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公民社团应该纳入社会监管的视野，以防止其行为背离其宗旨或本质，简言之，防止并制裁其中违法腐败的行为。这又是同以法治国的现代文明原则完全一致的。
总而言之，中国宗教的现实问题，症结在于未能确立其作为“公民社会”的观念；而未来的出路，也就在于确立这种观点，并立法将其定位于公民社会，纳入法治而非行政管理的范围。
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江山代有才人出
——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纪初中国基督教研究学者素描
在中国，对基督教的研究，是反映中国整体的思想潮流甚至社会状况的一面很好的广角镜。这不但是因为，基督教研究同其他“敏感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一样，直接受到社会思潮、时代变迁甚至政治形势的影响，而且更是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即基督教本身，其在中国的命运，也是同中国整体的思想气候、社会变迁和政治形势紧密联系的。这就好比一个角色的命运如果同全剧的情节相关联，对这个角色的研究就必然会反映出全剧的梗概。所以，正如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相当集中地折射出了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国的基督教研究事业的发展演变，也相当集中地折射出了中国的思想发展甚至社会发展的历史。
不过，应这次会议主办者的邀请，我在此要谈的，主要是近几十年研究基督教的中国学者作为整体，在思想方面的大致趋势。由于对象的丰富和生动，又由于自己的无能和疏懒，请大家把在此听到的东西，权且看作一幅拙劣的素描练习吧！
一、背景
１．２０世纪初叶到中叶
２０世纪初叶的中国，正处于整个中国史上空前未有的巨变挑战之下。同西方列强的激烈冲突，导致了国内统治阶级和知识阶层的反思以及国内各阶层的动荡，由此而有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态或发展。在所有这些重大事态或发展后边，都可以看到基督教发挥着极其复杂和深刻的作用，由此，必然引起一些思想有足够的宽度和深度的知识分子和学者对基督教的反思，从而导致基督教研究的萌芽和发展。
同西方列强的激烈冲突，至少从现象上看，还包括１９世纪中期以来反复出现的所谓“教案”，这就同基督宗教的在华传播有直接的关系。教案的发生，当然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尤其是士绅阶层和家族宗法制度）有关，与当时朝廷对“洋教”和列强的政策以及许多官绅对朝廷政策的不满有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基督宗教本身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必然在堪称最大教案的义和团运动之后，即２０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反思。这些人士之中，颇有站在极端的民族主义或混乱的阶级斗争立场猛烈批判基督教者，以２０年代初期“非基运动”中的部分知识分子为代表。但其“宣言”、“通电”之类言论，多为激愤之辞，简化或丑化的谩骂居多，同“基督教研究”的距离，不啻霄壤！
清末新政的先声即戊戌变法，其中也有不少基督教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以李提摩太（Ｒ．Ｔｉｍｏｔｈｙ，１８４５-１９１９年）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同包括光绪皇帝在内的维新派之交往，以及他们的政治言论而发挥作用。而辛亥革命的领导人物和积极分子，有不少本身就是基督徒。除了孙中山本人和黄花岗烈士等众所周知者，还应该指出，在国民党内，虽然有人激烈反对基督教甚至主张“打倒宗教”（如叶声、袁业裕、张振振等），但也有人本身就是基督徒并主张“信仰自由”（如王宠惠、张之江、钮永建等），更不必提蒋介石、冯玉祥、孙科等许多军政要人，本身也是基督徒。至于新文化运动，它所集中反映的思想气候和社会潮流，也同基督教在民国初年推广新式教育、创办现代医疗、倡导习俗革新、开创新闻出版等有关。
于是，本身就参与上述重大事件的一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自然会对基督教及其与中国的关系产生兴趣，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其中自然也会有种种不同的声音，既有胡适之等人理性中立的看法，也有李大钊等人激烈抨击的观点，还有陈独秀等人表示赞赏的言论。
至于堪称基督教研究的着述，则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陈垣等人为代表的史学家们的着作，主要是对中国历史上某些时期（例如唐朝和元朝）或某些教派（例如景教和也里可温）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考据；另一类是以吴雷川、赵紫宸、谢扶雅、王治心、徐宗泽、方豪等人为代表的教内学者们的着作，其中既有历史研究（例如王治心、徐宗泽等的着作），又有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例如吴雷川、赵紫宸、谢扶雅等的着作），还有关于基督教的人物、教会、教义、神学、哲学、以至基督教的伦理思想和社会观点等方面的着作，堪称丰富多彩、蔚为大观。其学术广度和深度，就总体而言，远胜于教外学者。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学者既有基督教信仰，又具有在学术上求实、公正、严谨的精神，富于学术良知，堪称一代人文学者之楷模。阅读他们的着作，读者可以发现，他们的基督教信仰，不但丝毫无损于其学术素质，反而是其学术素质之强大的内在保障。那至少是他们成为那个时代基督教研究主力的内在动因。
２．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
众所周知，在这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明显的社会政治原因，基督教整体而言处于逐步萎缩的状态。外国传教人员全部离境，中国神职人员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饱受冲击，不遑宁处，教堂、教产被占，教育、学术、出版、慈善机构全部锐减，越来越多的信徒甚至不敢表明自己的信仰。从“大跃进”（１９５８-１９５９年）时期各地大搞“无宗教县”，到“文化革命”（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期间全国彻底消灭宗教，基督教同其他宗教一样在劫难逃。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可能有任何基督教研究可言。教外公开出版的书籍报刊，偶有提及基督教者，全都众口一词地斥之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传教士全被指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帮凶”或“间谍”，至于信徒，则不是“反动”就是“落后”，甚至被斥为“洋奴”或“走狗”，后来干脆称为“牛鬼蛇神”，划归彻底扫荡的对象。这样的判断、论断和相应的做法，当然同作为客观严肃的学术事业的“基督教研究”，相去十万八千里。
总而言之，基督教研究在这一时期之消失，既反映出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首先是宗教学，还有人口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因政治气候而枯萎的情况，也反映出其研究对象即基督教本身的处境，及其后来从中国社会上的消失，从而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大陆在那三十年间的思想气候，社会剧变和政治形势。
二、第一代学者：从宗教到政治，从革命到反思
尽管总体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形势略如上述，但是生活在那一时期的千百万从事各种各样学科的学者之中，毕竟会有一部分人，不管人数比例是如何微不足道，会对基督教研究有个人的兴趣。然而最为奇特的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表露出这种兴趣、能够在一定范围内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几乎不可能有任何教外人士，而只有在“文化大革命”前尚能勉强存在的政府认可的教会内少数领导人物和教内学者。至于教外学者，则多数是在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允许宗教重新活动的７０年代末期，才开始通过反思以往的荒唐岁月，而产生这种兴趣的。所以，我们对这一时代的学者特点的总结，按时间顺序分为两个阶段，同时也就已经表明，他们分属于两个极不相同的社会群体。
１．从宗教到政治
如前所述，从５０年代初开始，中国教会同整个社会一样，经历了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在很多时候甚至是“暴烈”（毛泽东语）的革命。教会在一场接一场“政治运动”中，同当时中国社会的所有部门一样，其精力、时间、资源甚至基本的关注对象，都日甚一日地被拉向了党和国家领导发动的“运动”或“斗争”——“土改”、“抗美援朝”、“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斗争”、“大跃进”、“反击右倾”、“社教四清”……最后是“文化大革命”！除了同其他部门一样被抛入每一场政治运动之外，教会还由于“先天的”弱点——与党的意识形态的无神论和唯物论在思想领域相对立，在历史上同西方国家或“帝国主义侵略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等。所以，教会在所有的“运动”中，不得不展开更严酷的内部斗争。因为所有的“有神论者”、“唯心论者”和“里通外国者”随时都有挨整的可能，所以，依靠政治上向党“靠拢”以求自保，几乎成了求生之必须。
当时大多数的教会领导人物和教内学者，尽管从来就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并由此期盼革命带来社会的改善，但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和５０年代最初的时光中，还能把主要的时间、精力或注意力放在宗教事务上，也至少部分地放在基督教研究上。
然而，在上述情况之下，到了５０年代中期之后，再继续如此已经日益困难，甚至逐渐变成不可能了。因为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思维的统治地位，已经不仅仅表现在政治领导中，而且无所不在地控制了所有的社会、文化和思想领域，而且发展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程度。
这种转变的外部标志，是神学院和修院急剧减少，师生数目锐减，宗教方面的公开出版物日益萎缩，几至消失；即使在那几本寥若晨星的宗教杂志中，为适应政治形势和政治需要而写的东西也占了大量篇幅；即令在那几篇凤毛麟角般的学术文章中，也可以看到对政治需要的关注或适应政治需要的说法。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基督教研究学者，基本上都是教内学者，而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关注，基本上都经历了从宗教转向政治的过程。
２．从革命到反思
与教内学者的经历相似的是，教外学者尤其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在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的三十年间，总体而言，也都是越来越多地关注“政治运动”，而不是自己的学术研究。即使在从事专业领域的研究时，他们也不得不“政治挂帅”，即必须以党或政治领导的政治要求，来统率学术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结论，因为若不如此，轻则会被批判为“只专不红”，重则被挂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在日益严峻的社会政治氛围中“靠边站”（即被贬斥），直到在“文化革命”中遭受严酷的迫害和非人的折磨。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时相当数量的学者或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即５０年代在二十至三十岁者）确实满怀着对新社会的希望和热情，真心实意地投入了当时所有那些“革命”的政治运动；他们在当时无孔不入的宣传鼓动下，确实也真心实意地认为，以往所有的学术着作、学术研究，甚至中国的和外国的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遗产，都是“落后”、“唯心”、“反动”的“糟粕”、“鸦片”、“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应该与之进行“彻底的决裂”（马克思语）。６０年代以后，他们至少要公开表现出同意党的这个基本主张，即是说，一切非中国（和非阿尔巴尼亚）式马克思主义的，或者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思想的文化（包括学术），全都应该斥为“帝、修、反”（指西方国家、东欧集团和世界上其他非共产党国家）的“封、资、修”（指传统中国文化、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外的所有共产党治下的文化），必须予以扫荡。
一句话，数量巨大的知识分子和各学科学者，确实都以政治立场主导学术立场，全心全意地拥抱“革命”思想、“革命”运动，至少在“革命”中投入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但是，“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亲身经历的空前灾难，使他们不得不反思这种“革命”的意义何在。从毛泽东去世（１９７６年）前后开始的反思，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把目光重新投向曾被说成是“水深火热”的“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文明，重新投向曾被相信为一片漆黑的“往昔”，尤其是传统的文化。在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末的大约十年间，在这方面的反思和开放的方向，主要是朝向西方，具体表现为开始翻译和阅读西方的人文、社科和哲学着作，由此而有所谓“弗洛伊德热”和“萨特热”等在年轻人当中的兴起。
在这种“从革命到反思”的总趋势中，有极少数学者开始注意到了“西方”“传统”的主流，即基督教的重要性，并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其中更少的一些人利用已有的可怜资源和所在单位少有的学术环境，留下了一些基督教研究方面的初步成果，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复三，唐逸和付乐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徐怀启，杭州大学的胡玉堂和陈村富，北京大学的杨适，南开大学的于可等人。这些成果，有些现在看来过于偏颇（如赵复三的某些着作），有些似乎仅仅限于介绍（如付乐安的某些作品），但都应归咎于那个时期的思想禁锢和学术封闭之限制，其程度也许是现在的年轻学者难以设身处地想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