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比陈寿更早的史家著作之中，却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叫做毛遂自荐说。据三国时期魏人鱼豢所撰《魏略》之中记载：曹操在统一中国北方以后，荆州成为众矢之的，直接面临着曹操、孙权两个集团的军事威胁，荆州牧刘表又缺乏应对之策。这时，被曹操赶出中原地区的刘备驻扎在樊城，引起了诸葛亮的注意。为了使荆州免受战火的蹂躏，诸葛亮亲赴樊城去找刘备。见面的时候刘备正在会客，刘备见诸葛亮十分年轻，又素不相识，并没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就把诸葛亮晾在一边。等到会客结束，只剩下诸葛亮一人的时候，刘备还是不理不睬。正好有人送来了一支髦牛尾，刘备只顾自己用髦牛尾结毦（也就是编织饰物）。诸葛亮看到这番情景，不禁正色而言道：“我以为将军必定胸怀大志，想不到原来却只知道结毦而已。”刘备的注意力这才集中到诸葛亮的身上。经过一番交谈，刘备发现眼前的年轻人的确是与众不同，是一位难得的人才，于是把诸葛亮留为己用。
这就是最早的毛遂自荐的版本。除《魏略》一书之外，后来西晋司马彪在其著作《九州春秋》中也作过相同的记载，其中提到了和《魏略》大致内容差不多的故事。
上面的史实资料是不同的，到底哪个才是真的呢？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认为第一篇《出师表》比较可靠，毕竟它是诸葛亮手写的第一笔材料，陈寿的《三国志》也是照它的模式写的。当然也有少数人认为，正因为它是当事人写的，所以不排除诸葛亮有这种企图：故意歪曲他和刘备初次相遇的真相，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美化自己的形象，反正那时候当事人除了诸葛亮之外，刘关张都死了，死无对证。不过从历史角度来看，后者几乎是没有根据的，诸葛亮作为千古一相，思想还没有堕落到那一步。但是《魏略》所言也并不是从民间偏听偏信的无知妄言，而且所说的也符合当时刘备和诸葛亮的日常性格和行为举止。到底哪一种观点才是历史的真相呢？究竟是三顾茅庐还是毛遂自荐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分析诸葛亮为什么要说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这就要从诸葛亮谈起，《出师表》是诸葛亮在北伐之前向后主刘禅上的表。首先应该申明的是，诸葛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这是史书一致认定，并且是千古无争议的事实。政治斗争有多激烈，非平常人能知晓，只不过诸葛亮的手段比较高明罢了，曾经有明眼人一针见血指出其是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像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力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也都是这样的。他不愿别人与自己分享权利，被他打压的人才是非常多的。
他对刘禅说三顾，无非是加重他的政治砝码，拿出刘备来压一下刘禅，抬高一下自己，为以后好排除异己，因为在刘备托孤时，李严的地位并不亚于他。用好听一点的话说，就是让刘禅听他的话。
从这里可以看出，三顾之说乃是诸葛亮在政治斗争中所玩的把戏，在那样一个血雨腥风的政治斗争环境中，这点小把戏实不为过，这正是诸葛亮聪明高明的地方，这时提出三顾实在是高，后人都不得不敬佩，这就是因为那时蜀中无人可考，不得不信。
其实，与其说三顾之说出于陈寿的《三国志》，还不如说是出于诸葛亮的《出师表》，因为陈寿也是根据此来断定刘备曾经三顾茅庐，力排其它言论，因为他不会去怀疑诸葛亮，不敢去怀疑他的人品。后人也是这样。所以三顾茅庐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被当作求贤若渴、尊重人才的典范。但为什么会与其它史料以及相关记载大相径庭呢？
仅《三国志》记载这件事的真实性就大有可推敲之处。陈寿著时，已三分归晋，其原本是蜀人，正好蜀国又没有设史官（为什么不设先不讨论），这就导致了编蜀传无直接史料可参考，其五虎上将字数之少就是明证，这也不怪他——巧妇难做无米之炊。堂堂《出师表》在，陈寿是不可能回避的，诸葛亮自己说的，他不敢不信，也不敢不这么写，不然的话，就会被家乡父老骂死。这个时候，能够证明是否有三顾的人都已死光。公元207年（建安十二年）三顾，陈寿编《三国志》在公元280年之后。
应特别指出的是，三顾之说仅是陈寿一家之言（即诸葛亮之言），其他史料再无相同记载，只有其明显不同记载。而且，极有说服力证明无三顾之说的是：纵览整个三国史料以及相关历史人物，竟无一人提到刘备三顾于诸葛亮，这个被后世尊为典范之事迹在三国时代竟无人提起，从现在的角度看来，是无法想象的。贵为左将军的人三次去拜访一个山野村夫，在当时居然没引起轰动效应，这是不太可能的。想那刘备托孤还被曹魏称颂（托后人时还提到“偏邦尚且如此，何况大国乎”），三顾茅庐这样的美谈没一人提起过，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无此美谈。
假如按照陈寿的说法，是刘备去见诸葛亮，一共跑了三趟才见到他，而且之前从没有见过面。然而，按诸葛亮的说法，是刘备曾经到诸葛亮住的地方，向他询问一些国家大事。
这样，就出现了三个问题：一是刘备到诸葛亮的地方去了三次，其中前两次见到诸葛亮没有？二是在三顾茅庐之前，刘备见过诸葛亮没有？还有这个“三”，在古意并不是确数，而是约数，就像“士别三日”中的“三”一样，是个大概的数，那刘备到底与诸葛亮见了几次面呢？
我们之所以说《三国志》不比别的史书，就是因为它对三国内容的描写并不单单是枯燥乏味的记叙性的描写，而是加进了一些想象，使文字变得十分生动、耐看。再加上蜀国遗留下来的资料有限，陈寿在编写《三国志》的时候就多加些想象和附加成分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如此，不管是刘备寻访人才，自当伯乐找千里马也好，也不管诸葛亮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效仿毛遂自荐求见刘备也好，这些都是历史的想象了。这里，我们也不妨来想象一下：
当时，诸葛亮学到了一身的本事，想“货予帝王家”，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主子。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他主动去樊城找刘备，但是刘备看不起他一个年轻小子。于是诸葛亮找了个机会和刘备单独交谈，让刘备发现了他是个大人才。那次谈完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直接留在刘备军营中，而是返回隆中自家的茅庐去了。为什么呢？一来是自己对刘备了解不深，不敢贸然“以身相许”，另一方面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待价而沽”。两人就这样初次相识了，之后两人又你来我往多次见面，有时是专程拜访，有时是因别的事而顺道走访。经过多次的沟通和交流，最后诸葛亮同意加入刘备帐下，开始了自己的仕途之路。
这样的说法，并没有违反诸葛亮的《出师表》的言语，也没有违背《魏略》、《九州春秋》的说法。真正的历史通常是平淡的，并无任何出奇之处。历史不是小说，不是为了引起听众和观众的兴趣。但对于写历史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他必须对真实的历史加以剪裁，哪些该写，哪些不该写，哪些详写，哪些略写，哪些要正面写，哪些要反面写等等，都需要他们精心安排。而剪裁安排历史的标尺和准绳，便取决于史书作者头脑里的思想观念了。
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诸葛亮隐居隆中，一面学习，一面关心天下形势，与好友谈论国事，这一切表明，诸葛亮是不甘心寂寞的，他要结束天下分裂，军阀混战的局面，干出一番辉煌事业。他之所以隐居在隆中，就是为了物色他的“明主”。当时的曹操，无论从地位，还是从才华、势力上看，无疑是群雄中的佼佼者，但他手下人才济济：荀彧、郭嘉、荀攸、程昱、毛介、崔谈等都是一流的谋士（平心而论，荀彧的才华智谋，并不比诸葛亮差），曹操本身就是一代鬼才。如果诸葛亮投靠曹操，要在他们之中脱颖而出，成为高参，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吗？
而江东的孙权，同样有一批相当出色的人才：周瑜、鲁肃、张昭等；而孙权国力有限，自保尚可，根本无力也无志向平定天下。
刘表、刘璋等人更不用说，投靠他们，只会成为第二个陈宫。终于，他看中了刘备。刘备是皇室之后，打出的“兴汉”旗号，虽然没有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但毕竟相对于其他的诸侯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在正统观念相当强烈的东汉后期。而刘备本人就是一位人杰，他十几年来的成功与失败的经历，给了他相当丰富的经验，这也是刘备比一般诸侯更渴求杰出人才的原因。当时刘备手下只是有一些关羽张飞赵云等有名的勇将，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谋士。因此诸葛亮在认准刘备后，便把握时机，上门“推销”自己。然而，这位被曹操称为英雄的刘备并不认识诸葛亮，也没有注意到这位自比管乐的人才。诸葛亮提出建议，刘备听后，认为“有英略”，加上司马徽等人的举荐，就决定请他出山。“凡三往，乃见”也就成了顺理成章之事了。后来，诸葛亮就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得到刘备的重用，最终成为一代名相。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讲，从诸葛亮终生积极进取的性格看，日夜耕读，研究天下形势，时机成熟，看准好主子，“北行见备”应该是可信的。
当时，诸葛亮也不过是个二十七岁的青年，而刘备是一个非常有声望的政治家，怎么可能对诸葛亮那样低三下四呢？当时，刘备正面临着曹操几十万南征大军的威胁，《隆中对》对燃眉之急的现实问题不提，是不合乎情理的。同时，刘备初见诸葛亮，不会安排现场记录。所谓《隆中对》，很可能是后人为了附会《出师表》中的三顾茅庐之说而加以杜撰的。况且正史上也没有《隆中对》之说。从《隆中对》来说，也不大可能是刘备三顾时说，《隆中对》之内容乃最高军事机密，岂有随随便便一字不漏让天下尽知，从当时危如垒卵的形势来看要高度保密。
郭嘉初见曹操时与之论天下大事，以郭嘉之奇智，其高论不会次于《隆中对》，但后人却一字不知，只有曹操知道：能使我安天下者，必此人。想一想，是何等高论才会使曹操如此欣赏。这才是真正的会面拜访，外界一无所知，这才是事实。三顾之说纯粹是小说中所撰写的，也只有在小说中才会有这样的情节，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然而，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优秀文化来讲，是需要三顾茅庐这样的故事的，肯定这个事迹有着很多现实的进步积极意义。在文学艺术中是不朽的经典，在老百姓中是个不老的传说。
从更深远广大、更高境界来说，三顾茅庐是永远不可能被否定的，不管历史中是否有，其故事本身都会永放光芒。
赤壁之战真的是火攻取胜？
赤壁之战，是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曹操缘何败绩？
过去学术界一直都说是孙、刘联军采用“火攻”策略的结果。
赤壁之战中，曹操拥有绝对优势兵力，之所以被彻底击溃的主要原因何在？到底是不是火攻的原因？很值得探索。
按周瑜在战前已指出曹军的不利条件：一是曹操占有的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二是曹军“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本非中国（按此指中原而言——引者）所长；三是正当东吴军发起火攻时，大冬天突然刮起东南大风，风助火威，正好烧了处于江北的兵船。四是彼时正值“盛寒”，战马无草料，必然会成群饿毙。五是北方士兵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传染疾病云云。而裴注引《江表传》，还记有周瑜曾向孙权指出曹操南征刘表之军，“已久疲”，而他收编的刘表旧部“尚怀狐疑”之说。这就可见：曹操是“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以上都是处于绝对优势的曹军反而被处于劣势的孙、刘联军打败的原因。
看来，周瑜之所以在赤壁之战中取胜，并非全因火攻，一些不利条件以及自然因素乃至天灾，也是导致曹操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风。虽然那场东南风只是一次偶然的天气现象，但周瑜把握住了这一天赐良机，这不能不说是赤壁大战胜利的重要原因。
再加上雾，更是天助周瑜也。《英雄记》云：“曹公赤壁败，行至云梦大泽中，遇大雾，迷失道路。”这虽然不是直接的原因，但也给曹军造成了不利。
最后，就是天灾。在《三国志·魏书·武帝本纪》中，并没有提到赤壁之战中孙、刘采用火攻之事。其中有一段对著名的赤壁之战的描述引起现代学者的注意。
“建安十三年，秋八月。公南征刘表……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这段描述揭开了曹军惨败的真实谜底，那不是诸葛孔明与江东周郎的神机妙算，而是一场在曹军中突然爆发的严重瘟疫。
《三国志·周瑜传》云：“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没等交战，就已病倒，当然只有败退。《三国志·武帝纪》云：“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不仅病了，而且还死了不少，这就更说明这次疾疫是这次失败的重要原因。《三国志·先主传》、《吴主传》也有类似的记载。
《三国志》中另一处记曹操给孙权的书中亦云：“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是曹操有意掩盖这次战斗败绩的原因，还是由于疾病的关系，引军自还呢？
这都说明，曹军患有疾病，那么曹军究竟患的是什么疫病呢？
现代学者经过仔细研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在曹军中爆发的瘟疫会不会就是可怕的血吸虫病呢？
近年来，学术界把这个问题挑开了。李友松的《曹操兵败赤壁与血吸虫病关系之探讨》一文在1981年第11卷第2期的《中华医史杂志》上发表，指出曹操赤壁之战兵败的原因是“疾病”——急性血吸虫病。
一、根据历史记载以及近代科学研究，证明血吸虫病是我国一种古老的疾病。《周易》卦象“山风蛊”以及7世纪初叶的《诸病源候论》中已有类似的记载与描述；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其肠壁和肝脏组织都发现有血吸虫虫卵，说明当时血吸虫病已相当流行，连軑侯之妻这样的贵妇人也难以幸免。而赤壁之战的战场正好是当时血吸虫病严重流行的地区。
二、从时间上来看，赤壁之战又正好赶上血吸虫病的感染季节。赤壁之战虽然发生在冬天，但曹军转徙训练都是在秋天进行的，而这正是血吸虫病的易感季节。在赤壁之战前，曹操的水军就染上血吸虫病，经过一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发病了，才导致大战时疲病交加，不堪一击。
三、从地理环境来看，赤壁之战的古战场，大多是在今天湖南湖北两省严重的血吸虫病流行区，这些地方河网交织，水草杂生，具备血吸虫繁衍流行的最佳条件，从预防意识来看，来自北方的曹军不知道血吸虫病的厉害，比起孙刘联军来更容易被疫水感染。
