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期的敦煌
蒙古帝国占领敦煌之前。这里属西夏所有。1224年，成吉思汗在结束西征、回军漠北的路上对西夏西部的边境重镇沙州，进行了一次试探性进攻，由于沙州军民的奋力抵抗，击退了蒙古军队的进攻。1226年，蒙古对西夏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成吉思汗派大将速不台率一支军队，越过戈壁大漠，在征服沙州西南界的撒里畏吾尔部之后，继续东进，再次向沙州进攻，沙州遂为蒙古军队所占。成吉思汗所率蒙古主力，则先后攻占肃州、甘州、凉州等地，于是，千里河西走廊尽为蒙古帝国所有。
蒙古帝国拥有河西后，按照蒙古的传统制度，把河西地区的土地和人口，分别赏赐给蒙古宗王作为封地，瓜、沙为蒙古宗室术赤之子拔都所辖。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即将敦煌纳入直接管辖范围。1227年统一中国后，元政府正式设沙州，属肃州路管辖。1280年，又升为沙州路总管府，下辖瓜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在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敦煌在丝绸之路上仍发挥其作用。西夏时期，不准西域各国通过敦煌与河西向宋朝通使朝贡，对过境商人，征收“十中取一”的过境商税，过境商人还要遭到羁留、勒索或劫掠，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迫使西域各国的朝贡使者和商人不得不避开河西走廊，从塔里木盆地南沿经青海进人中原。而从事通商最活跃的回鹘人则较多使用从中亚到蒙古的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但这两条路线均不如河西通道方便易行。另外，宋元以来由于航海事业的发展，中国与欧洲、西亚、南亚许多国家、地区的交往，大部分通过水路，但对西亚、中亚和西域各地来说，陆路仍是到中原地区最方便的途径。成吉思汗在西征前几次进攻西夏，都有打通河西通道的意图。蒙古帝国灭掉西夏以后，经由河西、敦煌的交通路线再度成为联结西域与中原的主要通路。蒙古帝国和以后的元朝，版图比汉、唐都大，和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比已往更加密切。为了保证过往使节、商人的需要，蒙古帝国的统治者窝阔台在河西走廊的沙州、瓜州、肃州等地设立了驿站，以后的历代蒙古统治者也都十分重视河西驿站的建设。由于道路畅通，欧洲、亚洲许多国家的使节、僧侣、商团等，经西域、敦煌而达内地。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克·波罗，就是从西域经沙州、肃州、凉州，然后往东北经宁夏、内蒙，于1275年到达元朝上都（又称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其所著《马克·波罗游记》，对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各国及其周围主要城市都作了记述，是第一部向欧洲人系统、真实地介绍亚洲和如何通向亚洲的巨著。
蒙古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因此，蒙元时期，佛教、道教、基督教（即景教，元代称也里可温）、伊斯兰教同时在中国流传，也里可温、答失蛮（伊斯兰教士）同僧人、道士一样，享有免除杂泛差役的权利。当然，蒙古统治者对宗教也有厚薄之分，他们最重视的是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其次是道教，然后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①就西北地区而言，唐、五代以后，中原地区的佛教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逐渐走上衰落，而西北地区，佛教却仍在大力发展，西夏、高昌地区的佛教以及藏传佛教，都于这一时期在西北独领风骚。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扶持和佛教在西北地区深厚的根基，蒙元时期，佛教在敦煌仍然流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藏传佛教对敦煌的影响。
藏传佛教的传人和兴盛同河西走廊关系很大。1229年，窝阔台在位时，河西诸地已成为蒙古领地，窝阔台将凉州划作其子阔端的封地。1239年，阔端派大将军多达纳波率军进入西藏，驻军于拉萨以北热振寺一带。前藏、后藏各封建主均表示归附。多达纳波向阔端写信报告了西藏各教派的情况，他认为萨迦的萨班大师，学问最好，声望很高，建议阔端邀请萨迦派的班智达（简称萨班）贡噶坚赞（1182年一1251年）到凉州，以便通过萨班及萨迦派势力，进一步控制西藏及西部藏族地区。阔端采纳这一建议，正式邀请萨班到凉州会晤。萨班在与卫藏地区各种势力磋商后，携其两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于1246年到达凉州，当时阔端正在蒙古，第二年返回凉州后即与萨班进行谈判，最终达成西藏归顺蒙古的协议，西藏统一于蒙古帝国之下。1251年，萨班去世，八思巴继承了萨迦派教
①参阅《元典章》卷33《礼部六·也里可温教》。主的地位，成为萨迦之第五祖，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蒙古汗位，慕萨班之名，邀他人朝。因萨班已故，阔端将八思巴荐于朝廷，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北京），设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命八思巴掌管全国佛教和西藏地方事务。八思巴利用他在中央政府高级官员的身份，积极倡导藏传佛教，使萨迦派密宗迅速流行全国。因此，敦煌在蒙元时期佛教依旧盛行，藏密成为敦煌寺院的主要教派。
由于藏传佛教成为敦煌寺院的主要派别，元代敦煌石窟艺术也直接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莫高窟第465窟就是元代萨迦派密教艺术题材的代表窟。此窟主室为正方形，覆斗顶，设中心圆坛，坛上塑像已毁，窟顶画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四壁则绘有各种金刚。其中有表现男女相抱修炼的双身合抱像，即“欢喜金刚”，还有表现以恶制恶的“愤怒金刚”等，人面多作绿色、青色或红绿阴阳面，人物形体描绘准确、生动，线描细腻，晕染富有立体感，表现了萨迦派艺术的独特风格，是藏族画家中几位高手的作品。元代壁画中密教题材十分突出，特别是接受了从西藏传来的萨迦派密教艺术，虽然开窟画壁为数不多，但由于出现了新的风格，取得了新的成就，从而打破了莫高窟最后时期的沉寂气氛。
当然，从汉地传来的密宗教派在元代敦煌也没有绝迹，如第3窟主室的千手千眼观音就是元代汉密系统壁画的代表作。千手千眼经变，是佛教密宗的重要题材，3窟千手千眼经变是通过南北壁结合而画出的，这也是该窟的一大特色。南壁正中画11面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站在莲台上，西侧画梵天女，婆罗门，东侧画帝释天和梵天女。北壁中间也画有11面千手千眼观音立像，下方画毗那夜迦天，他们分别戴象冠和猪冠，东侧是婆薮仙和护法金刚，西侧是护法金刚和吉祥天。这些壁画中最令人称道的是画家总结了前代的线描技巧，使用了多种线描技巧来塑造不同的质感。用圆润秀劲的铁线描表现人物的面部和肢体，用折芦描表现厚重的衣纹褶壁，用丁头鼠尾描表现力士隆起的肌肉，用飘逸的游丝描表现蓬松的须发，从而使肉体、须发、璎珞、锦、绢、绵、麻等各种不同质的东西，都得到恰当的表现。人物造型端庄高雅而娴淑，具有儒家的庄重与“衣冠文明”的气度；线条组织富有节律，于丰富多变中求和谐统一，柔美中见刚劲，近乎一幅颇具特色的工笔淡彩，是莫高窟晚期少有的佳作。第3窟是一个小型洞窟，进深仅2米多，为覆斗形顶，正面开一龛，龛外北侧下方有一则题记：“甘州史小玉笔”。由此可知这个洞窟的壁画是史小玉所画的，莫高窟444．窟的木质龛上留有他在元至正十七年的题名，甘州画家史小玉是河西土生土长的艺术家，他的壁画，代表了这一时期河西地区高超的艺术水平。
蒙元统治者十分注意利用佛教维护其在敦煌的统治。现存巴黎的一件西夏文残刻本佛经的题记中记载元僧录广福大师管主大八施大藏经于沙州文殊舍利塔寺，表明元朝廷对敦煌佛教事务的关注。莫高窟现存的蒙、汉、藏、梵、西夏、回鹘6种文字的《六字真言碑》就是当时治镇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及其王妃、太子、公主、驸马等出资于至正八年（1348年）刻立的。其后，继速来蛮治镇沙州的西宁王牙罕沙于至正十一年对莫高窟皇庆寺进行重修，并刻立了《重修皇庆寺记》碑。①可见元代敦煌佛教的继续流行，是与蒙古统治者的倡导和带动分不开的。
然而，尽管如此，元代敦煌仍如同一抹落日的余晖，焕发出的是最后的辉煌。无论就丝绸之路而言，还是就经济文化而
①参阅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第104页一10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言，元代以后，敦煌逐渐显得沉寂了。
首先，就丝绸之路而言，汉唐时期，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元代河西走廊虽仍为重要通道，但中亚至蒙古的草原之路却被频繁使用，这就使敦煌失去了丝绸之路交通咽喉的地位。由蒙古地区通过巴里坤（蒲类地区）或通过阿尔泰进入西域及中亚一带的交通通道，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西域以及中亚交往的通道，这是一条很古老的东西交往的通道，它就是所谓草原丝绸之路。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5世纪至3世纪，中国中原地区就与阿尔泰山脉西部有了密切的联系。秦汉之际，阿尔泰山南北、天山南北及河西广大地区，均在匈奴控制之下，草原路成为匈奴控制阿尔泰山南北广大地区重要的交通线路。匈奴统治者通过抢掠或和平手段获得汉朝大量丝绢、绸缎以及金银器皿、陶瓷制品和粮食等物，除自己享受外，把从中原获得的大量丝绸和其他物品，通过草原路运往中亚进行贩卖，这就使草原路成为传统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的补充线路。匈奴之后，鲜卑、柔然等民族也都是草原丝路的主要贩运者。南北朝时期，对这条丝路起过重大作用的是突厥。6世纪中叶，突厥汗国完全控制了草原路所经过的地区。突厥贵族利用北周、北齐矛盾，每年坐收丝绸数万段，并将其中大部分通过草原丝绸之路运往西域、中亚、波斯、东罗马等地。由于突厥丝绸大量西运，特别是突厥与东罗马直接交往，影响了波斯对丝绸的垄断地位，引起东罗马联合突厥对波斯的战争。因此，南北朝时期，草原丝绸之路在东西方经济交流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7世纪三四十年代，回纥兴起于漠北，他们继承突厥汗国的传统，把从中原获得的丝绸等物，通过草原路，运往西域、中亚等地，以换取从中原得不到的铁器、武器等物。“安史之乱”后，吐蕃乘机进占河西、陇右，丝绸之路东段受阻，而当时回纥与唐朝仍保持友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唐朝与安西、北庭都护的联系以及中原同西域各国的交往，完全要通过回纥地区，这就使草原丝绸之路地位更加重要，甚至在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原与西方进行政治、经济交往的主要通道。南宋末年和蒙元时期，伴随着蒙古的西征，使这条路更加畅通起来，不仅欧、亚等地的商人通过这条路到达元都城大都，而且蒙元时期的几位著名旅行者如丘处机、耶律楚材等人，都是通过这条道路来往于中原、西域和中亚地区的。元代草原丝路的再度畅通，自然使传统的丝绸之路地位下降，因此，元代敦煌已失去了它在汉唐时期所拥有的风采。①另外，宋、元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则对陆上丝路产生了重大影响，此问题我们将在下节里重点阐述。
其次，就战略地位而言，唐以前，中原王朝的政治重心在西北地区，河西地区作为西北重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敦煌则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的前沿阵地。因此，汉唐以来，中原王朝就十分重视对河西、敦煌的经营。宋代以降，随着中原王朝政治中心的逐步东移，西北地区在全国的战略地位也随之下降。蒙古帝国建立后，更进一步将其边境扩展到中亚地区，其西北地区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河西地区实则成为内地。元朝初期，其直接统辖的西部边境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与和田，版图比汉唐都大，沙州已失去西域门户的地位。这就决定了蒙元统治者对它的重视程度必定是有限的，它只能成为河西通道上的一个补给站，却不像汉唐那样成为对西北甚至对国都安危都有影响的边防军事重镇，蒙古大军驻扎在离敦煌千里之遥的肃州，敦煌被弃置在防线之外，只有部分汉军且屯且戍。直到1303年，元统治者才在御史台的建议下派1万蒙古
①参阅杨建新、芦苇：《丝绸之路》第162页～166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军队分守瓜、沙等地的险要地方，而此时距敦煌纳入蒙帝国版图已有70多年了。元朝统治者不重视敦煌的另一表现是从瓜、沙地区向肃州移民。1291年，元统治者首次将瓜、沙居民移往肃州，此次移民颇为彻底，瓜州仅剩一空名。次年又从瓜、沙向甘州移民，由于上年瓜州百姓大部已被迁走，这次移民重点是沙州地区。在向河西东部移民的同时，元朝在河西地区实行的行之有效的军屯制度，在敦煌地区也受到限制，1295年和1309年以前被两度废止，只是由于在百姓大量东迁的条件下不实行军屯，戍军和过往使节、行商的供给就无法解决，军屯才不得不屡止屡兴。沙州在：1280年升格为沙州路总管府，也不是因为其地位重要，而是因为缺粮，内附贫民乞粮时须向肃州路领取，往返不便。上述事实说明，蒙元时期，敦煌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了，且由于向肃州、甘州大量移民及军屯的忽兴忽止，造成经济发展的起伏不定，从而使敦煌经济也逐渐走向萧条。①
元代以后，莫高窟的营建即告停止，有明一代，莫高窟长期陷入无人管理的状态，佛像遭到毁坏，窟龛也为流沙所埋。清代虽一度增补和重修，但内容混杂，技艺低劣，同旧有的艺术效果相去甚远。就敦煌艺术的发展而言，为数很少却描绘精湛的元代洞窟，正是敦煌莫高窟艺术的尾声。
①参阅宁可、郝春文：《敦煌的历史和文化》第133页～138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版；郝春文：《略论古代敦煌兴衰之因》，《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第296页一301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