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创刊生逢其时是《读者》成功的起点。1981年，甘肃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曹克己决定由胡亚权、郑元绪创办一份杂志。胡、郑二人认为：按照国际惯例，当报刊发展到一定数量之后市场上就会有对文摘类报刊的需求，而兰州没有地域条件，也没有优势资源和高素质的采编人才，如果做一份原创性的杂志显然没有优势。于是他们决定创办一份文摘类杂志。后来，胡、郑二人受美国《读者文摘》中文版的启发，决定创办《读者文摘》（原名）。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成就了一份成功事业的开始。
创刊时正值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读者》树立了帮读者“打开了解外部的窗口”办刊的方向。到了90年代，杂志提出了“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三贴近”原则）的口号，加进了现实生活的作品，发行量日益飙升，1991年突破200万册，1994年突破400万册大关。进入新世纪，杂志进行了一系列扩张，由48页改为64页，再改为半月刊，还创办了子刊，出版不同语言文字的版本。2001年发行量为545万册，2003年突破了800万册，2005年月发行量已经达900万册。并开始在北美、欧洲等世界各地印刷发行，2006年突破了千万大关，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第一大期刊。
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陈绍泉曾经说：“如果我们创办《读者》杂志晚了一年或者是半年，或许这样定位的杂志就会被别的地方、别的单位办了。”贾平凹在谈到《读者》时说：“作为一本文学杂志，又是出现在中国西北的边城，见证和参与了一个时代，影响了广大人群的生活，《读者》简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2．准确的文化定位把握了《读者》成功的方向。《读者》的成功在于没有用低俗庸俗媚俗的图文迎合风云变幻的文化市场，始终坚守优秀文化方向，它以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唤起了人们对生活的热情，以它纯净高尚的文化品味赢得了百姓的广泛认同，因为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是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而《读者》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读者》20多年一直坚持“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宗旨。《读者》主编彭长城认为，《读者》的成功在于“文化坚守与放弃媚俗”。胡亚权说：“编辑部从来没有把《读者》当作48页印刷纸去看待，而是把她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培养。我们把《读者》人格化，努力使她有思想、有追求、有风骨、有情致、有志趣、有格调、有性格、有风韵，有自己的喜怒哀乐，有自己的幸福家园，有自己的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祖国。她简直就是一位中国公民。”
《读者》坚持以中华文化为主线，又将中华文化置入世界文化的大构架中。它恪守着中国风格，同时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在多元文化中，《读者》还强调文化的综合性，设法在文学、艺术、历史、人文、科普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体现文化的文明本质以及它的地域性、民族性、互补性、交叉性、传承性和永恒性。《读者》还试图在高雅和通俗之间打通一条管道，弥合两个极端之间的鸿沟。20世纪90年代，《读者》以常人难以超越的智慧和卓识的远见，仍然坚持文化的先进性，提出“比读者领先半步”，“选择《读者》就是选择优势文化”；进人新世纪，提出“与读者一起成长”，要与社会合拍，但不媚俗，坚持杂志的引导职责；近几年，提出打造“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关注人的心理释放和成长，从对人的关怀的角度选择稿件，如文化的关怀、情感的关怀、成长的关怀、实现自身价值的关怀、社会的关怀等。彭长城认为，人是需要文化的丰足，文字的抚慰的。彭长城和他的团队坚持不追热点，他们最欣赏的一句话是：世界上很多最美丽的花，往往开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3．高尚的人文追求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幸福的精神家园，奠定了《读者》成功的人性基础。《读者》作为精神消费品，她不以媚俗和时尚为追求，其以“心灵读本”的美誉而著称，从而定位为一本“高尚”杂志。《读者》追求的正是人们向往的。人们对她的教化几乎不设防。她就像花香一样，不知不觉间，香气沁着人们的心脾，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塑造着人们的心灵世界。《读者》为人们构建了一个幸福、和谐、美满的精神家园。
第一，《读者》告诉人们幸福由心而生。幸福是人内心最深的渴望。《读者》告诉人们每个人只要通过感悟人生都能享受到幸福。像《读者》的重点栏目“文苑”、“人世间”、“婚姻家庭”等都强调精神的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讲“爱心”，讲“奉献”，讲“宽恕”，宣扬着“真、善、美”，启迪人们领悟平凡生活中的幸福。每期的“卷首语”总用美丽的词语歌颂着美好的心情。“补白”栏目也是小型的美文集合，它的主体是散文片断和小诗。随便抽出一期杂志，补白栏中的篇目如下：《放爱一条生路》、《尽力而为还不够》、《每一块都重要》、《真正的慷慨》和《你的名字刻在我的心上》。《读者》的情怀跃然文中。在这梦一般的杂志里，阳光般的标题和内容占据了大部分篇幅。它给出了一个无须论证的前提：世界原本是美好的，生活应该是幸福的。恰恰是这个前提，使得它的“人文主义”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正是在这个前提上，它对现实的描述具有了浓厚的温情主义色彩，也使得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变得不再艰难。《读者》把物欲视为对本原生活的压迫。物欲是经济社会得以存在、发展的内在动力。如果说世界上有罪恶的话，那一定是罪由心生。《读者》认为人们只要摆脱物质欲望的压迫就能获得幸福。《读者》由此给出了一个获取幸福的公式，即现实一欲望+爱心一幸福。每个人只需通过个人的节欲都能获得幸福。它认为生活原本是幸福的，正是对外在的过分需求阻碍了幸福的感受力。那么，只要提升个人道德修养，并参照《读者》所提供的无数个幸福寻找范例，就可以享受到生命的美好。贫瘠土地上的农民虽然过着清苦的生活，但为已经年年有余，依然享受着满足的幸福。现代的都市人常常被无休止的物欲压迫得无法从失落痛苦中解脱。习惯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学子们庆幸自己终于上了大学，而过惯了奢靡生活的富家子弟却在痛苦大学里每月千元的生活费太少。以高尚作为追求，它必然能够引领高尚，创造高尚，这也正是《读者》得以成功的人文精神所在。
《读者》告诉人们幸福之花由心而生，只有浇灌以善良、宽容、互爱与赞美的露水，才能开出美丽的花朵。而物欲世界就像仲夏的烈日和冰雹威胁着幸福之花，人们应该通过心灵的修炼抵御这种侵害，拯救玷污的心灵回归到幸福的心灵田园。《读者》赞美世界的和谐，肯定人类的情感，不但认为现有的人类社会应该是和谐的，也认为想像中的人类未来世界同样是和谐、充满温情的。在许多作品中人类情感成了救赎世界的良药，是破解宿命的最后法宝，可以和宿命相抗衡。人类之所以不愿意当外星人，是因为外星人没有人类的情感。正如《天仙配》中的七仙女，《牛郎织女》中的织女，《白蛇传》中的白素贞，宁愿当凡夫俗子享受人间的情感，也不愿成仙成神，宁愿忍受物质上的清贫，也不愿失去情感上的富足。《读者》也如此，利用人类对于情感的依赖性，娴熟地召唤出人类心灵对情感的无限渴求。《读者》以煽情的语言，动人的故事情节，传奇式故事结局以及催人泪下的表达式，宣扬着自己的人文精神。最能够打动人心的是“文苑”栏目。其中的许多篇章都被广为传播。这种篇章通常都有悲惨的开头，爱心洋溢的过程和美好结局。这使得《读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生活重负所带来的精神压力。而这正是《读者》真正的魔力所在。《读者》给了人们一个精神的世外桃源，让人们有了短暂的喘息，精神上得到了片刻的休憩。在《读者》的世界里，有关物质与幸福的问题是简单的，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也变得简单易行。《读者》摆脱了文化因素和心灵不安痛苦之间的矛盾，它重复着人生中某些相同的片断，使读者产生了一种对现实的错觉或者说是幻觉，让人们感受到了纯净无瑕的人生。《读者》的人文主义追求决定了它不同于其他纯粹休闲性质的杂志，从而争取了许多不习惯于阅读纯粹休闲性质杂志的读者群。一本杂志只有具备了轻松和娱乐的功能，才能实现畅销。如果说《读者》的娱乐功能稍逊一些的话，那么《读者》的轻松功能则毋庸置疑。《读者》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按照它的人文精神，修整了人们荒芜的心地，给人们以白杨的挺拔，胡杨的毅力，松柏的精神。可见，阅读《读者》时读者们是怀着多么放松的心情，删除了人生纷乱的旁枝末节，抛弃了复杂多变的人生恩怨，享受着世界的简单，人生情感的单一。依据常理，人们怎么会拒绝一本如此轻松的杂志呢？这正是《读者》销量的人性基础。
第二，《读者》以现实的态度，顺应时代的精神，负责地告诉人们获取财富同样可以获得幸福。《读者》说幸福可以通过心灵的修炼获得，但通过适应物欲横流的社会，掌握理财规则，拥有财富，也能享受到幸福。回顾《读者》二十几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发现《读者》已经开始运用越来越多的篇幅告诉读者，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出人头地，如何掌握新的游戏规则，如何更好地合伙创业，如何创新思维，盘活财富。在各个栏目中，运用更多地篇幅讲解心得理念。《读者》告诉我们“现实无法改变，只能接受与适应”。这一次，《读者》承认了幸福的物质基础。通过掌握理财规则，获得成功，不但得到肯定，而且关联到一系列和幸福有关的感受。至此，《读者》苦口婆心的美德教育结合实事求是的现实态度终于赢得了中国人的心。《读者》的许多文章指出：我们无法改变现实，但我们可以改变对现实的看法，这也即改变不了世界，只能改变自己，想要改变自己，就得先改变自己看世界的眼光。中国几十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原有的价值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目前，要通过自我精神的修炼享受到幸福的最高境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系列配套的生活理念与方式，几乎人人都不能抗拒。《读者》也随即顺应时代，教给读者新的生活理念，顺应了读者的心理需要。这才使得《读者》人文关怀的梦想真正具有了被变成真实的现实基础。这种现实的态度，顺应时代的精神，奠定了《读者》的良好人缘，也即《读者》成功的人缘基础。
第三，《读者》告诉人们只要心存希望，生命就会有美好的未来。抱有希望的人就会拥有未来。在电影和神话故事中，当人们饱经磨难，渴望获得幸福时，希望之神总会如期而至。虽然这只是想像中的世界，但希望在，成功依然在的事例在我们身边却是屡见不鲜。人们意识到，在黑暗中，只有希望是照亮心灵的烛光，是通向未来的小路。《读者》诚恳地召唤出了人们对“希望”的信心。它谆谆告诫人们一定要保持希望，永不放弃，在这个艰难的人世里继续做一个乐观、平和而愉快的人。希望不灭，梦还在，就有幸福的将来。2005年各大电视台热播电视剧《大长今》中的长今被发配到毫无未来和前途的多栽轩，仍然心存希望，保持梦想，经过不懈努力，种植“百本”药材获得成功，最终得到了宫廷和最高尚宫娘娘的认可并召回。《读者》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工作多么卑微也要保持相当的希望，只要有希望生命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正因为有了“希望”这个能量源，生活才变得不再那么难以忍受，未来也似乎一片光明。《读者》给抱有希望的人们树立了通向幸福的路标，点亮了亮彻漫漫长夜的灯塔。
4．《读者》以优美隽永的文字，精美的插图艺术，从视觉角度传达了与众不同的美的品味。《读者》的文字是丰富多彩的，与文字相适应，《读者》的插图也独具特色。封面、彩插多用清晰迷人的彩色插图，如：摄影、设计、名画选登，当代各艺术流派的专题介绍，抓住了读者的眼球，大大提升了《读者》的视觉水准。而大量与文字结合的插图更是《读者》的重头戏。它们或大或小，或实或虚，或简约，或精细，时而庄重，时而诙谐，图文相互依托，配合默契，形成灵活多样的艺术特性，成为《读者》又一道风景。
第一，《读者》的文字与图片相互从属、彼此游离。从插图的属性来讲，是附属于文字作品的图释性绘画，和文字是联姻关系。但从特性上讲，它和纯视觉的绘画有着天生的血缘关系，它具有绘画的一般规律即共性，又因“插”的特点，具有特殊规律即个性，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艺术，可以脱离文字而存在。《读者》的插图，细心的读者可以体会到，图并非都是阐释文字情节的“步尘”者，而是突破了文字给予的形象、空间的限定，游离于文字对阅读的影响和束缚，而又不远离读者的理解和接受的一些想像图形。想像是人类思维的本能，关于想像，但丁有句名言：“任何无聊的想像要比再现自然的艺术作品高明得多。”使读者以想像接纳想像，以想像再想像这一解读文字信息的特殊方法，可谓《读者》多年坚持并不断深化的一种编辑理念，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拓展文字信息的意境，补充文字信息的承载量。所以，“现代插图”理应是想像的艺术，是对文字信息的虚构与启示，是真实与想像之间建立的哲理般的思考，使文字信息的传播处于一种重新被解读的境界，是“升华”。
第二，《读者》的文字与图片相互依存，图文互补。没有插图的《读者》似乎不可以想像。在举办“《读者》第二届插图艺术邀请展”时，著名插图画家杜风宝有段形象的比喻：“如果把《读者》杂志比作鲜花，那么，文章和插图就是花之绿叶。这次举办的插图展览，不只是展示绿叶的品格，更展示它对插图所产生的奇妙的光合作用；如果把《读者》杂志比作蜜蜂，那么，文章和插图就是蜂之双翼，这次举办的插图展览，不只是展示翅翼的美丽，更展示它对刊物产生的强大的动力。”《读者》正凭借这双艺术形象的“双翼”，得以跟文字的作者、文中的人物、文中的故事情节，甚至空间环境进行更亲切的交流，还能借此“扶摇九天”——在文章之外驻足徜徉。2003年16期第6页的插图清新而含蓄，与《紫丁香》一文相对应，插图用抽象的植物纹样作前景，背景有细腻的处理；在一些不等距的纤细的平行线分割的空间中，是朦胧可见的有刻绘人物的古代瓶状器皿。这幅插图所表达的意蕴（如时空、生命、永恒等），既与以爱情永恒为主旨的文章有了内在的联系，又可能远远多于文章内涵的所指。在《读者》中，这种文因图显，图因文生，文因图形象，图因文而深刻，图文互补、相互依存的例子是很多的。
第三，《读者》的文字与图片简洁醒日，回味深刻。在目前的双色印刷下，《读者》插图以黑白为主，层次上虽没彩色插图那样丰富，但黑白两色也因对比强烈，构图、形象单纯而别具魅力。大面积的黑、白、灰对比极富视觉冲击力，微妙的、错落有致的形体变化又使竖式的构图富于形式对比的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