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健夫是我们的组长，也是我们的益友、挚友和畏友。
在工作中，他严格要求每一个同志。记得搞图形发生器之初困难重重，有人动摇了，想打退堂鼓。老罗对大家说：“一个穷家要翻身，不勒紧腰带苦干是不行的；一个国家要富强，人民不艰苦奋斗是不行的。我们是搞设备的，设备上不去是我们的耻辱。我们要忍辱图强，不要光想个人之苦，要多想国家，自己的困难自己想办法克服。”他还多次找一个想撂挑子的同志谈心，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在旧社会是个穷孩子，能上大学，搞尖端科研工作，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现在国家需要你做贡献，你可不能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经过谈话，这位同志有了很大转变。
那些年，有的单位纪律涣散，少数人公私不分。老罗不容许我们组里出现这种情况。有人上班时间溜号或用公家的东西干私活，他立即制止。其他一些部门出现“自由兵”，上班打扑克，而我们组不许迟到一分钟。
老罗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发现自己的错误立即诚恳地检查，一九六八年，他在北京工作时。有个同志一次由于忙工作，错过了开饭时间，便上街去买吃的，回来晚了点。老罗批评了他，这个同志当时没吭声。后来老罗弄清了情况，立即向他赔礼道歉，直至十四年后和这个同志谈心时，还诚恳地做自我批评。还有一天中午，老罗在食堂买饭，看到有个年轻炊事员服务态度很差就批评他，那个小伙子急了，动手打了老罗，老罗气头上也扔了饭碗。冷静下来之后，老罗心中很懊悔，当天下午就去食堂做检讨。随后，在党支部委员会上，他做了自我批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支委，我这个错误是不能容忍的，我请求组织撤销我的党支委职务。”老罗还耐心帮助那个年轻人。后来小伙子有了很大进步，与罗健夫成了好朋友。
在组里，老罗的年纪是比较大的，他像兄长一样关心着大家的生活，尽自己所能为我们分忧解难。许多事情尽管已隔多年，但至今想起来还使我们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九七三年，青年郑兴福的母亲在北京生病，小郑心中着急，却因无端挨批判不能回去，这件事不知怎么让正在北京出差的老罗知道了，他抽空去小郑家看望安慰老人，并拿出十元钱说这是她儿子托他带来孝敬老人的。老罗回到陕西后，对此事只字不提。直到小郑后来回家，才从母亲口中得知。一家人从心底里赞叹老罗：真是活雷锋啊。
一九六九年春节，罗健夫要从北京回西安探亲，临走前，他找到因工作不能回去探亲的王朗亭，主动提出要替他探望渭南农村的家属。他中途下车，步行近二十里，赶到王家，带去了亲人的问候，还送上了自己的礼物，并同王朗亭的爱人约好，等他返回时，带她同车去京探亲。春节过后，老罗如期坐车返回。车到渭南，下来寻找王朗亭的爱人，谁知她已乘前一趟车先去了。老罗找不见人，便又赶到她家中，问明情况后，老罗想到一个农村妇女初到北京没人接不行，便立即打电报给王朗亭。在北京期间，老罗对他们一家处处照顾，并把自己的几十斤粮票送给他们。
一九七四年，邬春桂同志的爱人从长春到北京探亲。和他在一起的老罗知道了，竞比自己的事还要关心。老罗和他仔细地商量如何接人，如何安置。车是早上四点半到，老罗陪着他前一天晚上十点多钟就到火车站，等候了整整一夜。接到以后，老罗亲热地一路替他们抱着孩子。回到中关村，他把邬春桂一家人安顿好，自己顾不上休息一下，就上班去了……
（根据罗健夫生前所在设备组部分同志的谈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