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关于留学生卢刚在美国杀人的讨论，暴露了当代中国青年价值观的混乱，故有此文。年初在国际宗教史协会（ＩＡＨＲ）北京会议上第一次用英语发表关于现代宗教改革的论文，被我很尊敬的陈泽民教授评为“一个哲学家的梦”，很为震动。妻子在暑假后赴加拿大半年，期间我一人照料上小学的女儿，一日忙于三餐做饭，又为寄送“宗教与世界”稿件摔断了脚趾，十分狼狈。
年底为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会议写作英文论文“中国知识分子向何处寻求智慧”，完成那天因通宵写作，凌晨腰疼得无法从椅上站起！赴港申请批准拖延，终未成行。
从绝对命令到社会生态
爱荷华大学校长在被害者葬礼上说：“我们无法理解，我们感到茫然……”对这次讨论中出现的某些说法，我也无法理解，但是绝不茫然！
例如，有一种说法是：在某种“公理系统”中，卢刚“绝对是位英雄”，因为他“追求绝对的公正”，“追求的是超越，考虑的是存在的意义，而不仅仅是衣食住行。”这几句话如果不是反话，确实无法理解。但是有一点是清楚明白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价值观，可以为之说出一套“理”，甚至说得很有“系统”，可是那个“理”却未必“公”。像卢刚那样为一己“出气”而使未犯死罪的人惨遭横死，用放暗箭打冷枪的阴险去制造奇冤大屈，这是堕落为大奸大恶，哪来半点“英”气？这是在制造“绝对的不公”，哪还有“理”可言？所谓公理，应是人类理性能够接受的道理。理性告诉我们：假如人人都可以为自身的“自我”去毁灭他人的“自我”（甚至因此而成“英雄”），则一切“自我”都将不复存在。
“公正”意味着为了某种真正的“公理”或公平原则，不惜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判断或抉择。所以“大公”必连着“无私”（在此，“公”指的是公正原则而不是某个团体）。卢刚恰恰是为泄私愤而践踏了公正的原则或公理（如“对等原则”，“人人有生命权”等），这不必多说。这里要问的是：如果生活中找不到“绝对的公正”，人是否就可以为所欲为？
假如“绝对公正”指的是要“所有人都满意”，那确实很难找到。不过的确有一条“绝对公正”的原则，那就是康德揭示的道德律“绝对命令”，所有人都必须遵守这条命令：“不论做什么事，总应该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这意思是说，如果你真心想要人人都接受你做某件事的道理，那么你就可以做那件事，否则就不该做那件事。例如，你想造假药时，如果你真心想要人人都做假，真心愿意你喝的牛奶掺了尿素、你买的火车票都是假票、你看的报上全是假消息、你生病时到手的全是假药，那么你就可以造假药，否则你就不该造。康德发现的“绝对命令”、“人是目的”等道德律，实际上正是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和维持的基础，正是人作为人不能不接受、若不接受则无法做人的公理。东方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之说，西方有“爱邻人”、“爱人如己”之说，这绝不只是什么“立教”者、“立法”者的事情，而是为人之本、做人之根；这也不只是什么哲人教主的教导，乃是人之由来、人之所往！
所以前述问题可以这样来回答：生活需要一条“绝对公正”的原则，那就是，人不可以为所欲为，或者说，自由的界限，是不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康德说的道德律，是“绝对服从”又“法由己立”，以人为目的而普遍有效，这就是“意志自律”，也即自由。由此可以看出，当代不少青年对西方“自由”学说的误解，已到了颠倒其本意的程度。一般只认为“自由不错，应该追求”，然而西方哲学思想所说的自由（这里指意志的自由，不是指社会政治层面的“出版自由”之类），是人本来就有的，不待“追求”。它几乎等于“选择”或行动自决，所以它要人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不能推诿给必然性），于是它带来的常常是悔恨或痛苦，而不是安宁或幸福。
说它“好”，是因为它能使人摆脱必然（即有别于自然），但它有一大“害处”，即它与人的局限性一起造成了犯罪（道德上宗教上的罪）的可能。至于某些以“自由”之名而犯的罪行，其实恰恰是放弃自由。例如，你指责我偷窃你的食物，我可答曰：“我饿时有吃饱的自由！”这样说实际上把自己降到了无自由即“非人”的层次，因为如猪狗之类的“非人”，饿时见食必吃，这是受制于必然的自然规律。而人却能够为某种目的，拒不服从这种自然规律，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自律。所以康德指出，自由是道德律的前提，道德律又是自由的体现，自由与道德是无法分割的。
看来，梁启超在本世纪初的这段话，在本世纪末还得重复：“嗟夫！今世少年，莫不嚣嚣言自由矣，曾不审夫泰西之所谓自由者……无一役非为团体公益计，而决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骜者所可托以藏身也。”（《论自由》）现在不少人认为自私自利可“托以藏身”的，还有“功利主义”、“快乐哲学”等学说，以及“个人”、“自我”等概念（此次讨论亦有涉及）。殊不知这里也有南辕北辙式的误解，以至在丧失“国粹”的同时，又糟蹋了“洋粹”。例如，“功利主义”讲的善恶标准，要在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非一己私利；“快乐哲学”讲的个人幸福，在于符合自然的法则或神意而得到和谐安宁；“个人本位”讲的是尊重保护个人独自具有而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侵犯（更不必说毁灭）个体的他人，恰恰是在践踏这个原则；至于“自我”，乃是属于人而不是非人，属于前述“自由”而不是必然的东西，因此可以说，侵犯他人的自我，就是侵犯自己的自我（正如辱骂别人之时就侮辱了自身）；以自我为中心，就是贬低自己的自我（贬为一个偶像）。
梁启超指出，各种奴隶状态均“莫惨于奴隶于我”，战胜自己才能自强：“自胜焉，强焉，其自由何如也！”这就涉及开头提到的“超越”问题。所谓超越，就是要超越自我。像卢刚那样深陷于忌恨的泥潭，既超不出对“偷斧子的人”的猜疑心，又越不过因所谓“个人羞辱”的报复心，只能灭顶于一己幻觉，从何超越自我，遑论“追求超越”？他那种金钱可慰父母之心、性交重于厚爱深情的态度，那种为“论文得奖”、“风光风光”而活着的境界，清清楚楚地表明，他恰恰陷入了存在哲学揭示的那种只为“眼下”而活、不思存在意义的低级生存方式。从这种低于人的生活方式，走向“好活不如赖死”的行为，实属必然。因为，“不知义”，正可说是“赖”；“低于人”，恰无异于死。
印度教有言：大梵像整个空间，个人灵魂像罐子里的空间。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小我”与“大我”本为一体的关系，深刻地揭示了自我的非孤立性和超越自我的必要性。海德格尔则说：人的存在是ＩｎｄｅｒＷｅｌｔｓｅｉｎ（在世，在世界之中存在），个人的存在是同世界不可分离的。从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是政治动物的学说，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是社会关系的理论，无数思想家都指明了人类体验到的这一事实：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也没有个人。正如破坏自然的和谐、打断自然生态的链条意味着死亡一样，破坏社会的法则、打断人际生态的链条，也将导致死亡，更快速、更直接的死亡，包括每一个人的自我在内的死亡，而且是作为弱肉强食的禽兽的死亡！
海明威曾引用过３００多年前英国宗教诗人约翰·堂恩的一段话：“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绝对不必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丧钟是为你而鸣。”这位美国作家曾多次远渡重洋，为异国人民的生存而战，以实践这段警世恒言。他死后３０年的今天，我们要问：如果人类自己毁灭自己，谁来为我们敲丧钟呢？
原载《北京青年报》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８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