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打造文化精品并非易事，需要如琢如磨的功夫，不可一蹴而就。浮躁的心理，急功近利的做法，不肯付出的作风，都与精品无缘。《半月谈》（2005．24）载文说，我国国有院团数千个，每年上演4000多台剧目，平均每天有十几部新剧上演，其中不乏几百万元的大制作，应该说，数量之多，世界罕见。但是，由于缺乏精品意识，这些节目寿命极短，到第二年又被新的4000多台节目所取代，造成极大的浪费。甘肃也存在类似问题。文艺作品数量多，但质量不高；文艺发展规模很大，但力度不够。如不适时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碍于文艺事业的发展。在现阶段文艺创作中，我们当然不可能将每部作品都打造成精品，文艺家应正确处理普遍繁荣与精品创作的关系，在积极推进文艺普遍繁荣的同时，不断向更高层次攀登，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精品。总结省内外精品创作的经验，我们认为一部精品力作的诞生，至少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二）精品创作的主体条件
从创作主体的方面来说，制约文艺创作的主体因素很多，如生活积累、素质、艺术修养、审美观念、创作实践等，都是文艺创作必备的条件。不过对于文艺精品创作来说，除了要具备这些基本条件之外，还应该有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起码有这样几点当是精品创作者必备的生态基础。
其一，德艺双馨，涵养执著的精品意识。鲁迅先生说过，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文艺家能否创作出精品，总是与其艺德修养成正比的，并与他能否把这种艺德修养转化为精品意识有关。近些年来，随着文学艺术由“中心”向“边缘”的节节挪移，文艺家的敬业精神和艺德行操正受到商品大潮的挑战。当前有三种悖反现象容易对精品创作带来观念上的困惑。一是精品创作中精神功利与物质功利的悖反。就经济效益而言，精益求精的纯文艺创作不仅远不如下海经商有利可图，甚至也敌不过平庸或休闲之作来得实惠。文艺家出于生存之需或为名利所困，有时不得不屈就于物欲的诱惑。二是文艺作品的艺术价值与衡量作品的经济杠杆之间的悖反。由于市场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愈是艺术价值高的作品反而愈不好卖钱，这种精神的高投入与物质的低产出现象，易于造成审美文化市场价值体系的失范。三是曲高和寡、媚俗获众的悖反。通俗文艺对大众审美文化的挤占，使得一些文艺家为摆脱“高处不胜寒”的寂寞，纷纷舍雅求俗、屈尊求活，淡化或放弃对精品的执著追求。在这种情况下，有志于艺术追求的作家，更需要涵养艺德、高擎艺品，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清贫和寂寞，着意于精品创作，自律于“慎独”之境，不为外界诱惑所动，不为功名利禄眼红，保持一颗平常心、平静心，避免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或追名逐利。文艺史上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是，大凡留存于史的精品力作都有两种特殊的表现形态：一是创作者艺术生命的逆境生辉效应，一是精品价值的时空增值效应。前者指文艺家处逆境不屈其志，感时艰自强不息，人生的挫折、命运的打击、环境的窘迫、生活的磨难等诸多坎坷和不幸，不仅锻炼了这些文艺家的意志品质，磨砺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能力，而且还促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生活、体察人生、省思历史、洞悉社会，最终在达成生命的大彻大悟的同时，也使文艺家蚌病成珠，在春蚕吐丝般的文艺追求中登上艺术的高峰。后者是指精品力作的历史眼光和永恒魅力。大凡真正的文艺精品往往是历久而弥新，随流传而增值，甚至由精品而达经典成为人类审美时空永恒的艺术星座。如此看来，那些坐得冷板凳、十年磨一剑的文艺家，那些德艺双馨、淡泊名利、追求执著的文艺家，也许正是创造精品的潜在的“黑马”和真正的弄潮儿。
应该反思的是，近年来有一些作品仅仅热衷于外在形式的包装，就以为是创新的，如一味追求服饰、灯光的华丽、设计的精美，而对作品贫弱的思想内涵和苍白的艺术表现力淡然处之，往往投资甚巨，收效甚微，事倍功半。还有一些作品急功近利，仅仅是为了阶段性的评奖或配合某一大活动而创作，缺乏严谨的态度，急于将作品出炉，人为炒热，以图回报。结果是难有突破，难有作为。这些都与艺术的创新原则相悖离，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精品。其二，忧患苍生，培植人文精神。精品始于忧患、始于责任、始于人文关爱，始于对社稷民生的现世关怀和对人类走势的终极关怀。一个有志于精品的文艺家，不能拒绝责任、拒绝忧患、拒绝爱心，不能没有社稷意识、庶民意识。他应该关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关注人类的现状和未来，拥有体察人类进步的大关怀和承担人类苦难的大悲悯。有道是，一滴水见太阳，一粒沙子见世界；你的作品连接时代的脉搏，包含群众的心愿，才能触动民族的神经，成为时代的代言人。其三，追求原创，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资源和表达方式。从艺术上说，精品是一种超越，一种原创或独创，而不是对某种艺术规则的图解或某种创作范式的复制。因而文艺家应特立独行，沉入艺术佳境，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资源和表达形式，在艺术上苦苦磨砺，精益求精，这样才能出精品、出力作，甚至出经典。追求原创的关键是要革除认同心理。由于某些既定的理论模式，我们的文艺审美心理中，过多地讲求认同、效仿和借鉴，无论创作或批评，总想找到一个可供效法的艺术规范去认同、去膜拜，而不太注意艺术创新和标新立异。这对于精品创作来说却是有害的。文艺精品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独创性、一次性、超越性和不可重复性。它创造规范而不屈从规范，突破艺术法则而不是简单地顺应法则，因为它本身可能就是规范和法则。因而任何模仿、效法、临摹都出不了大师，任何“通”而不“变”的借鉴、师承或修补都出不了精品，只有新创、独创抑或原创才是创造精品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实现艺术原创的最好方法是发掘属于自己的话语资源，淘炼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文艺家一般是写自己熟悉、体验过的生活，写自己能驾驭的创作题材，任何一个文艺家都会有自己的言语和表达习惯，都会有自己的思想情感、知识和生活面的阈限。如果一个文艺家能从自己的生活积累中开掘出审美的因子，又融入世道沧桑的人文精神，他就有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资源，从而步入从心所欲的自由境界，许多精品力作就是在这样的生态模式中孕育而成的。
有了属于自己的话语资源，就有了文艺原创的基础，同时也就易于形成个性化的艺术表达方式，文艺精品就是在这样的主体生态基础上孕育和滋生的。
（三）精品创作的社会环境
从外在的生态背景上说，要使跨世纪的文艺多出精品，社会应当为精品生产提供适宜的土壤和氛围，制定相关的运筹和激励机制。
1．为精品创作营造一个宽松、宁静的精神空间。在思想氛围上，应当给文艺家以独立思考和表达的自由。文艺创作是一种个性化较强的精神活动，精品创造离不开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思考，离不开对生活的独到发现和深邃理解，而不应该有思想上的束缚和创作上的禁区。只要创作者尊重历史并出自良知、见从己出且符合人民大众利益，就应该让理性之箭自由飞放，让艺术情思得以尽情表达，而不必干涉人们“写什么”和“怎样写”。如果一个文艺家连精神的自由都没有，遑论创作精品？在舆论氛围上，应该让文艺家走出媒体的聚焦。社会对文艺的关注往往通过新闻媒体对文艺家作品的关注来体现。然而，过多的媒体关注，频繁的新闻追踪，对于文艺创作，特别是精品创作并不是什么好事。这势必会挤占他们的创作时间，干扰其创作心境，甚至扼杀他们的创造力。况且，有些媒体的导向还会有负面性：一是惯于“雨后送伞”而不是“雪中送炭”，二是人为炒作，难免“捧杀”或“棒杀”，前者只对成功者送上掌声和鲜花，而对最需要扶持的文艺幼苗往往缺少留意和培植；后者则是精品创作之大忌，它将打破精品创作的生态平衡，败坏其生态基础。在心理氛围上，应当为文艺家提供“孤独”的境界。从生活体验、素材积累的意义上说，精品创作需要投人生活的激流，沉入生活底层，或脱胎换骨，或万里采风，以体察疾苦、历练生命、增广阅历、理解生活。然而对于创作过程来说，最佳的境界当是“红尘不向门前惹”的清静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宗教般的沉醉、犬儒式的劳苦、无我般的超脱、茕茕孓立式的孤独，正是精品写作的特殊要求。那种觥筹交错的应酬、车水马龙的喧嚣，抑或是患得患失的彷徨，都是精品创作之大忌。孤独孕育着深刻，这里有艺术追求和人格精神的作用，更有精品创作对心态调适和环境选择的需要。
2．调整对文艺精品的期待值，校正评价的尺度和批评的范式。精品创作是一个受艺术生态规律制约的过程，因而，社会对于文艺精品创作应做到关心而不苛求、热心而不急躁，避免急功近利和怨天尤人。无论是社会大众对文艺精品的殷殷期待，还是文艺家对精品力作的孜孜以求，都必须遵循文艺创作规律，符合艺术生态规律，不得急于求成而拔苗助长，或为了立竿见影而心浮气躁，那样势必欲速则不达。文艺精品创作不同于一般文艺创作之处在于，它并不是具备了基本的创作要素以后，就一定能写出精品力作的，很可能是播下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新诗泰斗郭沫若一生与诗文为伴，可代表他诗歌创作最高成就的却是青年时代创作的《女神》，要说生活阅历和艺术经验，晚年的郭老较之于青年郭沫若恐怕要丰富和老道得多。曹禺一生创作过许多有影响的剧本，但堪称精品的却还是他的处女作《雷雨》。这种“雏凤清于老风声”的现象绝非个别，它正说明了精品创作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精品总是少数，不必强求每个文艺家都出精品，也不要指望一个文艺家的每部作品都是精品。社会所能做和所应该做的，是为精品创作培植必要的生态环境，过高的期待只会给创作者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压力，从而遏制其艺术创作力。
在评价尺度上，我们需要调整精品眼光，不以折桂论英雄，注意在文艺的世界性与民族性、文化传统与当代品格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结合点。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精品”是一个历时态的“解构性”话语，而不是一个“能指”与“所指”永远同一的确定性话语。因为一个作品是不是精品，往往不是当下就能判定的，而需要拉开一定的历史距离，经时间的甄陶和实践的检验后，才能获得精品的话语评价权。所以，对精品的评价应当拥有历史性眼光和一定的超前意识，不得以一时的反响或某种既定的（可能是僵死的）标准束缚了对精品的评品眼光。而应该在一个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把民族传统、当代水准和世界性眼光统一起来，在它们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结合点，以形成更为大气也更为开放的评品标准。精品生态学倡导的文艺批评范式应当是：在态度上要确立一个“善”字，提倡文艺家与批评家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人为善，既交朋友，又做诤友，无论是批评还是赞美，都应当实事求是，坦诚相见。在批评的向度上，要做到一个“准”字，只有从准确性上着眼，切中肯綮，鞭辟入里，才会使人心服口服，才会对精品创作有所裨益。在批评的强度上，要把握一个“度”字，力求持论有故，褒贬有度，不搞媒体炒作、舆论轰炸，也不要在批评时一味不痛不痒地“吞温水”。只有这样，才能以健康的批评营造良好的精品生态环境。
（四）形成精品创作的运筹和激励机制
社会应对精品创作的影响有适应的一面，也有能动激励的一面。因为生态的背景条件不只是给精品创作提供一种自然生存状况，然后任其自生自灭，而是要在优化的生存状况中加速文艺精品的生成，做精品生产的“催生婆”。这样，作为政府管理部门和文艺职能机构就需要改革体制，转变职能，制定和实施文艺精品战略，以形成精品创作的运筹和激励机制，如改善领导体制，变行政干预为提供服务，为精品创作排忧解难；改革管理体制，抓创作队伍建设和精品选题规划，健全文化市场管理体制和精品运作机制，加大对精品创作的投入，消除经济杠杆对精品生产的负面影响，以扶持优秀创作；建立精品激励机制，褒扬艺术范例，以形成积极健康的文学风尚；还要加强对优秀作品、品牌和文艺家的宣传展示，建立健全精品推介宣传机制，疏通优秀之作挺立文坛、走向民众的渠道，为繁荣未来世纪的精品创作和扩大精品影响提供舆论支持等。
五、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文化发展活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已于2006年1月公布。这是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据悉，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下发文件，对文化体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这充分表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反映出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结合甘肃实际，落实这一文件精神，对于加快发展甘肃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甘肃文化建设，促进甘肃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协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实践呼唤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是国家的“软实力”。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综合国力和地区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文化产品生产迅速增长，质量不断提高，群众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就全省文化体制改革而言，在加强宏观管理、调整产业结构、转换经营机制、培育和规范文化市场、推进集团化建设和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甘肃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尤其是最近几年来，我省文化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为进一步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体制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不相适应，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新形势不相适应，与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环境不相适应，与高新技术在文化领域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的趋势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加大文化体制改革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