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长征在庆阳行军共10天，途经镇原、环县、华池3县的20多个乡镇，行程约260公里。包括红二十五军在内的长征红军在经过陇东途中，尽管遭到敌人的疯狂追击，受到饥饿、疲劳的威胁，但他们严守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在环县毛家川，红军战士吃了群众的米面，按价把钱放在米缸内；挖了群众的洋芋，就把钱埋在洋芋堆内，并留有字据。红军抓紧一切机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打击土豪劣绅，救济穷人。在镇原经过时，沿途打下了刘继善、虎存周、孟维常、陈学礼等6处豪绅的庄堡，没收粮食197石、麦面740斤、牛31头、驴22条、猪43口，还有布匹等物，除留部分军需外，大部分分给了当地贫苦农民。红军给陇东人民留下了好的作风，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启发和鼓舞着陇东人民更加英勇奋斗。
【陕甘边根据地的错误“肃反”和党中央的及时纠正】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曾经有过3次占统治地位的“左”倾错误，一次是1927年11月开始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一次是1930年3月开始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次是1931年1月开始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其中，王明的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达4年之久，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3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对陕甘边区根据地都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在国民党蒋介石占据大中城市，其统治力量相当强大的情形下，刘志丹等人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创建陕甘边根据地，建立红二十六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时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他不从当时全国形势和陕甘边的实际情况出发，以主观想象代替客观现实，诬蔑游击战争是“逃跑主义”、“土匪路线”，创立根据地是“上山主义”，极力主张红军打正规战，向城市和平川进军，并对坚持正确路线的人进行排斥，撤了刘志丹的职，将谢子长等人调离军队，致使红二十六军在终南山全军覆没。根据地越打越小，杜衡却逃到西安，当了叛徒。在革命武装建立初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刘志丹等人活动于某些地方军阀部队之中，分化瓦解敌人，争取革命力量，扩大革命的同盟军，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斗争策略。但“左”倾冒险主义者，不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搬弄教条，大搞唯心主义，指责这是“勾结军阀”、实行“投降主义”，结果使革命部队四面树敌，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刘志丹等人也被戴上“老右倾”的帽子，受到诬陷。1935年10月初，在“更加猛烈地反对反革命右倾取消主义”的口号下，陕甘晋省委主持大搞“肃反”。他们利用改组机构机会夺了正在前方指挥劳山战役的刘志丹西北军委主席的权力，接着借故将原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时已改编为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时已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调离，并先向四十二师开刀，部队中营以上干部几乎全被逮捕，把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张秀山、杨森等陕甘边苏区领导人先后关押，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连刘志丹的战马也扣了起来，把他的妻子同桂荣和5岁的女儿也投进劳改队。随后，“肃反”又扩大到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不少人被排斥出领导岗位，部分同志被捕。在地方上，陕甘边区县以上干部几乎无一幸免被抓。他们大开杀戒，200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杀或被活埋，根据地一片恐怖气氛。地主豪绅乘机煽风点火，各种反动势力蠢蠢欲动，一些地方政权出现了“反水”（叛变投敌）现象，整个根据地面临着空前的严重危机。
在这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当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政治局在榜罗镇提出的战略方向问题，一致决定保卫和扩大西北根据地，以此作为党中央领导全国革命斗争的大本营。在了解到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等到瓦窑堡接管被“左”倾分子控制的保卫局。经过仔细调查，证明案卷材料纯属污蔑。党中央和毛泽东听了王首道汇报后，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疯狂病’，应立即予以释放。”同时成立以董必武为首的5人委员会，负责处理错误肃反工作。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等100余名被关押的同志。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刘志丹，周恩来还到受害的同志中去安慰他们。随后，中央对他们作出了妥善安排，刘志丹被任命为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和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以及红军北路总指挥兼二十八军军长，表达了党对刘志丹的极大信任。后来毛泽东又为谢子长两次题词，称他是“民族英雄”，并撰写了碑文，对谢子长的功勋给予了极高评价。错误“肃反”的及时制止和纠正，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革命形势开始了新的发展。同年11月，恢复原番号的红一方面军（辖红一、十五军团）在直罗镇全歼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七军一○九师和增援的一○六师一个团，粉碎了蒋介石自任“西北剿共总司令”并以10万军队对西北根据地所发动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对这次错误“肃反”，党中央十分重视，相隔7年以后，中央专门作出了一个决定，即1942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九、十月间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200名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是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是完全错误的，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第二节 红军西征和山城堡战斗
【西征作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步步紧逼，民族危机日趋深重。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红军为了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于1936年2月东渡黄河，进行了有名的东征。自2月20日至5月5日，在75天内，红军以1．4万人歼敌1．7万余人，扩充红军7000余人，筹款40万元，粉碎了阎锡山的封锁，巩固扩大了西北根据地。为了避免与蒋介石调集的优势兵力对抗，保存抗日力量，红军又回师西渡，于5月5日全部返回陕北根据地。刘志丹在此次东征中，于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不幸左胸中弹牺牲，时年34岁。整理遗物时，刘志丹的衣袋里只有半截铅笔和两个烟头，他的俭朴作风感人至深。24日，中央在瓦窑堡为刘志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致悼词，亲扶灵柩安葬，并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为了纪念他，党中央将他出生地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1936年5月，党中央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呼吁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首先是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办法。对此，蒋介石不但不响应，反而又调胡宗南部集结在陕甘大道，拦截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派遣马鸿逵新编第七师一部驻守定边、盐池，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防守庆阳、曲子、环县、镇原，以“二马”防堵我军西进。同时命东北军第五十七、六十七军、西北军第三十八军进攻陕甘苏区，以嫡系汤恩伯部和晋军西渡黄河，协同进攻陕北苏区。为了扩大新苏区，扩大红军，党中央决定先打击顽固而又兵力分散的马鸿逵、马鸿宾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于5月18日在延川县大相寺联合发布了《西征战役计划》，决定红军西征，并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刘晓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任参谋长，组成红军西征野战军，分左路（红一军团）、右路（红十五军团和红二十八军）西进。作为左路军的红一军团在吴起集结后，在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率领下，直向曲子、环县方向隐蔽前进。1936年6月1日，先头部队进至曲子镇附近。曲子镇是庆阳通往宁夏的咽喉，为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也是西征红军要夺取的第一个目标。当时，镇内驻有马鸿宾第三十五师骑兵一○五旅一部和环县保安大队王占英部共300多人。一○五旅旅长冶成章十分剽悍野蛮，群众叫他“野骡子”，在完成堵截红军部署后，他带骑兵于前一天晚上回到镇内宿营。当天下午3点，红军向曲子城发动了攻坚，很快在城的东南角打开了一个缺口，全团战士迅速往进冲。由于缺口小部队展不开，战斗进展缓慢。经过左权、聂荣臻亲临指挥，调整战斗部署，红军很快攻了进去。晚上10点许，战斗全部结束，冶成章被擒，毙敌100多人，余敌被俘。我军以抗日大局为重，对被俘的冶成章等敌军官一面给其治伤，一面进行教育，最后相继放回宁夏。6月3日，左路军又在马岭、阜城歼灭敌三十五师步兵6个营，击溃骑兵两个营，俘敌1100余人，内有营副、连长多名，并先后占领了木钵、环县、洪德等城镇，从而控制了南北大道，打开了西进大门，迫使宁夏“二马”困守区内，轻易不敢再和红军列阵较量。随后，红军西进到宁夏的固原、海原地区，大力开展建立人民政权和争取东北军的宣传工作。在固原一带和红军对峙的是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骑兵部队，开始他们无视红军力量，曾派骑六师向红军挑衅，红军不得已打掉了他们4个骑兵连，并对被俘官兵宣传抗日道理，何部才趋于友好。冶成章的被释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7月，红军与东北军骑兵师签订停战协定，使西北大联合的局面趋于稳固。在左路军西进的同时，右路红军在徐海东、程子华的率领下，进入三边、预旺、同心一带打击敌人，宣传抗日，团结回民，建立政权，从而使红军西征战役计划胜利实现。
整个西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红军共消灭敌人两个团又一个营，俘获人枪各2000余，战马500余匹，筹款4．5万元，扩大了红军队伍，解放了曲子、环县、定边、豫旺、同心、盐池等许多城镇和镇原北部一些地方，建立了县、区、乡各级政权，开辟了陕甘宁边界纵横400多里的新苏区。红军还执行民族政策，团结广大回民群众，点燃了宁夏回族地区抗日救亡之火。这次战役很好地完成了预定任务，为三军大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陕甘省、陕甘宁省、庆环分区的建置】 根据1935年11月甘泉下寺湾中央会议的决定，陕甘晋省、陕甘边区和陕甘边南区党政机构撤销，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领导。同月，中共陕甘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在甘泉县宣布成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李富春并兼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李一氓，白区工作部长张策，秘书长曹力如，共青团省委书记白向银；省政府主席王生玉，副主席朱开铨，军事部长肖劲光。陕甘省下辖陇东的华池、庆北和陕北的中宜、肤施、红泉、宜川、鄜宜、甘洛共8县。省政府和省委建立后，即派得力干部下去帮助建立县、区、乡党政机构。陕甘省所辖8县都是老苏区，其中属陇东的华池、庆北两县均为国民党庆阳县的地盘，红军武装割据后，建立了县级苏维埃政权。陕甘省委派马仰西去两县工作，经过几个月艰苦斗争，基层组织完全恢复，在华池战区和庆北办事处撤销成立华池县时，马仰西任中共华池县委书记。神府特区地属陕北，辖7县：神木、府谷、神城、佳芦、赤绥、新民和吴堡。关中特区辖陇东新正、永红、新宁和陕西的淳耀、赤水共5县。
1936年5月，为了配合红军西征作战，在新开辟的地区尽快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陕甘省，成立陕甘宁省。省级机关驻吴起镇，6月迁至环县河连湾。原陕甘省的大部分党政干部调往陕甘宁省，华池县交陕甘宁省管辖，其它县改属陕北省。李富春任陕甘宁省省委书记，罗梓铭任组织部长，李一氓任宣传部长，肖劲光任军事部长，蔡畅任白区工作部长（即统战部长），左觉农任秘书长，陈时夫任青年部长，李学蓉任妇女部长。省苏维埃政府由马锡五任主席，朱开铨任副主席兼土地部长，杨培源任秘书长，王子宜任内务部长，杨玉亭任财政部长，郑兴任保卫局长，王波任粮食部长，王志匀任教育部长，赵耀先任国民经济部长，王世泰任保安司令。陕甘宁省一成立，省委就开展了大量的基层政权和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地方干部跟随西征红军前进，解放一处就建立一处政权。到10月，全省共建立了包括华池在内的曲子、环县、赤安、赤庆、豫旺（后撤销，建定环县）、豫海、定边、安边、盐池、固北等11个县级政权，面积纵横约200里，人口约10万。其中，在陇东境内的有曲子、环县、赤庆、固北、豫旺——定环和华池县。曲子县和环县都于6月建立革命政权。曲子县委刘昌汉任书记，李培福任政府主席，先后成立八珠、马岭、合道、木钵、土桥、天子（即天池）、曲子、悦乐8个区，共3．15万人口。环县县委习仲勋担任第一任书记，刘占奎任政府主席，先后成立环城、洪德、胡家洞子、山城、黑城岔、郭家原（后撤销）、马坊原7个区，共约2．4万多人口。赤庆县于1936年10月在元城建立，慕春隆任县委书记，陶贵耀任政府主席，辖元城、五蛟、铁角、罗儿崾岘、八珠、铁边6个区，共1．45万人口；至1937年7月撤销，元城、五蛟并人华池县。1936年9月固北县在固原和环县交界处建立，县委书记慕春隆（10月调赤庆县后由陈德政接任），县政府主席王海中，辖毛井、车道、庙耳掌3个区，随后在二龙山、草庙子两个统战区也建立了区委（对外称抗敌后援会），共万余人口。豫旺县成立于1936年7月，刘昌汉任县委书记兼苏维埃政府主席，全县辖城关、东南滩、锁家岔、甜水堡、豫旺堡、毛居井、罗山、红城水8区。1937年3月豫旺县撤销，成立定环县，刘昌汉任县委书记，苏明升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辖耿湾、山城、姬原、罗崾岘4个区，人口一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