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谷
险遭销毁
所谓大内，指的是皇帝宫殿或宫内库房；“大内档案”便是指清政府于康熙九年起开始存放于紫禁城里内阁大库内的档案，所以也称为“内阁档案”。这些档案包括皇帝诏令、臣僚进呈并经皇帝批阅过的奏章、朱谕；皇帝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会典、历科殿试的卷子等。
然而，围绕这批重要档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却演绎了一出最终造成这批档案大量流失的一波三折、令人扼腕而叹的“伤心剧”。其间出场人物可谓各色纷呈：有清朝遗老、军阀、政要、奸商、掮客、汉奸、小贩等，一时间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场面煞是热闹。存放档案的内阁大库共有六大间，这样的重地，自然戒备森严，一般人是无法进入的。王国维在《库书楼记》中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连一般学士大夫都无缘一窥其“美富”的皇家档案，何以竟会遭到毁灭性流失厄运的呢？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内阁大库终因年久失修，出现了严重渗漏。于是内务府决定进行修缮。不料尚未施工，八国联军拥着洋枪、洋炮攻入了北京。入侵者的枪林弹雨向着紫禁城渗透，其险恶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渗漏对于内阁大库的威胁。此情此景下，修缮内阁大库自然再也排不上议事日程了。结果这一搁就搁了近十年。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个角，发出了库房危险的警告。修缮内阁大库，这一年终于付诸实施。
既要修缮档案库房，修缮之前自然得先迁移档案。清政府便将年代近一些的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华殿，其他来不及迁移的档案暂时仍集中存放于库内。事有凑巧，一次，醇亲王载沣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档案，手下人遍寻之下，就是查找不到载沣所要的档案。醇亲王很不悦，当即拉下脸发话道：“花了许多时间，要找的档案没有，碍眼的竟是些没用的东西，留着这么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还不如销毁了。”
醇亲王一声令下，手下人哪敢怠慢。于是，大量所谓“无用”的档案被挑拣出来堆在一边，等待着销毁的命运。它们中，仅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的红本朱批档案就有100余万件。好在这时候有两个关键人物无意间走近了这批珍档，从而使它们暂时远离了被销毁的命运。这二人一个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张之洞，另一人是学部参事罗振玉。尽管直接走近这批待销毁档案的是后者，但因为他是奉了前者命令行事，所以说到走近，理应提及前者。原来张之洞是为打算成立“京师图书馆”事，特地委派罗振玉到内阁大库挑拣一批书籍典册的。罗振玉走近内阁大库，一眼就看到了堆得高高的待销毁档案。罗看到眼前有两卷一半已露出在外面的档案，就顺手抽出翻阅了一下。不料就这一翻，他顿时就愣住了。原来他顺手抽出的两卷待销毁档案，一份是乾隆年间漕运总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内写给朝廷的奏折；另一份为乾隆年间军机大臣阿文成出征金川时的奏折。如此重要的档案史料，何以就要销毁呢？
罗振玉当天即将此情况向张之洞作了汇报，张之洞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档案。经过他的努力周旋，这批珍贵档案史料终于逃过一劫，并获准将这批珍贵档案史料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不久，放置于文华殿的档案迁移到了被称为太学的国子监敬一亭，内阁大库中的档案一时仍放原处没动。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4年打算建立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大内档案自然成了它的基本珍藏。
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故宫午门楼，档案也随之移至午门外朝房存放。此时原先的学部已改称教育部，教育部尽管接管了大内档案，但却并没有认真尽责地保管，整理时，但见数十人乱哄哄挤着，用一根小木棍潦草地拨拉着摊得一地的各式各样的档案，从中挑出部分完整的档案放置于门楼，剩余大量的名曰“已整理过了”的档案就纷纷被装进麻袋，接着像现在搞房屋装修的人家堆建筑垃圾一样，将那些麻袋堆放在了端门门洞中。
命运多舛
然而这些毕竟是珍贵档案史料而非建筑垃圾，有人冷落它们，同样也有人“青睐”它们。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著名的版本学家傅增湘即属后者。听说有这样一批宝贝，傅总长当即派了两个人为他去麻袋里“寻宝”，傅总长指派的二人中，其中一人便是此时恰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鲁迅由于这次的走近大内档案，后来写出了被他收在《而已集》中的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文章讲述道：“这回是F先生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宋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得人说，其中且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哩。有一天，他就发了一个命令，教我和G主事试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凡有我们检起在桌上的，他们总要拿进去，说是去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
显然，这“少一点”的内容无疑便是被那位F先生（即教育总长傅增湘）据为己有了。
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前后，适值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时期，政府财政空虚，以致像教育部这样的机关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工资欠久，难免怨声四起。教育部所属历史博物馆无奈之下，经向教育部请示批准，遂将放置于故宫的档案分两次出卖了。第一次被当做废纸出卖的是朝房东侧存放的明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十几万斤，经过一些纸商竞价后，最后被十几个白纸坊商人合股以3000多元的标价购买到手。仅仅再将这批档案当废纸转一下手卖出去，这些纸商便足足赚了两倍利润。钱是赚了，但这批珍贵的明朝档案却从此流失。第二批出卖的便是存放在午门内外两侧朝房和端门门洞内的明朝崇祯和清朝顺治至宣统时止的档案史料，计有14.8万余斤。可能第一次白纸坊的赚钱给了其他纸商启发吧，这次竞标者一下子冒出了四家。当时历史博物馆有个姓傅的庶务常到西单牌楼朝西旧门牌150号同懋增南纸文具店购买办公用品，和他们相处熟了，这天，他跑到同懋增，对经理程运增说：“放着这笔生意你不争取，将来肯定会后悔的。”
程经理有点无奈地说，“我知道这笔生意有得赚，可是我资金不够呀。”“犹豫什么，快去借嘛。”傅庶务颇有点为程经理指点迷津的味道。程经理后来经过核算，遂以月息一分二厘向天兴银号经理李云舫贷款5000元，讲定半年内偿还。后来，同懋增用4050元银元买到了这批被装入8000只麻袋内的档案。如此大量的档案，同懋增自然是放不下的，于是除了在店里存放一部分外，另外还租了善果寺各大殿和配殿，用作临时仓库。据资料记载，拉货那天，同懋增共派出了50辆马拉大车，每辆车上都插有一面黄色小三角旗，旗上盖有历史博物馆的钤记。车队从天安门内起运，一路经过长安大街，出宣武门，最后到达广安门善果寺。一路上队伍浩浩荡荡，人喊马嘶，景象煞是壮观，引得无数路人驻足观看。这支队伍由同懋增两位年届五十，富有经验的伙计李华甫、张玉峰率领十几人负责押运，拉运了十几天，才总算把这批货运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