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早在19世纪就已经被西欧一些国家的经济学家所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他着重阐述的是：一个较晚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经济理论和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才能赶上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英国）。李斯特在经济学说史上是有贡献的，因为他对当时在经济学界占主流地位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了评价，认为古典经济学说对于当时德国这样一个后起的国家是不适用的。
尽管如此，发展经济学主要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当时发展经济学研究者探讨的问题围绕着农业社会如何向工业社会过渡，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和发挥作用等问题，特别是一些即将摆脱殖民地和附属国地位的亚洲、非洲国家，今后将如何走上工业化道路问题。中国的张培刚先生在这个领域内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撰写的著作，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被公认走在发展经济学的前沿。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后来又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道路从此也日益被国外所了解和重视。中国道路既是包括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在内的双重转型之路，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的实践使发展经济学研究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也为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和教训。实际上，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已经表明发展经济学由于中国经济学家集体的介入，而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这使中国经济学家集体深深感到自豪，因为有了中国经济学家这个集体，在最近30多年的争论、探索和参与实践的过程中，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内众多刊物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论文、调查报告、政策建议。其中发表于国外刊物上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正是有赖于中国经济学家集体的介入，发展经济学研究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国际发展经济学研究者们的视野才大大拓宽了。
下面，分三个方面来说明中国道路与发展经济学新进展之间的关系。
一、发展经济学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经济体制之争
发展中国家，不管是不是亚洲和非洲原来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它们新独立以后都希望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从而都会涉及经济体制转型问题，只不过在这些国家所涉及的是传统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不像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蒙古、越南等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
关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留待下一节再讨论。至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涉及的传统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体制的转型，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加以分析。
第一，在这些新独立的亚洲、非洲国家，这里所提到的传统经济体制，主要是指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并且在土地制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大体上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氏族共有，份地落实到农户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仍然是长老或头人掌权，他们依靠长老会议或头人会议行使权力。第二种形式是地主掌握土地，实行租佃制，即把土地分成小块，租给佃户耕种，佃户向地主缴纳的以实物地租为主。第三种形式是大地产制，即在此基础上实行种植园制度，或雇工进行生产，支付工资，或给雇工一小块土地，作为雇工养家糊口的生活来源，替代工资支付，而雇工则以替种植园服劳役为代价。这三种土地制度中，无论哪一种形式都使广大农户处于贫困状态，农民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或者是氏族共有的土地，或者是地主掌握的租佃制土地，或者是种植园主拥有的种植园土地）之上，很难摆脱这种束缚。
第二，在传统经济体制之下，尤其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土地制度之下，亚洲和非洲这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要走上工业化道路，是十分艰难的。这是因为，由于广大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又陷于贫困境地，所以工业化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如资本积累、劳动力充足供给、土地交易市场的形成、企业家队伍的成长等）都不存在，更不必说技术人才的涌现和产权保护法律的制定了。这就是说，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对传统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不变更传统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中根深蒂固的状况，它们是无法顺利进行工业化的。
第三，同样不容忽视的，是传统经济体制的背后存在着与传统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巨大影响。传统意识形态支配着社会各个阶层的思想和行动，如宿命论、等级观念、保守倾向、对家乡的留恋、逆来顺受的思维等等，使得人们普遍缺乏风险意识，不愿闯荡创业，从而陷入无所作为的困境。这几乎是亚洲和非洲那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下层社会的通病。
因此可以认为，国外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者们自始至终都把这些新独立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同传统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转变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是有充分依据的。这是他们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的确，脱离了体制之争，也就是脱离对传统经济体制特征的剖析，特别是对传统经济体制所造成的对工业化的阻碍的研究，很难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道路的研究中提出有价值的观点。
然而，这方面的研究还不足以解释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中的难题，包括难在何处，如何克服这种困难，如何走出一条新路——不同于新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所走的道路，等等。这是因为，对1979年以后的中国来说，中国的体制转型不是摆脱传统经济体制（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束缚，而是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中国道路就是发展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和体制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重叠在一起的双重转型的道路。
二、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实质上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发展经济学
要知道，计划经济体制的实施曾被看成是另一条走向工业化的道路，以区别于西方一些国家历来所遵循的通过市场化而实现的工业化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曾经被当作成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东欧一些国家，包括原来在市场化基础上工业已经有一定发展的民主德国、捷克、波兰等国家，也都转到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继续在工业化方面向前推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之所以接受了计划经济体制，不是偶然的。一是由于已有苏联的先例，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发展工业是可行的，这既能动员全国的人力、财力、物力迅速建立大型工业企业，实现工业化的理想，又能使农业走上计划经济体制下集体经济的道路。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中国处于西方主要国家抵制和封锁的状态，唯有已经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才同中国有较多往来。这正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没有其他的选择。三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铁路、通讯、重要的工矿企业多数是国有国营的，解放以后这些全被接收过来了，所以当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和国有国营的大工矿企业模式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确立下来了。
但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苏联式的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建成富裕强盛的工业化国家，是一条不成功的道路。资源利用率低下，企业效率差，短缺问题始终未能解决，农业集体化使农民依然处于贫穷境地，长期的城乡对立和工农业的不协调状态很难缓解，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病越来越明显……这一切导致了1978年中国开始的一场大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对中国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思想准备，从此使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什么是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独特的改革开放之路。说得更明确些，就是双重转型之路：发展转型，是发展经济学一直探讨和关注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体制转型，并不是发展经济学所研究的如何摆脱传统经济体制（前资本主义制度），如何从传统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等问题，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问题。这是发展经济学没有专门研究过的问题。中国经济学家集体在双重转型过程中的争论和共同探讨，为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之所以具有特色，因为要点不是摆脱传统经济体制（前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摆脱计划经济体制，方向也不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前提下，通过制度调整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传统经济体制（前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解体了，因此，除了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有传统经济体制影响的存在而外，它们已经不占经济的主流地位了。至于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以及偏僻的山区，虽然传统氏族社会的影响依然存在，但传统势力及其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已大大缩小。中国的体制转型主要在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方面。
怎样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而又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中国道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实践做出的最大贡献。回顾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我们不能不为中国的成就感到欣慰，因为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的信心更充沛了。
尽管中国道路还要继续走下去，现在距离双重转型的完成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对中国双重转型作出总结还为时过早，但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初步的判断：
第一，正如本书中一直强调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的重叠尤其重要，这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的影响比传统经济体制对经济的影响大得多。换句话说，一旦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它对经济的控制肯定是政治和经济合一的，广大农村和城市工商业都会按照政府严格的命令而改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农业组织和国有国营的企业模式，从而不易挣脱；传统经济体制（前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它也不可能对农村（更不必说城市了）有这样大的控制力。从而，亚洲和非洲的新独立国家要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一般是相对容易的，而在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则要困难得多。在中国的双重转型中，如果不是以体制转型为主，发展转型难以真正实现，即农业社会难以过渡到工业社会。
第二，正如本书第一章就已明确指出的，在中国这样已经确立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首先进行产权改革，无论城市和农村都应如此。在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发展转型，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却不像中国这样需要重新构造经济的微观基础，即先进行产权改革，通过产权的界定，明确产权的归属，把微观经济单位（包括企业和个人）改制为名副其实的市场主体。这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是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而在摆脱传统经济体制（前资本主义制度）后的发展中国家，却几乎不存在缺乏市场主体这样的问题，因为市场主体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会自然形成。
第三，走出传统经济体制（前资本主义制度），要想再退回传统经济体制，是不容易的。而挣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要想从已经走上的市场经济之路再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则要容易得多。这就是中国的体制转型与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体制转型（从传统经济体制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的一大区别。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区别？这与传统经济体制（前资本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区别有关。
要知道，在传统经济体制束缚下，人们或受到氏族社会的约束；或服从地主的支配，作为佃户，缴纳地租；或被限制在种植园内，充当雇工。他们一旦挣脱了传统经济体制，参加了市场活动，很少人愿意回去继续按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方式从事生产和过着受约束、受限制的生活。他们向往市场，并对参加市场活动的前景寄以希望。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情形却很不一样。以中国为例，不仅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政府意志的体现，是政府按原来的规划推行的，而且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支配着城乡居民的生产和生活，使人们产生了“路径依赖”，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了所谓的“制度惯性”。加之，多年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造成了一种习惯的舆论环境，仿佛只有实行和遵循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和生活才符合规范，离开了计划经济体制就等于背叛，等于离经叛道，走上了邪路。在改革前期，经济中只要发生了失业、通货膨胀、经济秩序紊乱等情况，一部分人就会说“还是计划经济好”、“这一系列问题都是背离了计划经济体系而带来的”，于是就会有“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呼声。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常见的。如果不是中央最高层制定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当时不是没有可能退回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经济学家都经历过这一过程，至今记忆犹新。
因此，在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方面，中国所面临的改革形势的艰巨性要远远大于亚洲和非洲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对传统经济体制（前资本主义制度）的摆脱。
三、中国道路最重要的经验在于：只有不断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让人民得到实惠，才能实现双重转型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探索的年代。中国经济学家集体介入了这场大讨论、大探索。这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因为在这以前，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学术界有过不少有关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的讨论，但他们对于如何使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从农业社会转为工业社会，却没有针对性的论述。原因可能是：他们没有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生活过，没有经历过大饥荒年份的苦难，没有到农村插过队，没有在垦区开过荒、种过田，没有深入到中国的底层社会体验过那种难忘的生活，一句话，他们对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根本不了解的，或者只是很肤浅地了解一些。这样，他们也就无法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对中国双重转型的深刻内涵和艰难曲折有亲身的体验。
中国经济学家既忘不了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和探索，更忘不了1992年春节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划时代意义，以及此后中国改革的推进、开放的扩大和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这以后的10多年，是改革深化和经济腾飞的年代。从此，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了，后退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以至于想把中国进程倒转的人再也掀不起大的风浪了。一代年轻的、生活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或在政界、高等学校、科研单位和企业中工作，或者出国留学而后又回到国内从事教学研究、政府部门工作的经济学家，也纷纷投身于实践中国双重转型的伟大事业之中。还有一批年轻人，从体制内转到了体制外，参加了民营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也成为既懂得中国国情，又有系统的经济理论训练，更具有实际经济工作经验的专家。他们加入了中国经济学家集体，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新生力量。而更多的、比上述这些人还要年轻得多的经济学探索者们，正在跃跃欲试，决心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中国双重转型的事业。
中国道路之所以为发展经济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拓宽了研究领域，与老经济学家、中年经济学家、更年轻的经济学家三代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谁为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做出了贡献？正是中国的老中青三代经济学家所构成的中国经济学家集体。改革开放道路上的继续探索，继续争论，继续提出新的建议，有他们的参与；使中国再也无法返回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同样有他们的贡献。
改革开放使广大人民得到了实惠，这是双重转型得以坚持的最有力的保证。以农民来说，20世纪80年代前期农业承包制的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兴起，使广大农民得到了稳产增产的好处，使农民可以吃饱了，使农民可以进入乡镇企业工作了，收入增加了，他们再也不愿回到人民公社时代。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中国的经济转入了快车道，农民工纷纷东进、南下、进城务工，尽管农民感到很累，很辛苦，但他们以亲身的经历感到有奔头了，他们再也不愿意回到被限制在狭小的农村中，过着没有希望、没有盼头的生活了。这就是对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最有力的支持。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闸门一打开，农民和一切愿意外出创业的人便像潮水一样，涌出闸门，势不可当。这就是双重转型之路，也就是中国道路。
然而，改善民生，提高人民收入水平，让所有的国民都能分享到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成果，是没有终点的。我们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既定目标，而不能急于求成。征途上仍有不少险阻需要跨越。我们也不能忽视“福利刚性”的存在。超越我们现实的发展阶段，不量力而行，只会给自己带来困难，甚至落入“福利陷阱”之中，不能自拔，以致后患无穷。西方某些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教训，对我们是有警示意义的。
永远不要抛弃中国历来就存在的，并且令中国人自豪的艰苦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精神以及诚信为本的精神。当初，客家人从中原南下，全依仗这些精神发挥作用，在广东、福建、江西这些炎热、潮湿的蛮荒之地扎下根来，并从这里走向全世界。清末民初，山东、河北移民，携老扶幼，闯关东，短短几十年内，东北的开发很快就初具规模了。山西人、陕西人、甘肃人的“走西口”，不也依靠这些精神，在短短几十年内把内蒙古西部开发成适合人民居住的地区吗？广东、福建人“下南洋”，浙江人“闯西欧”，不同样是依靠着上述这些精神吗？今天，双重转型仍在持续，“中国梦”正在实现过程中，缺少艰苦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精神以及诚信为本的精神，只可能使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停滞不前，甚至坠入陷阱之中。
如果说中国道路的实践，使中国人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增添了不少新内容、新经验，那么千万不要忘记，在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之后，仍然需要保持和发扬艰苦创业精神、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精神以及诚信为本的精神。这同样是中国道路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