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王小姐她自己并不自觉，因为这些日子她的思想特别灵敏，忽然想东，忽然想西。而且容易生气，说不吃饭了就不吃饭了，说看电影就看电影去。
这样下来已经有不少日子了。
她这样的悲哀和焦躁，她自己也觉得没有什么中心主题。
只不过，她常常想到，一个人为什么要“订婚”？
而尤其是最近，那个朋友真是要订婚了吗？她早就打算随便问他一声，都总是一见了面就忘记，一走了就想起。有时当面也会想起来的，但总没有问。那是别人的事情问他做什么呢？
可是一到了自己的房里，或是寂寞下来的时候，就总容易想到这回事情上去。
一想到这回事情上去，也没有什么别的思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只觉得一个好好的人，无缘无故地订的什么婚？她只觉得有些奇怪就是了。
近来王小姐的烦恼，也就是为这“奇怪”而烦恼。
她的血液里边，似乎有新的血液流在里边了，对于一切事情的估量跟从前不一样，从前喜欢的，现在她反对了；从前她认为是一种美德的，现在她觉得那是卑鄙的、可耻的。
从前她喜欢穿平底鞋，她说平底鞋对于脚是讲卫生的；可是现在她反对了，她穿起高跟鞋来。从前她认为一个女子斯斯文文的是最高雅的；现在她给下了新的评语，她说那也不过是卑微的，完全没有个性的一种存在罢了。
不但这种事情，还有许许多多，总之，她这中间并没有过程，就忽然之间，是凡她所遇到的事物，她都用一种新的眼光重新给估价了一遍。
有一天下着小雨，她定要看电影去，于是穿着雨衣、举着雨伞就走了。她非常执拗，母亲劝她不住。走到街上来也不坐洋车，就一直走。她觉得一个人为什么让别人拉着？真是可耻。
她走到汉阳门码头，上了过江的轮船。船上的人很拥挤。本来有位置她已经坐下了，等她看见一个乡下妇人，抱着一个小孩还站着，她就站起来把座位让给她了。她心里想：“中国人实在缺少同情心。”
她在那儿站着的时候，她觉得背后有人说话，第一个使她感到或许就是那同学，就是那要订婚的人。
等回头一看，却是马伯乐。
这想错了似乎把自己还给吓了一跳。
马伯乐是自己一个人，没有带太太，也没有带孩子。
本来他们小的时候在一起玩，那时候，谁还有太太，谁还有孩子呢？
在马伯乐结婚的前一年，他们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今天在轮船上这样的相会，又好像从前在一起玩的时候的那种景象，非常自由，不必拘泥礼节。
但是开初他们没有说什么，彼此都觉得生疏了，彼此只点了点头。好像极平凡的，只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并不是朋友的样子。过了几秒钟，马伯乐才开头说了第一句话，但是那话在对方听来，一听就听出来，那不是他所应该说的。那话是这样的：
“过江去呀？”
很简单，而后就没有了。
这工夫若不是马伯乐有一个朋友，拍着肩膀把他叫到一边去了，那到后来，恐怕更要窘了。
一直到下了轮船，他们没有再见。王小姐下船就跑了，她赶快走，好像跑似的。一路上那柏油马路不很平，处处汪着水，等她胡乱地跑到电影院去，她的鞋和袜子都打湿了。
她站在那买票。那卖票人把票放在她手里的时候，她竟不知道她在做什么，等第二个人把她挤开的时候，她才明白了，她是来看电影的。
至于马伯乐那方面，刚刚从大痛苦中解脱出来，那就是说，受尽了千辛万苦的逃难，今天总是最后的胜利了。
管他真胜利假胜利，反正旁边有“未必居”包子吃着。眼前就囫囵着这个局势。
所以一天到晚扬扬得意，除了一天从窗口看一看那窗外的枇杷树之外，其余就什么也不管了。
太太同他吵，他就躲着，或是置之不理；再不然，他生起气来，他就说：
“你们回青岛好啦！”
他明知道她们是回不去了，所以他就特别有劲儿地嚷着，故意气他的太太。
他的太太又来了她的老毛病，却总是好哭。在马伯乐看了，只觉得好笑。他想：哭什么呢？一个人为什么那么多的眼泪呢？
太太的哭，显然他是不往心里去，也不觉得可怜，也不觉得可恨，他毫无感觉地漠视着她。
早晨起来，他到“未必居”包子铺去买包子。下半天睡一觉，醒了还是去买包子。
除了看枇杷树、买包子之外，他还常常到汉口那方面去探信，什么人来了，什么人走了。其中有他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但听了之后，大体上是满意的，因为人越来越多了，后来的连房子都找不到了。很少赶得上他那么幸福的。于是唯有他才是得天独厚的，万幸万幸。马伯乐从大痛苦中解放出来之后，他什么也不再需要了，非常饱满地过着日子。也许以后还有什么变动，不过暂时就算停在这里了。
所以王小姐对他的那种相反的热情，他根本不能够考虑，他也根本不知道。
但自从在船上的那次相会，马伯乐也或多或少地感到有点儿不大对，那就是当他下船的时候，他想要找到她，但是找不到了，看不见了，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分明记得她站着的那个地方，但是那地方没有她。
没有看到也就算了。马伯乐慢慢地走着，他打算到一个刚刚从上海来的朋友那边去谈谈，听听或者有一些什么新的消息，听说“大场”那边打得最激烈，是不是中国兵有退到第二道防线的可能？去谈谈看。
马伯乐一边想着一边慢慢地走。在岸上，一抬头，他又看见王小姐了。
王小姐在前边跑着，撑着雨伞。
他想要招呼住她，但又没有什么事情，竟这样地看着王小姐走远了。蓝色的雨衣，配着蓝色的雨伞，是很深沉的颜色。马伯乐看着她转弯了，才自己走他自己的路去了。
第二天，马伯乐照样去买了“未必居”的包子来。本来觉得不饿，打算不去买了，但是几个孩子非拉着去买不可。他想既然成了习惯，也就陪着去了。可是买回来，他并没有吃，他把衣裳用刷子刷了一刷就走出去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小雅格手里还拿着两个包子说：
“爸爸，这是你的。”
下半天马伯乐又出去了。太太以为他又是到蛇山上去喝茶，让他把小雅格带着，觉得在家里闹。马伯乐没有带就走了。
他到王家来了两次，似乎王小姐都不在家。本来他自己也不承认是来找王小姐的，于是就在客厅里坐着，陪着王老太太谈了一些时候。谈得久了一点儿，他就站起来走了。
到了晚上，他又来了，恰巧客厅里边没有人，说是王老先生和王老太太都出去了，说是过江去看汉戏。
马伯乐于是问：
“大小姐在家吧？”
马伯乐到王家来，从来没有单独请问过她们的大小姐。于是那女工好像受了一惊似的，停了一停才说：
“我去看看。”
一出了客厅的门，那女工就在过道里问着一个小丫鬟：
“大小姐说是跟老人家去看戏，去了没有？”
那毛头小丫鬟还没有张开嘴，大小姐就从那枣红的厚门帘里走出来。她是出来倒水的，手里还拿着一个茶杯。显然她是在床上躺着的，头发有些乱了，领子上的纽扣开着，而且穿着拖鞋。
“你们嚷嚷什么？老太太一出去，你们这回可造反啦。”
她们说：
“不是，马先生找你。”
她想是什么马先生呢？她问：
“电话吗？”
女工说：
“在客厅里。”
王小姐把杯子放下了，放在了门旁的茶桌上。回头往客厅一看，从那门帘的缝中她看见了马伯乐。
她说：
“保罗！”
因为她受了一点儿惊，她就这样说了出来。她本想回到房里去，把头发梳理一下，或是穿上一双鞋子，但是都没有做到，只把领子上的纽扣扣上了就向客厅里走去。因为她分明看见了，保罗从那开得很大的门帘缝中早就看见她了。又加上近来她认为一个女子太斯文了是不好的，于是就大大方方地走近客厅去。
马伯乐看她来得这么痛快大方，就指着长桌上正在打开着一本书说：
“这书我看过的，很好，翻译的也不坏。”
王小姐把书拿到手里，合上了，看了看那封面：
“不错，是我借来的，还没有看完。”
于是就放在一边了。
马伯乐说：
“我打算借几本书看，你手头可有什么书吗？”
王小姐说：
“我乱七八糟有一些，你要看一看吗？”
王小姐带着马伯乐就到她自己房里来。一边走着一边说：
“一个人不读书是不行的。”
马伯乐也说：
“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不读书。全世界上的人，哪国人不读书？”
等进了那小房间，马伯乐还说着：
“人家外国女人，就是到公园去，手里也拿一本书。一边哄着孩子一边看书。”
“真是不同啊，咱们中国人太落后了。一出了学堂的门，谁还念书呢！念书的真是傻子。”
王小姐的屋里非常干净，书摆在窗台上。他们先去看了看那书，马伯乐随意选了几本而后才坐下来。
王小姐坐在沙发上，让马伯乐坐在镜台前边的那只小凳上。
这屋子很好，就是小了点儿，初一看来好像一个模型似的，但也正因为它小，才有一种小巧玲珑的趣味。
他们没有谈什么就又回到客厅里去了。在客厅里讲了一番武汉大学的情形，讲了各位教授。还有一个笑话，其中就有这么一位教授，对学生们说亡了国不要紧，只要好好地念书……
他们谈得很愉快的，似乎他们是在社交的场合中似的，只是彼此尊敬，而不能触到任何人的情感的一面。
女仆隔一会儿献一杯茶来。他们二位就都像客人似的坐在那里，或者以为这二位就都是这家的主人，一位是少爷，一位是小姐。
谈到九点多钟，马伯乐才走了。
二位老人家去看戏，还没有回来。
王小姐想写两封信，但都没有写成，就倒在床上睡了。睡了一些时候，也没有睡着，就听母亲回来了。经过了客厅走到她自己的房里去了。很有意思的，她一边走着一边说那汉戏的丑角怎样怎样不同，鼻子上的那白色也抹得稀奇哩！
王小姐是关了灯的，因为有月亮，屋里是白亮亮的。夜里不睡，是很有意思的，一听听得很远，磨盘街口上的洋车铃子，白天是听不见的，现在也听见了。夜里的世界是会缩小的。她翻了一个身，她似乎是睡着了。
§§§第七章
从此以后，马伯乐天天到王家来。王小姐也因此常常候在家里，本来要看电影去或是做什么，因为一想到，说不定保罗要来的，于是也就不出去了。
在客厅里常常像开晚会似的，谈得很晚。王老太太也是每晚陪着，王老先生若是没有什么事，也没有不陪着的。
这样子过了很久，好像从前那种已经死灭了的，或者说已经被时间给隔离得完全不存在了的友情，又恢复了起来了。
老太太常常指着女儿说，保罗哥小的时候这样、那样，说得似乎这些年来并没有离开过似的，有时那口语竟亲近得像对待她自己的儿子似的了。
遇到了吃饭的时候，马伯乐就坐到桌子上来一起吃饭，就好像家里人一样的，方桌上常常坐着四个人，两位老人带着两个孩子。
这样子过了很久。有一天晚上正在吃饭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电话，把大小姐叫出去了。
那电话设在过道的一头上。大小姐跑出去听电话，一去就没有回来。女仆进来报告说：
“大小姐不吃饭了。老太太去看看吧！”
大家一听，果然是后边房间里有人在哭。
王小姐伏在床上，把头发埋在自己的手里，眼睛和鼻子通通哭湿了。旁边的小小的台灯，从那朱红色的灯伞下边放射着光辉，因为那灯伞太小了一点儿，所以那灯光像是被灯伞圈住了似的，造成了铜黄色的特别凝练的光环。
老太太问她哭什么，她一声不响。老太太也就放下那枣红的门帘回去了，好像对于女儿这样突然会哭了起来表示十分放心似的，她又回到客厅的桌上吃饭去了。
王老先生也没有细问，仍旧跟马伯乐谈着关于前线上伤兵的问题。
马伯乐说这一次打仗是中国全民族的问题，所以全国上下，有钱的应该出钱，有力的应该出力；他还讲了他要当兵打日本的决心，他说：
“我已经给家去过信，征求父亲的同意我要当兵……”
王老先生一听，似乎就不大同意，说：
“当兵自然是爱国的男儿的本分，但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也就够了，我想有钱的就不必出力了。”
马伯乐一看，当兵这些话显得太热了点儿，怕是不大对王老先生的心思。于是就说：
“当兵，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人家也不要啊！不过是所谓当兵，就是到前方做救护工作。”
王老先生觉得做救护工作还是一种激烈的思想，于是就劝阻着说：“我看这也不必的，要想为国家献身，何必一定到前方去。委员长说过，后方重于前方，后方也正需要人才的，比方物价评判委员会，我就在那边工作……民生是第一要紧。什么叫做民生？就是民食，尤其是在这抗战期间，物价是绝对不应该提高的。我们具有远大眼光的政府，有见于这一点，就不能不早做准备。物价评判委员会，主要的就是管理民食的总机关。”
说完了就问马伯乐：
“你也愿意找一点儿工作吗？”
出乎马伯乐意料之外的这一问，他立刻不知道怎样回答了，想了一下才说：“愿意。”
“那么我可以安置你到物价评判委员会里去。”
马伯乐赶快地问：
“那里边不忙吗？”
王老先生说：
“本来是什么事也没有，会忙什么呢？也不过就是个半月开一次会，大家谈谈，讨论讨论。”
刚说完了，就来了电话，电话铃子在过道里铃铃地响着，响了好半天才有人去接话。
王老先生说：“她们一个一个的都做什么？慢慢的连电话也没人接了。”他显然说的是女仆们。
这电话显然是有事情。王老先生到那边简单地说了几句就转来了。
坐到桌子边，很快把半碗饭吃下去了。以前的半碗，半个钟头也没有吃完，现在一分钟就把剩下来的半碗吃完了。
他站起来一边说，一边把吃饭时卷起来的长衫袖子放下。
“我囤了点儿煤，现在趁着市价高，打算卖出去……谈着谈着，我把这桩事忘了。电话就是为这个。”
一转身，王老先生戴起黑色呢帽，拿起手杖来，很稳重地走了。似乎国家的事情要不放在这样人的身上，是会靠不住的。
王老先生走了之后，马伯乐也觉得应该走了，好像老太太一个人故意陪着似的，有点儿不太好。但几次想到这里，可是又都没有走，因为王小姐在那边，到现在始终没有声音。大概是不哭了，但为什么不出来呢？
马伯乐很希望老太太能够进到小姐那屋子去一次。但是老太太像是把小姐哭的那回事给忘了似的。希望从老太太那里听一句她的情景，马伯乐几次故意往那上边提，说：
“小姐她们那武汉大学风景真好，你老没有去逛一逛吗？”
老太太说：
“是的，我去逛过啦，夏天的时候还去来的，都是桂英（女儿的名）带着我……那水呀绿油油的，那山也是好看……”
马伯乐看老太太叫桂英，他也就叫桂英了，他说：
“桂英毕业之后，没有做点儿事吗？”
老太太说：
“没有呢，那孩子没有耐性，不像小的时候了，长大了脾气也长坏了。”
马伯乐再想不出什么来说的了。想要走，又想要再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又没有什么再坐的必要，走又不情愿，于是就在客厅里一边犹豫着一边翻着报纸。
一直到了很晚，王老先生都回来了，马伯乐才从那个带有一个小花园的院子走出来。
他很颓唐的，他走在刺玫的架下，还让那刺玫带着针的茎子刺了脸颊一下。他用手摸时并没有刺破，而那手却摸到鼻子上那块在淞江桥跌坏的小疤痕。
夜是晴朗的，大大的月亮照在头上。马伯乐走出小院去了。
王家的男工人在他的背后关了门，并且对他说：
“马先生，没有看见吗？又来了一批新的伤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