动。我认真地练，使劲地喊，即使我这样，但我估计没有一个人会注意到我。
在训练期间，有一天晚上，一个和我一样参加训练的人走向我。她拍着我的肩膀说，“我知道你不认识我是谁，但是我知道你是谁。我想让你知道，我的孩子永远不再会到那座桥上去了。”
起初，我很是惊愕。她说的什么意思？“我的孩子将永远不再到那座桥上去了？”她见我一脸迷茫，就开始向我解释，那是一个许多孩子逗留的地方——因为那是他们社交集会的场所。
我打过一些电话。政府的警察确认了她说的话——那是一个孩子社交聚会的地方。他们尝试对卡特雷市政府施加压力不再开放——在某人受到伤害之前要对它进行一些处理。然而，他们没有得到答复——没有任何行动。现在太晚了，至少对于弗兰克来说是太晚了。一方面我从来就不想再看到那座桥，开车的时候，我宁可多走一些冤枉路，也不愿从那桥上过。我不想听到它的名字，更不愿意看到它！
尽管如此，这件事情还是提醒我，我必须为此做一些事情。如果别人的孩子在那座桥上再受到伤害或者死了，我就再也无法原谅自己。
因为发生了弗兰克这件事，那么我知道自己有权力也有责任为此做一些事情——事实上，对于迫使当局对那座旧的敦巴顿大桥采取行动，我的声音可能是惟一最有影响力的。我的职业，我的洞察力，我那些萦绕于心头的想法都有助于我处理这个问题。它们迫使我行动起来。
由于弗兰克死的那个“不”，我找到了信念，并坚持了信念。他的死，和这种信念，随着一种神圣的使命促使我向前——打一个电话——为所有其他的“弗兰克们”在这个地方变得更安全些。这种使命在提醒着我，让我帮助其他母亲，避免不得不遭受同样像我，我的家人，和弗兰克的朋友所经历的弗兰克悲惨的死亡的痛苦和悲伤。
弗兰克去世那一年，我脑子里满是弗兰克——他没有离我而去，一直和我在一起。有时，我能感觉到弗兰克搂着我右边的肩膀，安慰我，鼓励我，使我在与政府的一场困难斗争面前，勇于冲锋在前，让那些到那座大桥附近的人，不再受到任何伤害，让他们感到更安全。
卡特雷市政府坚称说，那里一直有一个门不让闲人入内，通告已经清楚地贴出去了。当我们去察看的时候，发现那里确实有一道门，但是那道门却是敞开的，只是用绳子连着。如果用绳子连着，那么那道门距桥的入口仅有半步。约翰在学院经常爬山，对绳索和绳索打结是非常了解的。他说，那条打结的绳子在那已好长时间了。显而易见，那个门一直在用绳子连着，其实并没有关闭。
那次察看之后的两个星期，谢乐尔和我又来到那座桥墩的尽头——据传，那里已被改做允许垂钓的地方。我们察看那个地方的时候，看到很多迹象清楚地表明，有许多人常去那个地方——地面上到处是饮料罐和啤酒罐，“野餐用品”，甚至连婴儿的尿布也杂乱地丢弃在那个地方。
有一个人在那儿孤零零地垂钓。他告诉我们，他工作之余经常来这里——他的垂钓时间来回变化，一般在下午3点到晚上11点之间。他证实道，孩子们在这里出没，并不时地出现差错是常见的事。他的垂钓，几乎没有一次不是在各种闲杂人的吵闹声中进行的。
他继续说，有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他曾看到一个官员，一个职业的看守人开车来到这里，那还是为了检查他的垂钓许可证。收过桥费的人员和管理这座桥的当局都知道那些人——不知深浅的孩子们——经常来到这座桥上玩耍的。他们的这些不作为的行为，是在等待着灾难一起接一起的上演。
看来，他们把我的建议当作耳旁风了，故意地一拖再拖！现在有一些事情不能不做了。
我开始给在报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朋友打电话。一位电视记者——朱迪·彼得森，打电话告诉我说，列于那座桥，用两个方面就可以全部概括：一方面是桥损坏得很严重，另一方面是桥梁局的人正在积极地对此进行改善和维修。弗兰克朋友们的妈妈们打来了一些电话，说那次事故之后她们也开车去过那个地方，她们对那座桥以及重新修筑施工的一团糟感到惊骇。
朱迪·彼得森和他们都说，桥梁局官员所说的隔离门，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朱迪打电话鼓励我们，在工作人员到达之前，在太阳升起的时候把它拍下来。我们照他说的那样做了。事实显而易见，那个惟一存在的门在地上趴着——卡车和小汽车每天在来回地穿梭，门就是这样行使着“它们的职责”。
即使这样，桥梁局的人还坚持说他们一直竖立着门，为了在那里没有人值班的时候，防止任何人受到伤害。他们在撒谎。如果在那里竖起来一道门，那么晚上下班工人回家的时候，就绝对没有路可走了，更不用说一天当中，其他人能来回走动，那就更不可能了。
直到那时候，我才意识到，要想引起当局的注意，惟一的办法就是把手伸向政府的钱袋。不让他们感到心疼，他们就不会把别人的事当回事！
我要求政府给我500万美元的补偿。我知道，如果我不去责问政府的不作为，那么别人就可能还会受到与我类似的伤害。这就不得不通过索要巨额赔偿去引起他们对自己工作的方式方法进行反思。我们知道，再多的钱不会也不能代替弗兰克。即使给我们500万，但钱能否痊愈我们所受到的伤害，我们对此有所怀疑——但赔偿不是我们责问政府的动机所在。关键在于让政府行动起来，真正去履行他们的职责，别把伤害老百姓的事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政府的谎言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政府在继续他们的自欺欺人的把戏，企图想尽一切办法，让我们把注意力从那座该死的大桥转移。弗兰克去世三个星期后，在那个地方终于竖起一道门。事实上，那道门就竖立在通向那座桥的路上，门上面有“不准入内”的警示字样。但是门仅在车行道前面竖立起来。在路的另一边，步行者或骑自行车的人很容易通过——虽然政府决定设一个“人行道”，那样可能很好，但是对于禁止人们过桥来说，它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如果是要建立起一个障碍物，那么它就应当算是一个障碍物。就是这样，仅此而已。
不幸的是，当灾难发生的时候，生活当中的“天生爱凑热闹的人”就会出现了。人们非常想了解发生事故的那个现场，在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故是怎样发生的？百闻不如一见，让我们到那里看看孩子们为什么去那里！让我们也爬上去！在这种不言而喻的情况下，政府对事件所做出的反应太不切合实际！
最终，在弗兰克去世三个月以后，加利福尼亚州议会投票决定，拨款470万美元，对弗兰克失足落水那部分大桥，进行拆除。我的一个朋友，在萨克拉门托的加利福尼亚州议会大厦内有特殊的社会关系，他打电话说，尽管“他们”永远也不愿承认那是一个错误，但是由于媒体和我的法律诉讼的压力，导致议会不得不投票表决拨出专款。为拆桥要拨专款的事宣布之后，一家电视台打电话采访我。他们想了解我对此有何反应，也听说我将要撤回我的诉讼——他们从谁那里听到的？关于撤回诉讼之事，我并没有通告过。
第二年，我们亲眼目睹把桥炸毁了——这是一次重大的结束，也是一次重大的胜利。群众聚集在那里，观看那个“事件”的整个过程。我们的朋友和为此与我同舟共济的一个得力助手，乔·汉雷，以及约翰和我，正好处在海湾的一小路段之上，面对着即将被炸毁的大桥。谢乐尔和谢莉和她们的朋友形成一个团体——我们所有在场之人，思潮暗涌，对此在内心深处，都有他人不知的想法。
那座桥确实是一个传奇之物。长期以来，它曾经被视为一个工程纪念物矗立在那里，它的钢筋大梁强硬有力，坚不可破，但是现在，大桥在转眼之间就走进了它的坟墓。随着一连串爆炸声响，大桥的根基也被炸掉了。当我在想象弗兰克从这里掉下去时候，大桥倒塌下去了。整个塔身部分也消失在海湾里。
在我想象的视觉中，又一次看到了弗兰克，看见他不知不觉地滑落到海水的最深之处。那种感觉是相当离奇的，根本不需要刻意的努力，就好像有人在高楼大厦顶部的阁楼里，专门有人为大厅里的人摁下了电梯的开关。
我们听到一阵隆隆声，经过几秒钟之后，随之而来又听见炸药的爆炸声。爆炸声过后，那座桥从眼前消失不见了，就像是弗兰克从我身边消失一样。这种从存在到消失，也只是一瞬间的功夫，紧接着就是周围一片寂静。
我的特殊任务完成了。我的大脑里又出现了让人感到揪心的一幕一幕。
弗兰克死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我有一种幻觉——在清晨的一段时间里总有一个梦。弗兰克坐在我的房间里，谢乐尔也坐在外围。我坐起来。弗兰克问我，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才撒他的骨灰。我向他解释说我必须等到所有孩子都回来——我们才能撒他骨灰。因为他最好的朋友盖茨，直到圣诞节期间才从俄克拉荷马州回来。弗兰克的回答是“哦！”——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我才意识到弗兰克不再匐在我右侧的肩膀上了。我再也感觉不到他的出现。我很是生气他就这样不声不响地遗弃了我。后来我意识到了什么——我不再需要他帮助我度过生活中的每一天。
从始至终，现在该是解决尚未解决的诉讼问题的时候了。我的目的不是要钱，而是要引起政府的关注。特殊任务完成了，我的最终目的也达到了，所以我没必要再和政府就这个问题纠缠下去。我这样做，使我的代理人非常吃惊，我通知他们说，我先按我胜诉的结果给他们解算所有的诉讼费用，然后结束这次诉讼。弗兰克帮我找到了活下去的信念，他帮助我找到了一个精神上的寄托——现在他可以安息了，终于可以安息了。
这些是教训吗？
以前，一个朋友在弗兰克死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表示慰问。我打电话对此表示感谢。她一接电话就对我说，这次事故将会“教给我一个训诫。”——她怎么能那样说呢？这些话从她的嘴里说出来竟然如此容易——看来她还没有也不会置身处地的为我想一想，她永远也不会感受到我的内心的痛苦。
遗憾的是，那些让我们倒霉的事情，不是在诘难我们的同时再给我们一个教训，而是作为一个糟糕的结果出现，让我们不得不去承受和面对。那些教训，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强大而有力的扒手，让我们失去本属于我们的幸福。
上帝并没有通过预计弗兰克到那座大桥去玩，会导致失足而死来“教我一个训诫”，但是在弗兰克死后他却让我明白一个训诫。我学会了在上帝的“不”后面找到一个“是”。我学会了怎样找到一种精神寄托——一个目标——在弗兰克遇难之后帮助我度过那段痛苦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