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小螺蛳就是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传染血吸虫病的媒介——钉螺。只有钉螺滋生的地方，才可能有血吸虫病的流行。所以，消灭血吸虫病的关键就是查找钉螺并将其消灭。历史上，青浦县几乎条条河浜有钉螺，许多池塘、水沟、渠道、滩地、宅基边、石驳岸也都有钉螺分布。由于钉螺体型很小，长度一般不超过1厘米，宽度不超过0.4厘米，且颜色较暗，寻找难度大，所以担当查螺任务的几乎都是视力较好的年轻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浦，河沟田塘边忙碌着3000多名青年男女，他们中有贫下中农子弟，也有刚从中学毕业的城镇知识青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血防员”。
查螺工作的艰苦自不待言，而且如果没有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接触到疫水很有可能会惹病上身。事隔多年，现将退休的原青浦区卫生局副局长顾云麟谈起那段经历，仍然心有余悸。那是1965年，也就是顾云麟当上县血防工作站血防员的第二年，他被派驻徐泾乡。也许是为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也许是自己疏忽大意，他没有穿上防护胶鞋，便赤脚下河查螺了，结果出现了发热等急性血吸虫病症状。紧急采取酒石酸锑钾三天注射疗法，休息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去查螺了。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农业生产还没有完全恢复，顾的母亲从县城赶来看望儿子，做饭时遍寻不到油和盐，只能下点粗面。看着黏糊糊的面条，母亲难以下咽，但是儿子却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心疼得落下泪来。那时，顾的病情只是暂时控制住了，并没有根治，1970年回到县城里，又复查出病症，经过系统的治疗才痊愈。从1955年起，我国农村掀起了合作化运动，这为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血吸虫病提供了可能。除了县、乡、村三级专业血防队伍，青浦县在1958~1959年、1964~1965年、1971~1972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灭螺运动，每次投入劳力10多万，只要有钉螺繁衍的地方，就有浩浩荡荡的灭螺大军在挥锹、在铲土、在喷药、在灭螺。
灭螺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结合农田水利建设进行土埋灭螺。结合不同的地形，人们发明了岸边挖沟土埋、岸边铲土土埋、开新填旧和挑土填埋、修筑灭螺带五种方法，埋入土中的钉螺经半年以上全部死亡。二是使用药物灭螺，即利用对钉螺有毒的化学药物或农业化肥，采用浸杀、喷洒等方法杀灭钉螺。
1965年秋天，上海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来到青浦，开展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的“四清”运动。根据上海市委的指示，工作团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于是在国庆节到来之前，干部和群众再加上社教工作队，集体出动，对全县范围内5935万平方米的有螺河道施以降低水位、用五氯酚钠浸杀和土埋相结合的综合性灭螺。第二年的5月，在“三夏”插秧前，在对每块有螺稻田进行耕耙后，像施粪肥那样泼浇石灰氮药物，用这个方法基本消灭了6.5万亩稻田内的钉螺。这两次规模空前的灭螺运动对清除河道和稻田里的钉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67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青浦县委停止了血防工作的部署。但可贵的是，多数基层血防专业队的工作却没有停滞，仍然按照以往的经验开展查灭钉螺。1969年，县委重新召开血防工作会议。1970年年底，全县又掀起了修筑灭螺带的高潮，在河道两岸建筑了长达364.67万米的灭螺带，占全县河道总长的75％。同年，与江苏、浙江两省和本市毗邻县建立了“8县联合防治血吸虫病协作区”，开展联合查灭钉螺，有效地消灭了交界地区的钉螺。
1972年，青浦县的有螺面积下降了99.93%，控制了血吸虫病的流行，达到了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之后虽然每年仍有钉螺发现，令人满意的是未再发现受感染的钉螺和新感染病人。
1983年4月，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一条消息：经春季的反复查灭螺，在青浦全县范围内没有查到一只活钉螺，这在青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之后，青浦县依然坚持年年查螺，监测病情。1985年县人民政府发出布告，规定群众查到并报告钉螺经鉴定确认后，给予20~100元的奖励；每年在全县范围内第一个发现钉螺者，奖励300元。据不完全统计，4年来共有154人报告，经鉴定除1986年在朱家角镇发现钉螺外，其余均非钉螺。在查灭钉螺的同时，另一场紧急救治血吸虫病人的战役也全面打响。据记载，解放前，青浦县卫生院只收治了10例血吸虫病人。新中国成立后，全县累计查出血吸虫病人157232例。面对如此庞大的病患群体，青浦县采取了县、乡、村三级治疗的形式：乡医疗单位和市、县卫生工作队在乡卫生院开设血防病房，大批收治早、中期病人；条件较好的村卫生站开设临时性的血防病房，以赤脚医生（乡村医生）为主体，收治本村或几个村的早、中期病人；难治的病人则送往县血防站和两所县级综合医院。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1983年，约有5000多名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先后参加了治疗。为了治疗出现腹水、巨脾和侏儒症状的6000多个晚期血吸虫病人，从1958年起，朱家角人民医院专门开设了晚期血吸虫病房，同年施行了第一个晚期血吸虫病人的切脾手术。经过20年的努力，防治专业人员探索了中西医结合和内外科结合的治疗方法，使绝大多数病人恢复了健康。1961年摄制的电影《枯木逢春》，讲述的就是一个晚期血吸虫病人苦妹子的遭遇。苦妹子与亲人逃离血吸虫病流行的家乡，途中与亲人失散，几年后改嫁的丈夫也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她自己也身患痼疾。历经种种艰难，苦妹子被医务人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终于健康幸福地与心上人生活在一起。主要剧作者王炼曾经就是个血吸虫病患者，亲身经历了“枯木逢春”的新生过程。
事实证明，血吸虫病是通过粪便扩大传播的。过去，农村的露天粪缸多置于河边，雨后粪便外溢，直接流入河内；村民习惯在河内洗刷马桶；随地大小便也很普遍。而血吸虫病患者经常腹泻，所以带有大量血吸虫卵的粪便污染了水源。为此，血防领导小组一方面通过各种座谈会，深入浅出地宣传教育群众不在河塘里洗马桶；另一方面，在各镇陆续建立起清洁管理所，在农村各生产队配备一名倒洗马桶的清洁员，统一管理粪便，后来又建造了无害化粪池。1955年，青浦县以仓园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试点在农村推行“粪缸集中、搭棚加盖、粪便入社、陈粪施肥”的办法，此经验还向流行血吸虫病的南方13省市做了介绍。
1963年，青浦县建立了第一个自来水厂。1979年，任屯村建立了第一个村办自来水厂。1970年起，没有饮自来水的城乡居民对饮用的河水或井水进行漂精粉消毒。对粪便的管理和对饮用水源的改善，有效地切断了血吸虫病传染源。
1983年，上海市委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业人员验收考核，确定青浦已经达到了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即：23个流行社（乡）、镇、场连续3年查不到钉螺，全县95%以上的居民粪检阳性率在0.5%以下，没有新感染的病人、病牛。12月16日，上海市委血防领导小组对《青浦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情况报告》作出批复：“同意你县宣布消灭血吸虫病，并向你县全体人员表示热烈祝贺。”
1985年12月10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消灭血吸虫病庆功表彰大会，宣布全市消灭血吸虫病。
“过去篮球放在肚里，现在篮球拿在手里”
——任屯村今貌
2006年秋，笔者一行来到风景秀丽的淀山湖畔，只见顷顷鱼塘和农田错落有致，一条宽阔平整的水泥路通向青浦区金泽镇任屯村。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的青浦任屯血防陈列馆就坐落在村头的广场上。馆前的纪念碑上刻着原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副组长魏文伯的题字：“造福人民”。
这就是那个曾经闻名全国的“肚胞村”，那个曾被日本专家预言“将要从地球上消失”的村庄。
如今的任屯村由原任屯村与原北任村合并而成，全村总面积4.5平方公里，其中粮食面积600亩，水产养殖面积1300亩，并有4家工业企业。共有414户家庭，1279名村民，其中已过花甲之年的老人有300多位，还有30多位80岁以上的耄耋老人。2005年人均收入为7960元。“我们早就推翻‘四座大山’了（‘三座大山’加血吸虫病）。”村主任潘介云告诉笔者，“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在整个青浦，我们村拿了好几个‘第一’：第一个消灭血吸虫、第一个村办自来水厂、第一个通马路、第一个农民新村、第一个文明村、第一个敬老村、第一个全国供销合作系统综合服务站示范村……”潘介云扳着指头如数家珍，语气里充满了自豪。
这位第十二届市人大代表、市劳模是土生土长的任屯村人，长着一副运动员的高大身形，相问之下，年轻时果真在篮球队打中锋。原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任屯村就成立了青浦县第一支农民篮球队，当年在江浙一带很有名气。这支队伍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腾龙”。随着血吸虫病日益得到控制，村民的身体日渐强壮，“腾龙”篮球队也越战越猛，1975年，代表青浦县参加上海市各区县篮球比赛，获得了第4名的好成绩。对于曾因血吸虫病而减少了一半人口的任屯村来说，几乎是个奇迹。难怪村里人总要说：“过去篮球放在肚里，现在篮球拿在手里”，用这句话形容任屯村的今昔巨变真是恰如其分。
虽然早在1972年任屯村就在青浦县率先消灭了钉螺，但是村里人丝毫不敢大意，彻底填埋了10多条水浜，将沟渠全部硬化，铲除了钉螺的滋生地。还建立了一支由15人组成的常年查灭螺队和保洁队伍，收集公共场所的垃圾，全面保洁水面，并且每年派人与毗邻乡镇进行对口查螺。至今，未查到一个钉螺，也未有一人感染血吸虫病。1998年，达到了“市级卫生村”的标准。
借问瘟君欲何往
经过多年的奋斗，12个流行血吸虫病的省、市中，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浙江先后成功地驱逐了“瘟神”，我国被世界公认为是血吸虫病控制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之一。
但是，“瘟神”的幽灵并没有消失，它一直在人间游荡，寻找着天时地利的条件，趁人类放松警惕时，便卷土重来。
2003年5月14日，卫生部颁布了《血吸虫病重大疫情应急处理预案（试行）》，在这项预案的背后是一组不容乐观的数字：曾经在1988年就已经降到40多万的全国血吸虫患病人数，到2002年又增加到了81万人，钉螺面积回升至35.2亿平方米。目前血吸虫病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湖区及四川、云南两省部分山区流行较为严重，生活在疫区的人口约6000万，曾经消灭血吸虫病的地区如今疫情出现反复。特别是1998年以来长江流域连续遭受特大洪灾，再加上综合治理防治措施落不到实处，造成了钉螺大面积扩散，血吸虫病急性感染人数剧增。
近年来，上海每年在流动人口中开展约20万人次的传染病专项检查，每年均发现确诊病例2~3例，疑似病例100余例。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自1985年全市阻断血吸虫病传播，至2005年年底，上海市已连续31年无内源性急性血吸虫病感染，连续27年无新病人、无新病畜。从上海的经验来看，血吸虫得以灭绝的根本原因是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地形和水系等自然条件，消除了滋生血吸虫的环境。原来的“九湾十八浜”变成了宽阔平直的河道，原来的水田变成了旱地，拔地而起了现代化的厂房，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推动了自然条件的变迁，使“瘟神”再也无处栖身。
反观现在的血吸虫病重疫区，往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生产生活方式未得到根本改善，人畜不可避免地接触疫水，感染血吸虫病。因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现有疫区特殊的生态地理环境的制约，过去一些传统的有效的血吸虫病控制措施现在难以开展和实施。
几十年前我国在物资匮乏、信息封闭、技术落后的恶劣条件下征服“瘟神”，靠的是集体经济时代“全党动员，全民动手”、万众一心的“人海战术”。当年，生产队长哨子一吹，农民自备干粮、全副防护、下地灭螺，地动山河铁臂摇，千军万马战瘟神。全世界74个血吸虫病流行国家，没有一个能有中国这样的气魄。
时过境迁，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与“瘟神”作战，机遇与挑战并存。
新的战役已经打响。2004年，卫生部出台《血吸虫病综合治理重点项目规划纲要（2004—2008年）》，提出了防治总目标：至2008年年底，全国所有流行县（市、区）达到疫情控制标准，不发生或极少发生暴发疫情。2005年6月24日，卫生部又出台了《血吸虫病突发疫情应急处理预案》。2006年4月1日，国务院公布由温家宝总理签署的《血吸虫病防治条例》。
从烟波浩淼的洞庭湖，到当年毛主席“闲庭信步”畅游的武汉长江段，一块块警示牌已经树立在堤坝上。
人类与瘟神之间的较量还在无声地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