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官僚同宦官的矛盾更大了。官僚大都是世族地主，他们世代为官，经济基础雄厚，政治力量强大。如杨震四世为三公，袁安四世5人为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全国，权势倾天下。这些官僚集团以“清流”标榜自己，对宦官其门徒的“浊流”是看不起的。所谓“清流”是指以儒学为正宗，凭着孝廉、征辟、策对等正途做官。在这一点上，官僚和儒生的看法和利益是一致的，这是他们联合反对宦官的基础。官僚、儒生集团反对宦官的斗争方式，主要有上书苦谏、大造舆论、闹学潮、弹劾镇压等。
大造舆论。成千上万的太学生聚集在一起，交游的活动自然也就频繁起来。他们议论朝政，指斥宦官，太学变成了抨击宦官的舆论阵地。不仅如此，太学生还和各州郡的学生，甚至和官僚经常发生联系。据《党锢传序》载，官僚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儒生还利用风谣大造舆论。汉代风谣，其中包含着对某个人德行、学业所作的一种评价，它采用简短的韵语，上口易记。朝廷每年派人到各地采集风谣，以此作为选拔官吏的一个标准。官僚和儒生利用风谣品评人物，同宦官进行斗争，在当时叫“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往往能够左右乡里的舆论。因而也就影响到一个人的官运前程。他们对不畏权贵的人，如李膺、陈蕃、王畅的评价很高：“天下模楷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因此，“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闹学潮。以闹学潮的形式进行斗争，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早在我国东汉末期就出现了。冀州刺史朱穆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羽反遭报复，太学生为此愤愤不平。公元153年，刘陶率领数千名太学生，为搭救朱穆而掀起了一次学潮。他们向皇帝上书，痛斥宦官为虎狼，表示愿代朱穆受刑。迫于压力，桓帝释放了朱穆，公元162年，因为宦官诬陷对羌人作战有功的皇甫规，并把他下狱，又激怒了太学生。于是，张凤又率300多名太学生再次闹学潮，迫使桓帝赦免皇甫规。
官僚、儒生集团的斗争，给宦官以很大的威胁。因此，宦官集团寻机进行报复。公元166年，宦官集团对党人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迫害活动。其导火线是张成事件。方士张成与宦官来往密切，因事先知道朝廷将要大赦，故怂恿儿子杀人。当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却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的儿子处死。宦官乘机唆使张成的弟子宋脩上书，告发李膺交结太学，共为部党，诽谤朝廷。在宦官的怂恿下，桓帝下令捕李膺、范滂等200余人。宦官更是推波助澜，大肆制造冤狱，弄得朝野上下一片恐怖气氛。他们动用酷刑逼供牵引同党，企图一网打尽。“钩谓相牵引也”，所以，对这些党人也称“钩党”。第二年，桓帝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党人，但把李膺等人遣送还乡，“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史载：“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太学生把敢于同宦官进行斗争的知名人物，冠以“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称号。李膺被迫害之后，威信更高，被儒生誉为“八俊”之首。这无疑是对宦官集团的不满和蔑视。
3年以后，宦官又掀起了规模更大、株连更广、时间更长的对官僚、儒生的迫害活动，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宦官侯览在家乡任意残害百姓，督邮张俭上书弹劾，要求惩办侯览。但是，此书被侯览扣下，并指使人诬告张俭联络党人，图谋不轨。于是，灵帝下令讨捕张俭等人，宦官曹节趁机奏捕李膺、范滂等人，又流放、囚禁了六、七百人，后来又拘捕了太学生1千多人。公元176年，永昌太守曹鸾上书要求赦免党人，宦官认为这是替党人翻案。因此，先将曹鸾活活打死，然后又下令禁锢党人，株连亲属，把对党人的迫害活动推向了高潮。经过这场浩劫，天下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官僚、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这是一次企图改良的行动。面临宦官擅权的黑暗统治，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僚、儒生为了挽救社会危机，缓和阶级矛盾，提出了一些改革主张，在政治上坚决要把宦官赶出政治舞台，选拔清贤奉公之人；在经济上也提出一些改革主张。尽管收效甚微，但党人的作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作用的，应给予适当肯定。
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在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斗争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同情。在党人遭受迫害时，张俭逃亡，许多人为了保扩他的安全而全家被害，“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这一记载可能有所夸张，却反映出人们对宦官的愤怒和对党人的同情。
党人不畏强暴的精神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东汉末年宦官的暴政下，道德沦丧，士风败坏的现象特别严重。党人陈番、李膺、李云等都怀着忧国忧民之心，敢于冒死直谏，怒斥奸邪，翦除阉党的精神是可嘉的。所以，他们那种“杀身以求仁”的气节为历代人们所推崇。明末东林党人、复社成员反对宦官的斗争，就是受东汉党人斗争精神的鼓舞和影响的。
3、太学（国子学）发展：三国～清
清朝国子监
两汉以后，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或两者同时设立。
汉末丧乱，三国时魏、蜀、吴仍立学。晋武帝立国子学，自此既有太学，又有国子学。晋国子学隶属太学，祭酒只设国子祭酒一人，博士则分国子博士与太学博士。南朝太学，无废无常。北魏立太学。隋国子监（先称寺，继称学，炀帝定为监）所统有太学。唐制以国子监领太学等七学。太学掌教五品以上及郡公、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为生者。宋熙宁新政，分太学为上舍、内舍、外舍，确立太学生依年限等条件，由外舍升内舍，再升上舍，再经考核，定其出身并授官职。绍圣年间，一度废科举，专以三舍法取士。辽南京（今北京）学有南京太学之称。金亦有太学及太学博士。元、明、清只设国子学（国子监）。
北齐、唐、宋等朝代的太学，还设有助教协助博士施教。太学的学生，历代称谓不一，或称博士弟子，或唤太学生、诸生等。太学生入学的身分资格，历代不尽相同。唐代规定太学生限文武官员五品以上子孙、取事官五品的期亲，或三品的曾孙，以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宋代太学生须文武官八品以下的子弟及庶民之俊异者。太学的主要教材是经史，授“孔子之术，六艺之文”，以儒家五经作为基本教材。南宋时复有四书为教材，教授方法多取自修、讲授、讨论、解惑等。太学修业年限无统一规定，各朝学制亦不相同。但各都有一套考试、放假和管理制度。汉代还在中央政府设置“太常”作为兼管教育的长官，职司礼仪、选试博士、宗庙等事务。唐、宋两朝设教育行政机关国子监，总辖太学诸学。历代太学均制施各种规章制度，颁行学规，严禁各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行为。
汉末自董卓之乱，洛阳太学被毁，典策文章，竟共剖散。魏文帝曹丕黄初年间开始恢复，扫除太学灰碳，补石碑之缺，备博士19人，开始招收弟子。至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又以古文、篆、隶三体刊刻石经《尚书》、《春秋》二部，以供取正。太学生在魏明帝时增至1千余。时依汉制设五经策试之法，通过考试的可补掌故、太子舍人、郎中等。
至晋武帝时再次“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磷萃，远方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太学生达3千人（一说7千余人）。晋武帝曾三临太学并行大射礼，王公卿士、博士助教，并治礼掌故、弟子门人咸在列位。又设宴班飨，对学生的“勤学务礼，遵修旧典”大加赞赏。对学校各级官员，下及学生、乐工，厚施丰备。“人知所劝，宇承风，莫不景慕”。依《晋令》规定，试经及格者可拜郎中。并与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十月二十日立碑颂德，此即《三临辟雍碑》，太学再次发展进入高潮时期。
西晋时教育体制的重大变化，是为五品以上官僚子弟专设了国子学，形成了贵族与下层士人分途教育，国子学、太学并立的双轨制。
西晋灭亡后，太学复又被毁。东晋学校教育相当衰微。南朝则有所复兴，国子生多为士族高官子弟，称之“国胄”或“世胄”，可以经明经策试入仕。而太学则往往仅存博士而无生员。
十六国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亦曾设立太学以及四门学、郡国学、律学。生员身份有所限定，一般限公卿大臣子弟充当。然各政权兴废不定，学校也时设时罢。至北魏道武帝设立学校，称国子太学。后又别立太学（孝文帝迁都洛阳，重建之）。国子学一度改称中书学，后又改回。郡学也称太学。孝文帝、宣武帝时，又增设了四门小学，形成了国子学、太学、四门小学三学并立之制，博士达40人之多。由此，经术弥显，学业大盛，培养的人才也年年相逾。直到北魏分裂为东、西魏，太学在洛阳才告衰落。
南北朝后期至隋朝，又逐渐形成律学（习法令）、书学（习文字）、算学（习计数）三学。
唐代国子监，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学校的差别，与学生资荫（即父祖官爵）身份有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分别面向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僚子弟，律学、书学、算学则面向八品以下子弟及庶人。此外，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学习儒家经典，律学、书学、算学学生则学习专门技术。国子学生员300人，太学500人，四门学1300人，律学50人，书学、算学30人。入学年龄为14岁至19岁，律学则为18岁至25岁。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又在东都洛阳设立了一个国子监，与长安国子监合称“两监”。
国子监长官为国子祭酒，主持政务。下设司业为副，及丞（掌判监事）、主簿（掌印）、录事。诸学有博士、助教、典学、直讲等学官，掌教学。国子生、太学生、四门生入学后，要根据将来考进士科还是考明经而分科学习。所习儒家经典分为大中小三种，《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易经》、《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通五经者，大经皆通，余经各一；《孝经》、《论语》则都要掌握。这与进士、明经科的考试要求基本一致。学校每岁向礼部荐送参加科举考试者。如学业不佳而多年不堪荐送，或荐送后屡年落第，则往往要被学校解退除名。
唐代前期，进士及第而享文名者，大多由两监生徒出身。主考官在取舍中，也有意偏重生徒。时进士不由两监出身，则深以为耻。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天下举人皆补学校。但安史之乱后，由于政治混乱及财政困难，学校由盛入衰，生员不及旧日三、四分之一，太学、四门学的入学资格只好降低，生徒在应科举者中的比例亦大为减少。
宋代太学仍为最高学府，隶于国子监。宋初仅设国子监，学生名额甚少，且只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始以东京开封锡庆院兴办大学，招收内舍生200人，采用胡瑗的湖学法制订“太学令”。宋神宗赵顼时扩建太学，增加学生名额达2400人，设80斋，并重订太学条制，推行三舍法。宋徽宗赵佶时兴建辟雍作为外学，太学（包括辟雍）共招生3800人。同时废除科举，人材皆由学校选拔，太学达到极盛时期。南宋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在临安府重建太学，至宋末学生达1700多人。
宋代太学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学制。太学生从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中招收。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内舍生由太学供给饮食。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起，外舍生亦由太学给食。南宋时，外舍生入学，须纳“斋用钱”，方能在官厨就餐；贫者减半纳；内舍生和各斋长、斋谕免纳。
学生各习一经，随所属学官讲授。学生分成三等，即上舍、内舍、外舍。考核学生成绩和学生升等的制度，称“三舍法”，规定新生入外舍习读，经公试、私试合格，参考平日行艺，升补内舍。内舍生2年考试一次，考试成绩和当年公、私试分数校定皆达优等，为上等上舍生，即释褐授官；一优一平为中等上舍生，准予免礼部试；两平或一优一否为下等上舍生，准予免解试。上舍生不再参加公试。私试每月一次，由学官出题自考学生；公试每年一次，由朝廷降敕差官主持。学生分斋学习，每斋30人，屋5间、炉亭1间为全斋阅览和会议处，设斋长、斋谕各1人，负责督促和检查学生的行艺。
宋代学官与唐略同，然无助教、直讲，又增学正、学录、监书库、监厨官等。职员称学职或职事人，有前廊学录、学谕、直学等，大多由上舍生或内舍生担任，每月有俸钱。工人称斋仆、贴斋等，亦领“月给钱”。
宋代太学为统治者培养出大批官员和学者。随着理学的逐渐形成和政治斗争波澜起伏，太学还成为传播理学和各派政治力量竞争角逐的场所。一些太学生如陈东等人，曾上书言事，推动了抗金斗争。宋代太学制给后代以很大影响。
4、书院简史：唐～清
白鹿洞书院
嵩阳书院
书院一般就是指由民间设立，供个人读书、治学的地方，有专人主持。从宋朝开始，书院作为一种教育制度正式形成。而中央官府（如唐代中书省）设立的书院，只是用于收藏、校勘和整理图书的机构；此外，书院有时也指个人的书屋（如鲁迅的三味书屋）。
书院起源、萌芽于唐代，完备、兴盛于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史、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教育组织形式，从唐中叶到清末，经历了千年之久的办学历史，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教授方法、管理制度等教育模式，使源远流长的传统私学趋于成熟和完善。
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就是中国古代的“私立大学”。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私人书院最初为私人读书的书房。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设在遂宁县（今属四川）的张九宗书院，为较早的私人书院。官立书院初为官方修书、校书或偶尔为皇帝讲经的场所。唐玄宗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将宫廷里原有的乾元院改名为丽正修书院，十三年又改为集贤殿书院，置学士、直学士、侍读学士、修撰官，掌刊辑经籍、搜求遗书、辨明典章，以备顾问应对。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于五代末期基本形成，主要培养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