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虽然在京郊闭门读书，但对国家时局还是很关心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和主张。正因为如此，李济深、陈铭枢、张难先等人于1925年邀请他南下广州共商国事。然而，他对当时的局势还未有意见，故未能成行。到了1927年，根据他的观察，对多年来困扰人的民族前途问题，悟出了一些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呢？简而言之，便是要“否认一切西洋把戏，相信我们自有立国之道”。这便是他的文化观念在政治上的表现。由于他有了政见，因此，同年5月他应李济深等人前年之约到了广州。
李济深时任国民革命军的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总司令及第四军军长。他与梁漱溟过去在北京早已认识，而且交往甚密。所以两人见面时，梁便问道：“你看现在中国顶要紧的事是什么？”李很持重地回答说：“现在最要紧的是统一，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梁又问：“怎样才能统一呢？”李说：“我是军人，在我们军人而言，其实就是要军人都拥护政府。这所谓政府自然是党的政府，非个人的。”梁听了冷然地说：“国家是不能统一的，党是没有前途的，凡你所希望的都是做不到的。”李听了以后，感到出乎意外，无言以对。后来梁回忆说：“当时我南游之意，实没有想去发表自己的政见和主张，因为那时正是中国国民党处在兴旺发达的时期，岂能容得别人有异样的言论。我在广州只住了一周便去乡间歇暑去了。”
梁、李二人这次见面，关于时局的谈话，彼此没有达成共识，但李对梁的学识与为人，还是敬重的。故电请南方国民政府发展他为广东省政府委员。梁则认为既不合时宜，又无轻就之理，于是坚持不去上任。这年年底，李济深再次请梁出山，向他请教政治方略。梁到广州后与李进行彻夜长谈。梁很坦率地对李说：“中国在最近的将来，不能不是一些分裂的小局面，而在每个小局面中，大权仍然是集中在个人手里。我期望你能替中国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开出一条路来。”李听后不甚了然，便问如何开这条路。梁坚定不移地回答说：“这条路就是我所谓的‘乡治’。”紧接着梁对自己的上述主张作了一番讲解，大意是：宪政应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地方自治又应由基层乡村入手，即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新中国。李济深听了讲解后表示同意，便请他在广东试办“乡治”，并委任他为广东省建设委员会委员，兼省立一中校长等职。
1928年，他在广州开办“乡治”讲习所，分10个题目讲述，听众千余人。是时梁的意思，仍不出英国式的宪政范围，但有鉴于英国式宪政在中国往往流于一纸空文，于是他便竭力主张从地方自治入手，将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结合起来，搞成一个自治体，即上述的所谓“乡治”是也。但如何把理想变为现实，这时他心中还没有什么底细。
梁漱溟的表弟郑天挺（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南开大学校长）于1928年5月至8月，应梁漱溟之邀，任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建设委员会秘书，梁漱溟任代主任（主任为李济深）。两人相处四个多月，梁做事认真，一丝不苟，给郑留下很好的印象。
在郑天挺的日记里，自5月14日至6月3日，分七次记录了梁漱溟做“乡治十讲”的讲演内容。特摘要如下：
14日晚：
……个人政治主张与诸前人异。数十年来谈政者皆喜法西人，而迄无殊效。盖中国人有中国人之天性，中国之文化未可强效不同文化、不同天性之西人。
……然而数十年终无成就者，则以不合于中国之实况。
22日晚：
略谓：西洋文明系有对的，中国文明系无对的。因有对，故凡事皆向对方求解决，政治亦然。而中国正相反，此根本不合也。西洋政治精神在彼此监督，互相牵制，所谓三权鼎立是也。而其动机，实在彼此不信任。中国不然。彼此尊崇，彼此信托，皆相待以诚。倘一存猜疑，必至于糟。今欲仿效西人政治，势必降低固有精神，绝难有所创获，此其一也。选举制度为西洋政治之中心，西人皆用自炫手段以求当选，而中国以自炫为可鄙，必欲仿效，则必弃自尊之美德，先自轻贱。然此最高之精神一落，则不可复振矣，此其二也。西洋政治以欲望为本，中国则于欲望外更有较高之精神，如舍欲望外不计其他，必不能行于中国。
29日晚：
……在今日欲振兴工商业实不可能。社会不安定，易于破坏，一也；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难与西人竞争，二也。或谓由国家经营之国家资本主义其法较善。不知政局不定，国家亦无力经营。且若由国家经营，则政权、财权皆聚于政府，恐谋之者益多，而政局亦益不能安定矣。故可以挽救中国近日之局面者，唯有振兴农业。
31日晚：
……法律仅能使人做事合理，而不能使人做合理事。做事合理是谓法治；做合理事是谓人治。在法治派之政治理想以为，政权人人有份，政治自下而上，是为原则。而在人治派观之，因人类理智之有高下，则政权必交之理智最高者。人类理智不同，则政治不妨自上而下。中国自来为人治的政治，而非法治的政治。又谓：中国近日政治上经济上皆陷绝境，非从农村入手，无从整顿。一方面使农业发达，一方面使农民知识提高。
6月2日晚：
……法律是假的，风俗习惯是真的，吾辈应创习惯，唯乡治能创习惯。欲人民之问公众事，必须使之现有此意志、兴趣、能力、习惯。今之所以欲先行乡治者，以乡之范围小，利害切身，引其注意易而力强，一也；活动力之所及以范围小为宜，二也；中国固有之精神，城市已丧失殆尽，所谓礼失而求诸野，三也；城市之心理习惯已近外国，唯乡村不然，四也；工商业为个人主义的，而农业为合作的、互助的，五也；乡里间尊师敬长，尚德尚齿，六也。有所信赖，有所信托，此吾人建筑新政治之基础。
……吾之改造经济注意点在以私有经济制度为一切罪恶之源泉，私有经济制度为生存竞争之起源，因之人人敌对，人人时在危险情状之下。今若逆社会罪恶产生道理而思改革，终必无成，故改造私有经济制度必自改竞存为共存，始乡治之意即在此。先从消费享受求合作，渐至生产之共营。
在郑天挺6月3日下午梁漱溟演讲后的日记里，梁先介绍日本河西太一郎《农民问题研究》一书的大意，然后分析中国近代以来农业生产发展缓慢主观、客观因素，如：天然制约、经济上的原因、收获后的原因、不能大经营的原因，又将农业与工业经济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在工业上，阶级观念甚盛，故工人团结以对资本家，而在农业上适相反，又有中农之介于劳资之间。在工业上，工人皆思生产机关公有，而农民仅望分得少许土地，两者目的不同，故求改造经济之心理亦不同。今就经济目标为改造办法，必先使小农之私人经营渐改至合作，使私有为公有，分作为合作……总之，我国之精神文化皆与工商业无缘，除此文化已无前途外，今后局面必为农业复兴，而政治亦除乡治外无他路。必先发展乡村而至城市，先兴农业而至工商，农业之兴，必自合作社始。
从郑天挺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梁漱溟的“乡治”思想，与其在这一阶段的著作、演讲是一致的，如：制度的建立的关键因素是人民的习惯而不是法规制度；民族精神有高低不同，不能以高就低，无益于中华民族的前途，应坚持新的开悟；注意吸收进步的意见和方法（设想了一种新的农业合作方式，源于恩格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