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农历九月初九，适逢梁漱溟90岁生日。应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邀请，梁漱溟全家到统战部赴宴，接受祝贺。全国政协负责人也参加了祝寿酒席，并派人到梁漱溟家中祝寿，送了生日蛋糕。
梁漱溟自1981年6月后已不再写日记，但几乎每天都有拜访者。他从不拒客，只是到了1987年秋天，他感到自己身体精神减差，乃在家门口贴了一则启示，请来访者将谈话时间限制在半小时。
对于生死，梁漱溟看得很淡。20世纪50年代，一位故交的遗孀向他请教，问：“先生，人什么时候能得解脱？”梁答：“佛家不求生，不求死。”
在梁漱溟与美国学者艾恺的谈话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艾恺：梁先生是年纪很大，而且具有智慧的人，你对人死亡有没有见解？
梁漱溟：我曾经说过死亡不会断灭。有些人认为人死了就完了，没有这个事情。我不是说过八个字“相似相续，非断非常”。生命本来就是今天的我跟昨天的我相似就是了，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就是了。其实早已不是一回事。相似相续，连续下来，不会断，非断。非常，常是恒常。不是一回事，早已不是一回事。人都如此，生命都是如此，那我也是如此。
艾凯：人总是怕死吗？
梁漱溟：不愿意死。其实不需要怕，不需要希望长生。任其自然，因为任其自然才是“廓然大公”。
梁漱溟在90岁之前，经常与朋友去公园休息，坚持打太极拳；搬到木樨地新居后，自感身体、精力大不如前，乃主要在室内活动或家门口练太极拳，每次外出都有儿孙陪同，独自已不敢出门了。
有人问梁漱溟的养生之道，梁的经验是：在生活上少吃多动，持之以恒；在精神上气贵平和，情贵淡泊。
梁漱溟自19岁吃素食，坚持70多年，每餐适可而止，吃七八成饱。他的锻炼，主要是走路和打拳，天天早睡早起，定时运动，持之以恒。90岁以后虽然主要在室内活动，他仍然坚持锻炼，每天早晨5点醒来，先在床上做操：伸腰、蹬腿、转动颈脖，然后吸气、呼气、屏气，50分钟后下床活动，每天在读书、写作的间隙，在室内散步或打拳。
因年龄大，不能去公园散步，梁漱溟遗憾地说：“人总是要老的，志趣可以不变，但体现这种志趣的途径和方法，却不得不加以变更。”
梁漱溟一生处事都是“气贵平和，情贵淡泊”。他曾写了一幅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他认为：“一个人遇事动不动就气盛、发怒，势必肝火攻心；如气盛不得平和不外露，则又积气于内腑，两者都伤肝劳神，有损健康，所以说，气平情淡自长自消，算得上是人生身心锻炼的一项功夫。”梁漱溟还认为，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加上“思考到老”，不但有益思想，也有益健康。
1986年，有关团体评选梁漱溟为健康老人。标准是：生活上能自理，能单独行走；智力上能阅读，能交谈。而梁漱溟不仅能读，还能写，还能登台讲演。
梁漱溟的学生王先进回忆：1983年我自新疆回来路过北京，到梁漱溟家拜见老师。见梁先生音容笑貌，依稀当年；在惊涛骇浪之中，生活那么多年，还能保持这样的健康，非胸怀宽大视死如归的人不能。1985年北京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王先进为5个名誉所长之一，梁漱溟为高级顾问，王遂谒梁漱溟面前说：“梁先生，山东是您第二故乡，中华孔子研究所成立大会，有山东代表39人，都想与梁先生合影留念，梁先生意见如何？”梁漱溟乃与山东代表合影。
又一学生唐宦存回忆：我于1981年、1984年和1986年三次拜访梁先生。1984年6月曾经有六天的时间，上午8时半到11时，下午2时至5时，给我谈了他一生与共产党的主要关系。从谈话中，我深刻意识到梁先生是热爱党和拥护社会主义的，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非常尊敬和钦佩，只是对毛主席晚年犯的错误，表示惋惜。
梁漱溟在接见唐宦存时，曾两次为唐题词、照相。
1984年写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1986年的题词是：“好问则裕，自用则小。”
梁漱溟不食肉，平时喜欢豆腐乳，饭后少量水果，如广柑数瓣。唐宦存曾寄一些给梁漱溟，梁却批评唐寄多了。
学生袁鸿寿回忆：在批林批孔转而为“批梁”的毫无退路时，梁老说了一句“匹夫不可夺志”的话，大家称之为“中国的脊梁”，齐声叫好，其实小瞧了梁老。回顾抗战时期，我在桂林时曾宴请梁老于七星岩（吃素），敌机在头上盘旋时，梁老与我在七星岩外一棵小树下聊闲天，我大惊失色。万一“中头奖”，何以对天下人！而梁老镇定自若，聊天如常。从这点看，他的对生死关早已过了，不可夺志是一贯的。在唐山地震时，北京的人都逃出户外，梁老安居不动，直到家属坚请不要冒险，逼得他没有办法，才有几个晚上在新中街寓所门外的草地上露宿。
对于梁漱溟的长寿，袁鸿寿认为：除了梁老七十几年吃素，还得益于梁经常在户外活动。梁老认为人不能与大自然隔绝，要少吃多动，除散步外，对访客常倾听对方的谈话，使脑子也多动。再有梁老穿衣较少，而且穿的都是几十年的旧衣服，所用手帕之类小物件他都自己亲手洗。梁老的被子很薄，冬天多盖一二床。他的床头加一挡风木板，以避免睡熟时受凉气侵袭。
还有一次，袁鸿寿与梁漱溟谈及喜怒哀乐问题，因为袁在“文革”前后受莫须有之委屈时，往往狂躁，愤不欲生，袁夫人常请梁漱溟来劝解。每次，梁老不谈客观原因，总是归结到一句结论：“不要对自己过不去。”袁鸿寿听到梁老极其平静的语调，如醍醐灌顶，心中的积怒涣然冰释。所以袁鸿寿认为梁漱溟是修养到最高层次的无我境界，已没有喜怒哀乐等凡夫的俗情。但出乎意料，梁老说：“我曾哭过两次，一次是在曹州，系由学生不听话所致；一次是陈铭枢出卖了李济深，使李被蒋介石软禁南京汤山温泉一段时间，我觉得太不应该，曾大哭一场。”
1985年春天，李渊庭和妻子阎秉华看望梁漱溟。闲谈中问到梁漱溟的年谱完成与否，梁说没有写出多少就搁下，已经多年未再编写。李渊庭表示，愿意和妻子阎秉华一道为老师编写年谱。梁漱溟听了说声“好”立即到卧室拿出许多手稿资料，交给李渊庭夫妇。
李渊庭、阎秉华抓紧时间，看过资料后开始编写，至1987年春夏之交，他们将编写的年谱稿送梁漱溟审阅批改。同年9月，李渊庭取回原稿，发现原稿上有多处梁漱溟修改的字迹，有增补和删节。
1988年1月14日，李渊庭、阎秉华将修改补充过的年谱再送梁漱溟审阅时，梁漱溟问：“写到哪一年？”李答：“写到1987年。”李、阎告辞时，梁漱溟亲自送他们到电梯旁。“我们一再劝他回屋休息，保姆赵大姐也劝他，他却不肯离去，炯炯有神的双目直望着我们，表示出惜别的深情。直到我们进入电梯，还看见老师站在那里望着我们。此情此景当时我就很感动，很难过”。
同年2月17日过春节，李渊庭去给梁漱溟拜年。李问到年谱，梁说：“看了些。”李问觉得怎样。梁说：“太密。”后来李渊庭听梁培宽说是嫌内容太多了。“我原也想删掉一些，但为了较详细地反映老师一生的思想变化和所经历的曲折道路，宁可详细些，不能失之过简呵！由于为梁老师编年谱，使我对梁老师的一生有了更深的了解，对他一生勤奋治学，为国奔波，关心民情，直言无畏的精神更为感佩”。
1991年，《梁漱溟先生年谱》终于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正式出版。1994年，李渊庭逝世。《梁漱溟先生年谱》的出版，为梁漱溟研究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获得好评。此后，阎秉华看到又有很多资料可以补充进“年谱”，为了更好地开展梁漱溟研究，让更多关心、研究梁漱溟的人了解更多更真实的情况，她不顾年迈多病，努力工作，以87岁高龄完成了对《梁漱溟先生年谱》的增订工作（2003年4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梁漱溟先生年谱》增订本），这对夫妇对老师的情谊令人感佩至深。
同样，梁漱溟对学生也是关心备至，爱护有加。李渊庭1950年4月被安排在全国政协工作。1953年梁漱溟受到批判时，上级曾动员李渊庭参加批判。李坚持认为梁漱溟没有反党，不予置理。1954年，梁漱溟的三个秘书陈亚三、黄艮庸、李渊庭被降级。其中，李被降七级工资，李告诉陈、黄两人，不要对梁老师说，以免他难过。1966年，“文革”时政协一“造反派”头头说李渊庭是临时工，收回李的工作证、公费医疗证；后来还要给李办退职，李拒绝，停发工资长达12年半。虽然1978年按照有关政策给李渊庭补发了工资，但却没有恢复到1953年时的工资级别。直到1986年，李渊庭夫妇才向政协领导申诉，要求恢复原来的待遇。信写好后，他们请梁漱溟过目，梁看了信心情沉重，非常诧异，此时他才知道，学生竟然多年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自己连累了学生。
梁漱溟仔细地看信，字斟句酌地修改，从上午10点，直到下午1点才看完，并吩咐李渊庭把信重新写好后再给他看看。李渊庭夫妇走后，梁漱溟写信给政协主席邓颖超等领导，请求解决李渊庭夫妇的问题。信曰：
邓颖超主席、列位副主席赐鉴：
我多年的老学生李渊庭是一九五0年周总理曾嘱我提出安排工作的五个人之一。现在关于他一直存在的待遇问题，敬请依据党的干部政策给予重新考虑，可否作为历史遗留下来问题之一，加以适当安排，俾副落实政策之旨，则非一人之私幸也。
以上所陈敬乞钧裁幸甚！专此布达顺祈谅察，恭致政祺！
梁漱溟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四日
艾恺的著述与采访后，各国学者想采访梁漱溟的越来越多。生于中国哈尔滨，曾30余次访问中国的苏联哲学家布罗夫，1985年冬再访北京时，与同来自南斯拉夫的研究生米列娜在谈话中谈起了梁漱溟，布罗夫说梁曾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米列娜说：“为什么曾经是……他还活着，我正在和他会面。”过了一段时间，布罗夫在与中国哲学史专家汤一介会面时，问起梁漱溟的情况。汤说梁漱溟很健康，布罗夫便说出想采访梁的想法。汤一介在纸上写下了梁漱溟的电话号码。布罗夫打通电话，正好是梁漱溟本人接的电话，问明来意，立刻同意说：“请您明日就来吧。”
第二天，布罗夫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梁家，本以为“自己将看到的是一位年老体衰的睿智老者，可迎接我的却是一位身体健康、清瘦矍铄的小老头……”两人交谈了两个小时，谈论的话题主要是儒学和佛教。按照梁漱溟的观点，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弟子，他对自己的弟子非常宽容，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谈话中，梁漱溟还回忆了印度思想家泰戈尔访问中国时两人的谈话。当时泰戈尔说，绝不能把儒家学说归列为宗教，孔子的话可以作为基本原理来利用，但他的学说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不是教义。梁漱溟还笑着向布罗夫讲述了他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才开始学习俄语，但没能学会。告别时，梁漱溟送给布罗夫一本1984年出版的新书《人心与人生》，并送布罗夫上电梯。
1987年5月，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亚洲研究室主任阿部洋研究员访问梁漱溟，讨论中日文化交流史与中国教育史有关问题。
同年12月5日，苏联东方学研究所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彼德罗夫斯基（中国名字德柳欣）拜访梁漱溟，说他在50年代担任苏联驻中国记者时期，与梁漱溟见过一面；又说，他们所里的一位研究生正在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翻译成俄文，出版后送与梁漱溟。梁漱溟取《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中国文化要义》三本书并题名送与彼德罗夫斯基。
牟小东回忆：1988年年初，他陪同美国加州大学社会学家杨午晴夫妇到木樨地22号楼看望梁漱溟。“初次见面，他那清癯面貌、矍铄精神以及有条理的谈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午晴代表海外的一些朋友祝梁漱溟福寿绵长，身体健康。梁漱溟将自己新出版的著作《我的努力与反省》赠给杨午晴和牟小东。“他从沙发上站起来，拿起送给我们的书要在扉页上题字盖章。我们唯恐他太劳累了，就建议让他孙子替他盖个图章就行了。而老人家执意不肯，他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地写了‘某某先生指正’，下面署上名并盖上章。这细微处体现了梁先生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
据李任夫回忆：李1987年北游最后一次见到梁漱溟时，梁对李说，美国有好几个大学要请他去讲学，梁感慨地说：“可惜我身体精神都不行了，如果在十年以前，我一定要去的。”
来访者中还有潜心佛学的年轻人。据梁培恕回忆：1987年秋天，来北京参加藏密学术讨论会的三个青年人（一男二女）来访，进入客厅，低声交换了一下意见，双手合掌毕，跪下，屈身，双手触地向前平伸，全身匍匐于地呈一字形，即常说的“五体投地”，如是者三次。这是源于古印度佛教致敬的礼节，依所示敬意程度，分为九等，这是等级最高的一种，我国藏传佛教采用。“如此地礼敬使我吃惊地退入门后。父亲没有还礼，他说，因为腰痛不能躬身，请原谅”。
1988年3月下旬，倾心佛学的女教师高琳领来一个上了两年大学，弃学出家的小和尚。“他显得很特别，年轻人的眼睛喜到处看，到了新地方更会如此，但是他全不看，他的心情是领取佛法，或许只是为了听到一种可以引领自己的声音。父亲也全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专一于对这很像自己的年轻人说话。只有一个话题，而且几乎只有一句话，反复重复地说：‘就是要发愿，发悲愿。’父亲的每说一句，小和尚都高声逐字重复一遍，好像唯恐遗漏。他们起初分宾主坐在两把藤椅上，不知何时两把椅子并到一起去了。如果心灵可以合并，那就是当时的情形”。
1984年秋，由著名学者冯友兰、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等几位教授发起，联合了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等单位及台、港和海外的数十位著名学者，决定创办一个民间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体--中国文化书院。旨在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梁漱溟被聘担任第一届院务委员会主席和发展基金会主席。
1985年3月，92岁高龄的梁漱溟为中国文化书院筹委会与九洲知识信息中心在北京举办的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讲学，主要讲“中国传统文化”。
请看当时的报道：
九十二岁高龄的梁漱溟先生，在两个人的左右搀扶下，坐到了“中国文化讲习班”的演讲席上。他的出现，紧紧吸引了会场几百人的视线。他六十多年来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引起了许许多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据说，在海外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中，他的影响似有超过胡适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