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月鹏
一
街是不规则的，时窄时宽，完全依照房屋的坐落位置而定。走在街上，偶尔需要突然地拐弯，这意味着又一栋房子挡住了前路。整个村庄像一个空壳，所有的一切都是散漫的。鸡在路边的垃圾堆里刨食，老黄牛的影子有些落寞，牛粪的气息既新鲜，又像是沉积了若干年月……
这是记忆中的望庄。这个村子早在多年前就不存在了，它以碎片的方式留存在我的记忆里。那天我陪着一个外地朋友去看了那片轰隆隆的工厂，告诉他这里曾是《影子》中写到的那个望庄，然后我们又到一个新建的安置小区，参观望庄的另一种存在形态。朋友满脸茫然，是那种拒绝任何解释的茫然，我们只是走着，看着，沉默着。望庄拆迁后，我时常来到这个安置小区，把车停在某个角落，然后一个人在小区里转悠，看老百姓晒太阳，拉家常，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有时候，我会看到车队浩浩荡荡地进了小区，接着下来一个人，随后下来一帮子人，他们西装革履，前呼后拥，一边走路一边交谈，同时配以手势和点头等动作，扛着摄像机的记者忙碌不停。这是一份被展览的生活，住在安置小区里的农民，既是主人公，也是局外人。我只是一个闯入者。
拆迁之前的望庄，村风并不好，这在镇上是人尽皆知的。据说望庄曾有一任村长，整天把村里的公章拴在腰带上，醉醺醺地对人说：“我请你泡妞吧，不用花钱，盖个章就可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腰上拽下公章，仰头，挺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着天上的太阳一本正经地比划一个盖章的动作。我不知道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还是大家玩笑演绎的结果，这个村长后来锒铛入狱，却是千真万确的一个事实。曾经有段时期，望庄时常发生火灾，村人对此表现出了不可理喻的宽容和麻木，如果谁去救火，接下来必定轮到谁家的草垛着火。后来镇上的派出所介入，总算查了个水落石出。纵火者是一个老实木讷的人，村人几乎遗忘了还有这样一个人存在，不知道他的名字，只记得他在家里排行第三，于是都叫他老三。村人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村里持续多年的火灾居然与他有关。派出所审问他为什么要放火，他说没有为什么。
老三不仅放火，还偷鸡摸狗。他过得清苦，日子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就把张家的狗或李家的鸡，偷偷变成饭桌上的口粮。望庄拆迁以后，村人都搬进安置楼房，阳台统一安装了防盗网，像鸟笼一样。他们开始了新的生活。
没有鸡狗可供偷窃，也没有草垛用来点火，老三不知去了哪里，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逢年过节我回乡下老家，偶尔有人向我打听望庄的一些事情，他们是从电视上知道望庄的，因为半信半疑，于是向我求证。他们感慨着，脸上有几分羡慕与向往，还有一些说不出的茫然。在我的故乡，一年四季除了耕种时节，年轻人大多都在城里打工。每次回乡，我总会听到一些与他们相关的消息，比如谁在建筑工地干了一年，最后一分工钱没有拿到；比如谁在城里的工厂上班，一只手让机器给搅得粉碎，城里待不下去，庄稼活也没法干了。我曾在街上遇见这个人，那只空空的衣袖随风飘荡，他的神情木然，脸上已经看不出丝毫的痛。
在安置小区，我与几个老人站在楼底下闲聊。物业公司正在维修漏水的阳台，一个小伙子像蜘蛛一样挂在半空中，不停地向漏水的楼墙里灌注水泥浆。老人仰着脸问，刚盖好的楼房不该漏雨啊！不远处的广场上正在杀驴，有吆喝声不时地传了过来。望庄整体搬迁到这个安置小区以后，有个老农把毛驴牵上了楼，结果遭到楼上楼下的强烈反对。后来这头驴被物业公司低价收购，冲抵了主人的水电费和物业费。那天我亲眼见到杀驴的场面：一头驴被破了膛，另一头驴站在旁边潸然落泪，围观的农民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与驴肉相关的事情，完全忽略了身边另一头驴的存在。
二
望庄拆迁后，村里的会计下岗了。下了岗的村会计曾经多次向我描述过，那个冬日他在机关大院里“工作”的情景。自从搬进安置小区，望庄的老百姓不再种地，主要是依靠政府发放的补贴过日子，脑瓜活络的人，很快就经营起了别的生意。下岗的村会计说服几家亲戚，合伙购置一辆旧铲车，开始干起了工程。他在建筑工地上忙碌一年，工钱被包工头一直拖欠着。他曾去机关大楼上访，在门口被保安盘问几句，就胆怯地离开了。后来有一天下了多年不见的大雪，有人通知他到机关大院里铲雪。他开着铲车，雄赳赳气昂昂地跑在公路上，路上积满厚厚的白雪，一溜小轿车自觉地跟在他的铲车屁股后面，始终没有一个超车的。他们把他的铲车当成了开路车。他从后视镜里看到身后排着长长的车队，联想到村支书的儿子结婚时很是气派的车队，以及村人充满羡慕的眼光。在这个没有太阳的早晨，他开着铲车行进在落满积雪的公路上，他故意减速，缓慢地奔跑，速度再慢也没有人愿意超车，他觉得自己是率领车队的总指挥，很享受这种慢的感觉。到了机关大院，他开始工作，开着铲车轰隆隆地铲雪。陆续上班的人，见了他，远远地就开始躲避。
这让他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这种感觉在建筑工地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他一直梦想着走进这个机关大院，没想到一场大雪成全了自己。他甚至突发奇想，真想用铲车在机关大院里掘地三尺，看一看地下究竟埋藏了一些什么。
他知道自己的任务是铲雪，他来机关大院也只可以铲雪。即使他不来铲雪，也会安排别人来铲雪；即使不安排别人铲雪，等太阳出来以后这里的雪也会渐渐融化。他这样想着，恍然发觉自己的劳动其实是可有可无的。他看到雪又开始下了，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下了岗的村会计向我讲述的时候，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自豪感。其实我曾亲眼见过那辆铲车，它轰隆隆地出现在机关大院里，像一个很不协调的音符，又像一个说不清的隐喻。那个雪后的早晨，我站在机关大楼的某个窗口，俯视地面上忙碌的铲车，它显得那么渺小，不断重复的铲雪动作，宛若一片雪花在风雪中飘摇。融化，将是它的唯一结局。
下雪是美的，化雪则意味着泥泞，意味着给人带来尴尬和不便。机关大院里的雪，总会在融化之前被环卫工人运走。就在那个雪后的早晨，我从窗口看到铲雪和运雪的整个过程，也看到一个邮递员骑着自行车送信的情景。
绿色的身影在雪地里缓慢移动，这个在我童年记忆中反复出现的形象，让我突然有了彻骨的难过。一晃三十年过去了，这幕场景依旧不曾改变。我看着邮递员从自行车后面的绿色邮袋里拿出报纸和信件，然后弯腰顶着风雪向机关大楼走来。三十年了，这个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邮递员依然保留了我的童年记忆中的样子。以一场大雪为背景，轰隆隆的铲车和单薄的自行车，同时定格在我的心里。那个绿色身影携着远方的消息，从风雪深处一步步走来。我们生活在自己的房间里，其实一直在等候来自远方的消息。雪从遥远的地方启程，带来了远方的消息，雪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出它们，已被我们像对待垃圾一样铲除了。这样想象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东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从心里抽走了，内心变得空空荡荡；当我鼓足勇气直面这份空空荡荡，内心突然又变得格外狭窄和拥挤。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或许，是因为以前的日子过于安逸，像一潭静水。现在这潭水因为雪的介入和融化，开始有了皱纹。
三
已是多年的积习了，只要走进这栋机关大楼，我总会有意无意地用脚步测量距离。比如从门口到楼梯多少步，从楼梯口到办公室多少步，从办公室到厕所多少步，我每天都会丈量若干遍，每天都会在心里念叨若干遍。我至今没有记住确切的距离，只记住了行走的方式，从大门口到楼梯的那段路，我会踩着右侧的黑色地砖走；从楼梯口到办公室的那段路，我会踩着左侧的灰色地砖走；从办公室到厕所，我会一只脚踩着黑色地砖，一只脚踩着灰色地砖，偶尔也会脚踩黑色和灰色的分界线，呈线状笔直地走过去。每天只要进了这栋大楼，我必定会按照这种方式走路。我不知道是谁让我这样的，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我只知道这样一种刻板的行走方式，一定是在表达一些什么，自我提醒一些什么，或者企望抵达一些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这样走着，转眼十多年就过去了。在这个机械式的行走过程中，发生了一个细微的变化：三年前的某个早晨，我走到楼梯口拐弯的地方，用手轻轻扶了一下木质的楼梯栏杆。我不记得当时的这个动作究竟是因为疲惫还是因为无聊，只记得从那时开始，每天走到楼梯的拐弯处，我总会摸一下楼梯栏杆，渐渐地这个动作居然成了一个习惯。固定的位置，同样的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像践行某个约定一样。当然，这个约定是不为人知的，是我和楼梯之间的秘密。终于有一天，我发现楼梯栏杆有一块巴掌大的地方，因为我每天的触摸，油漆已经完全脱落了，看上去像是一个陈旧的伤痕。后来，那块伤痕被物业管理人员重新粉刷了油漆，倘若仔细地端量，会发觉补过油漆的巴掌大的地方，从一个陈旧伤痕变成了新鲜的伤口。
那个周末我喝了很多的酒，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醉眼蒙眬中，突然发现地面有个蠕动的污点，我低头查看，是一只蛐蛐。它是怎么跑到十楼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