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回忆：此番会晤，在我印象上甚好。古时候诸葛亮称关公美髯日逸群绝伦，我今亦有此叹。他不落俗套，没有矫饰，从容、自然而亲切。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大致每次都可以让你很舒服地回去。他于听你谈话时，喜用笔随手记录。秃笔粗墨，在大纸上横行写来如飞。我一边谈，他一边写。我谈完，他便手指所记要点，一条一条答复。条理清楚，句句到题。我将我的一两种小册子和四十万言的一部《乡村建设理论》都赠他，请他指教。隔一天再见面时，他取出一沓纸来，纸上已将我书内要点或他认为好的地方，皆摘录排列，井井有条。
对于抗战的发展，毛泽东认为：日本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日本侵略中国，兵力很有限，我们是大国，地方辽阔，大得很。我们退到西南了，日本兵力更分散了……它的兵力不够用了。日本的野心是独吞中国，欧洲列强不会允许。日本人一定要失败。中国只有抱定一个方针，不同它妥协，就会把日本拖垮。
关于此次会晤，梁漱溟在《抗战初期告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中有记载：“此次晤毛君泽东于延安，余谈各地情形颇露悲观语调。毛君阐明前途定可乐观之意以慰我。大意是说决定中日问题之前途者总不外三面：一为中国自身；一为敌人方面；一为国际环境。求中国的胜利，一在自身的团结；二在敌人的内溃；三在国际的协助。国际情形，分析起来已经日益好转。敌人一面则随战事之扩大与延久而暴露其弱点，增加其困难，方为正比例的前进，又无可疑者。所余为中国自身团结问题，则两年来亦已逐步趋向团结，而相当实现。而如是，又何须悲观。”经过毛泽东的一番开导，梁对抗战前途有了新的认识。后来他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这次谈话对梁启发很大，原先来时所怀有的悲观情绪这时已涣然冰释。
然而，在第二次谈话时，彼此却发生了分歧。谈话的内容是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之前梁曾将其专著《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泽东，请他提意见，故次日之谈话便从此开始。毛泽东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有不少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等问题，需要扩大与加强。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当毛泽东谈起阶级斗争问题时，梁表示不同看法。他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斗争对立鲜明，贵贱悬殊很大，但中国则不然，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因此阶级对立不强烈。接着，他又提出“伦理本位”与“职业分途”八个字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他说： “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说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把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我们讲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这些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就是社会分工，人人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社会便能得到安定和发展。梁如此这般地讲着，毛泽东则耐心细听，有时也插几句话，最后表示叹息地说道：梁先生你是过分强调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了，中国还有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的。而梁则回答说：你是强调了社会发展的一般性，没有认识到特殊性，缺乏对中国社会发展特殊性的认识。就这样两人互不相让，谁也没有说服了谁，争论无结果。后来，梁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梁这次访延安与毛进行过两次长谈之后，又到各地进行参观，并访问陕甘宁边区，听代主席张国焘介绍了边区的政府工作。梁此次延安之行往返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1月25日返回西安。当时延安生活条件很差，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却朝气蓬勃，与国民党地区大不一样，这些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梁漱溟在《我努力的是什么--抗战以来自述》中记载：
然而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却是活泼，精神却是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的，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无悠闲雅静之意。军队皆开赴前方，只有些保安队。所见那些制服的人，多数为学生。
学校似有六处，所谓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主义学校（简称党校）、鲁迅师范、摩托学校（机械学校），如是等等。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
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
离开延安，梁漱溟抵西安，赴开封，奔曹州，2月4日到徐州。3月初，梁漱溟在徐州写完《告山东乡村建设同人同学书》，就山东问题、争取抗战胜利与团结问题、迅速建立团体组织问题发表了意见。文章将延安见闻告之同人，其重点在嘱咐同人应以何种态度与各方合作共同抗敌，指出：“严敌我界限，于自己人一方，凡事皆可让步”，“对自己人让步即是对敌人进攻”，“敌指日本人，我谓中国人”，“在今日只应有此界别，而不许有其他界别”，“在同一地方，如先有他方人领导抗敌工作，吾人即不必独树一帜，更不必争领导地位，只求有利于抗战，便可随同工作”，“只有在无人发动之地方，吾人不辞领导之任”，“吾人对各党派团体一视同仁，但求有利抗战，盖无其他计较”。
这是梁漱溟抗战时期的心声，为了抗日救亡和抗战胜利，他努力奔走于各党派之间，呼吁团结抗战。虽然他后来谦称，他这样做并未收到明显的效果，八年努力并无功劳；但是，他为团结抗战做出的努力与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山河仍在，青史留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可贵的一笔。
在徐州，李宗仁（广西将领、第五战区司令官）与梁漱溟商讨如何动员民众支持和参加抗日。梁漱溟认为，“对内社会改革对外民族解放”以取代“文化改造和民族自救”，此时，最紧迫的问题已不单纯是文化问题，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问题，他认为，只有通过教育和社会改造动员起农民，战争才能获得胜利。教导他的学生在抗战中要和各种力量合作，包括共产党人。
在四川，梁漱溟参加省政府召集的讨论兵役问题的会议，对整个兵役制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政府征兵的最大弊病是它根本不成体系。兵役法规形同虚设，政府另颁有命令指示，乡村基层又自行其是。三者毫不相干。不久，梁漱溟发现，征兵制度的最大问题不在最高一级行政命令，而是在下面基层，于是他起草了一个具体的计划，计划主要强调三点：第一，最重要的是使群众对抗战抱有热情，这需要在征兵之前进行教育和宣传；第二，群众要了解征兵法令的内容要点，并自觉地拥护和要求，造成依法办理的空气；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要有地方上有信誉的人物参与其事，和办事人员一起保证优待军人家属。他还提出改善新兵待遇、惩处舞弊官员的建议。
1938年10月，梁漱溟在重庆正式创立了兵役实施协进会。但工作开展并不顺利，1939年初便被迫停顿；一年后，蒋介石下令解散了协进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