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１６２７年８月，明熹宗病逝，其弟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与熹宗不同，朱由检少年立大志，一心想要恢复大明王朝昔日的辉煌。十七岁登基，便不动声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魏忠贤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当时民心为之大振，被誉为“神明自运，宗社再安”既而又下诏，撤罢各镇内大臣，以杜绝宦官乱政之门。在位十七年，一直是勤政理事，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史称“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无宴乐之事”。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立志勤勉治国的君主，最终却落得个国破人亡的悲惨下场。怪不得崇祯帝临死前还说：君非亡国之君，臣实为亡国之臣。真是至死也没明白，朱元璋打下来的江山，主要是坏在自己的性格猜忌多疑、不会用人这一点上。
在铲除魏忠贤之后，明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摆在崇祯帝面前的，也是明朝所面对的，有三大难题须解决：内忧、外患和选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选才用才了。做好这一件，整治好国家，就可以不怕内忧外患了。
魏忠贤的嫉贤妒能，使明朝人才大失，相当一部分大臣先后归附了后金。此时崇祯帝要做的应是选拔人才，委以重任。人才是选拔了，可惜不会使用人才，更别说收揽人心了。崇祯帝在位十七年，总共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史书上称其：败一战，杀一将。除袁崇焕之外，被杀的督师或总督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其中最突出也是损失最为惨重的，就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处死袁崇焕。
明朝大将袁崇焕戍守辽东，先后大败来犯的后金汗努尔哈赤及皇太极，取得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稳定了辽东防线，鼓舞了明朝军民抗击后金军的信心。后因遭阉党魏忠贤的诬陷，罢职归乡。崇祯帝继位后，起用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河北、山东的军事防务，并赐给袁崇焕一把尚方宝剑，给予他先斩后奏的大权。
然而，崇祯帝是一个好大喜功、刚愎自用而又生性多疑的人。当袁崇焕于次年六月用尚方宝剑杀了私通敌国、为非作歹、不听军令的总兵毛文龙之后，崇祯帝就开始对袁崇焕产生了怀疑。
１６２９年１０月，皇太极又率军南犯。由于畏惧山海关、锦州一带的袁崇焕，便绕道长城喜峰口入关，攻克遵化，直逼京师。袁崇焕闻讯，立即挥师入关，他自率几千名骑兵，昼夜急驰，抢先赶到北京城下，正遇后金军到，两军相峙，后金军不能战胜。
此时，魏忠贤余党以温体仁为首的一伙奸臣，乘机重弹“议和通敌”的老调，制造谣言，说袁崇焕“纵乱拥兵”与后金早有联络。这加剧了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怀疑，当袁崇焕因兵马疲劳而要求入城休息时，他断然予以拒绝。同时，他派大学士孙承宗驻扎通州，督理所有兵马。
皇太极获知明朝廷中的上述情况后，便决定施行反间计。正好有两个赴通州的传旨的太监，中途为后金俘虏。为此，皇太极故意引兵撤退，安排将这两宦官在军帐中看管，看管者则是明军降将高鸿中、鲍承先、宁先我三人。三人夜里窃窃私语，说后金大汗昨日单独出营同北京来的骑马者谈话很久，又说他们不愿与袁崇焕兵戎相见，袁崇焕大帅与大汗已定密约。两名太监偷听谈话之后逃跑，竟无人发觉，逃回京城，密告崇祯帝。
由于对袁崇焕疑心重重，当此危急之秋，崇祯帝竟不加思考，认定袁崇焕通敌。他马上以召袁崇焕议事为名，把袁崇焕逮捕下狱。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等人，为抗议朝廷逮捕主帅，自率部离京还宁远。身陷囹圄的袁崇焕时刻以国家安危的大局为重，在崇祯帝的恳请下，亲笔手书请祖大寿等全体官兵听从朝廷命令，团结一心，坚持抗金，决不能因为他个人生死而轻举妄动，千万不要危害抗金大业。祖大寿等全体官兵被袁崇焕的信感动得失声痛哭，当即挥师入关，期望能用奋勇杀敌之举来保全他们主帅的性命。
但是，一意孤行的崇祯帝在后金军撤离北京后，不顾广大明军将士的强烈呼声，竟在１６３０年8月16日，以“谋叛”的罪名，将袁崇焕残酷地杀害了。
崇祯帝制造了冤案，还自作聪明以为除了内患。天下正直者都知其冤。崇祯帝杀害袁崇焕，自毁“长城”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无论是对“内忧”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是“外患”皇太极的进攻，明皇室都没有了有力的抵抗。李自成起义军入北京时，太监曹化淳开门纳之，崇祯帝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入朝，最后上吊自杀于煤山。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如果崇祯帝不是疑心重重，不断变换任才标准；如果不是他刚愎自用，猜忌忠贞，而是对选拔的人才都能充分利用，那么，不只袁崇焕不会死，明朝的江山也很有可能持续下去。能够善用人才，大度收揽人心，那么明朝的内忧外患便会迎刃而解。崇祯帝自登基到自杀，虽然勤勉亲政，但十七年中却都没有学会善用人才，自然无法挽回明王朝本已倾颓的命运。
反观清皇太极，只要是明降将，一概委以重任。袁崇焕手下部将祖大寿投降又反，反后再降，最后也未被杀，最后终老于顺治十三年。看双方对待人才的态度，反差之大，明朝的败亡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